放眼最近的未來，他寫道：「普京和特朗普在圍剿中或許失敗或許死亡，也是悲壯的失敗，永生的死亡。」
關於烏克蘭，程凱的見解是：
……二戰期間，烏克蘭民族武裝配合德國入侵蘇聯與蘇軍作戰，烏克蘭30多年前獨立後，搗毀了境內所有二戰反法西斯戰爭的紀念牆、紀念碑、紀念雕像。很多人以為烏克蘭是在2014年以後才有新納粹，實際上烏克蘭自尤先科出任總統以來，除去短暫的亞努科維奇時期，官方一直給二戰德國納粹合作者班德拉翻案。2010年，尤先科簽署命令授予班德拉「烏克蘭英雄」稱號，這是烏克蘭政府在國家層面肯定納粹。2014年廣場革命以後，烏克蘭當局對班德拉的吹捧美化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2016年，烏當局重塑其武裝部隊，要軍人認班德拉為宗師。獨立後的烏克蘭，把當年蘇聯在烏克蘭製造的大批先進武器，包括瓦良格號航母、蘇凱35殲擊機，低價賣給中國，把製造這些武器的數千張圖紙無償贈予中國，使得中國的軍備與軍事技術一下子提高了20年。獨立後的烏克蘭，歷任總統都是把國家資產據為己有的巨貪，美國總統拜登之子亨特和拜登本人攪進烏克蘭權貴貪腐的渾水中；拜登不顧美國民生艱困花巨額納稅人的錢支持烏克蘭，令人懷疑他有不讓亨特和自己與烏克蘭權貴的貓膩落入普京之手的目的。近些年烏克蘭要求加入北約，蓄意引北約東進，逼近俄羅斯家門口，普京不得不出手。……
「知道得越少，相信得越多」，這句名言是針對主流媒體的灌輸而言的。我在美國做職業記者近四分之一世紀，對各類信息有職業性的嗅覺，對輿論環境的質量有近乎本能的體察，對重大問題和公共定見，哪怕主流洶湧的結論，也不敢從眾而寧肯獨立調查、深入追究，再謹慎確認。關於程凱所議上述話題，我可以補充更多資訊和事實，大都政治不正確。我不完全贊同他此議中的全部結論，我也不會在這篇紀念文章中對程凱這些見解做是非判斷，我想指出的是，程凱的論述方式顯而易見基於他所看到的相關信息。假使能夠確認這些信息屬實，就難以駁倒他關於「普京和川普是當今世界保守主義陣營的領袖」和「烏克蘭是歐洲最邪惡的國家」的結論。反之，若要推倒這個結論，需要證偽他指出的這些信息，並提出相反的真實的信息。
「覺醒運動」導致的「政治正確」，帶來新聞界對社會現象的選擇性失明，他們甚至對各種信息進行改寫，如美化浪跡街頭的無家可歸者、掩蓋嚴格控搶導致槍擊案增加的事實、把黑人貧困歸咎於種族主義、掩蓋黑人高犯罪率、降低男同性戀和黑人以及西班牙裔愛滋病感染者的比例、醜化企業家等。這種現象已不新鮮，美國國寶級黑人學者湯瑪斯•索威爾甚至寫了一本專著，其中舉證大量被遮蓋、忽略、失明或被扭曲的事實，反省知識人的社會責任。凡此種種，約瑟夫•熊彼得總結說，「一個人為他的理想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撒謊」；托馬斯•索威爾客氣些，他說：「當一個故事符合構想時，媒體人並不總是能夠發現檢驗其是否也符合事實的必要性。」所以，他們其實用不着撒謊，只要過濾掉他們不喜歡的事實就行。這種對「理想主義」也就是心中定論的捍衛，導致「電視屏幕上所播映的經過過濾的信息，塑造出我們當今時代的模樣」。
然而真相才是我們時代的真實模樣。真相是抵達任何目的地的唯一途徑。真相也是其他價值（或原則）生成的土壤。追求真相，在我們的時代乃是最高道德，指出這一原則的古今大學者不在少數，踐行這一最高道德的知識人和記者，也並未因「政治正確」大行其道而完全消失。近十幾年來，隨着「政治正確」的逐步深化，美歐世界湧現出一些忠於事實的知識人，如職業記者塔克•卡爾森、廣播專家丹尼斯•普里格、胡佛研究所學者維克特•漢森、耶魯法學教授傑德•魯賓菲爾德、俄羅斯出生的電腦工程師和博客萊克斯•弗里德曼、前澳大利亞副總理約翰•安德森、英國記者和作家皮爾斯•摩根、聯合國前武器檢查官斯哥特•萊特、「真理部項目」創始人詹姆斯•奧基夫、加拿大腫瘤醫生威廉姆•馬凱斯等等。他們都意識到自己並非全知全能，都因此「想了解世界上發生了什麼，想知道什麼是真的什麼是假的，想要辨別真相和謊言」（塔克語，引自「未經審查的皮爾斯•摩根」2025年1月29日），都因此自願承擔起調查事實，探索真相的責任，他們的工作平衡著「覺醒主義」和「政治正確」一邊倒的輿論環境。流亡美國的程凱本質上屬於這個行列。
美國是程凱的避難地和理想國，來自奴役之地，落腳自由之邦，他比任何本地人都清楚美國的正統價值，都希望這座世界自由燈塔長明不滅，都有動機，美好的動機，為維持這個「理想」而過濾不利信息。但是他拒絕為捍衛理想而昧於事實，他拒絕把理想當作教條來信奉，他拒絕滿足自己的情感需要而放棄追查真相。從本土到流亡，從1989天安門民主運動到2020年總統大選再到2022年烏俄戰爭，從黨報總編到自由媒體特約記者、撰稿人或自由撰稿人，他的一些反主流的觀點，其立論建立在他看到的事實真相基礎上。這些事實，主流媒體大都諱莫如深。他的結論未必準確，但是他和當代那些探尋真相的人們一樣，一直走在從蘇格拉底到索贊尼辛這類求真相、說真話的往聖先賢的道路上。
人格衿式：勇敢持定
在極權國家，真相往往與「正確」背道而馳；在自由社會的一些特殊時期，真相與某些「正確」也並不總是一致。而「在一個欺騙的時代，說真話是一種革命行為。」之所以說真話成為一種革命行為，是因為「老大哥時刻盯着你」（奧威爾語）。無論面對謊言的橫行霸道，還是面對被欽定為唯一標準的「政治正確」，要把追尋真相這個最高道德行為進行到底，需要勇氣。勇氣是求真的保證，是敢於政治不正確而犯眾怒的力量。程凱的勇氣不同凡響。
回首大陸，他主持的《海南日報》對1989年北京學運的報導，是在刀叢中起舞，有五步濺血之虞。報紙既要傳達真相，又要防止冒進而自殺；既要表達民意，又要刊登新華社電訊，程凱為此壓力山大，他說：「我不是賭徒。整個89民運期間，我所主持的《海南日報》，所有版面，都是經過審時度勢後安排的。」整個過程中，他一直在等候頭上把利劍落下。焦慮加上操勞，僅四十天，他的心臟、腸胃兩疾就加劇了。
5月27號，海南省委見高層改革派大勢已去，召開大會，明確表態，支持北京戒嚴、譴責趙紫陽，宣佈了程凱的錯誤、譴責他帶領《海南日報》背離省委領導。程凱知道他的時間不多了，30號，趁還在職，他召集報社編輯記者會，確認該報目前方向，表態日後無論發生什麼，自己絕不後悔。至於總結經驗教訓，他公然聲明：「還是等待歷史裁決吧。」
大丈夫計利要計天下利，真君子求名當求萬古名，程凱頂風而上，勇氣還不止於此。海南省委下發正式文件：程凱被責令停職檢查「動亂」期間的嚴重錯誤，報社被派駐檢查工作組。利劍終於落下，程凱沒有躲閃，反而包攬全部責任。他直接告訴單獨召見他的省委書記許士傑：他接受省委的審查，《海南日報》在八九六四期間所作所為和所發生的一切及其後果，責任全部他一人承擔，與報社其他人，包括處理版面的編輯和採訪記者均無關。為了確保部下同仁安全，他還說，與省委也無關。程凱回憶說，這是他與省委書記之間的一場交易：如果許書記和省委不保證不追查報社任何其他人，那麼程凱就會把責任推到許書記身上，「滅頂之災就立刻會降臨到他頭上」。這位海南省委書記爽快地答應了程凱的要求。而程凱在後來的審查中只談自己，不涉他人。就這樣，在追查和清算降臨的時候，程凱鐵肩擔道義，扛住那把利劍，保護了自己手下全體同仁。在全國整頓的恐怖中，這份報紙「所有編輯、記者照常工作」，不僅免遭處罰，「幾位參與處理版面的編輯後來還得到升。
六月四日以後，大搜捕行動在全面展開，中國一片蕭殺之氣。各地機關廠礦單位學校整肅開始了，人人過關，新聞界、文化界、知識界成了重災區。程凱拒絕同仁、友人出國避難的勸告。當時他已病倒住院，竭力抑制紛亂的思緒，只盼早日康復，以便承受劫難。
7月中旬，程凱被勒令出院接受審查，在海南省兩位處長「陪同」下，從深圳醫院回到海口。其時，省委書記省許士傑和省長梁湘已被中央專機送抵北京，書記許士傑揭發省長梁湘，將《海南日報》問題推脫乾淨。結果是，書記返回崗位繼續任職，省長就地關押京郊西山，飽受折磨三個月後，押回海南繼續關押。程凱的問題隨之升級，審問機構是中央監察部和中紀委，審問者是監察部長蔚健行和中紀委華南組組長張氏。程凱被要求揭發省長梁湘。對程凱來說，這是逃避責任而自保的良機，但是程凱拒絕落井下石。他直接告訴逼問他的監察部長蔚健行：「梁湘是個好幹部，我沒有什麼要揭發的。」再問還是那一句：「如果你們一定要我揭發，我只能說他的好話。」
他同時拒絕承認自己的「錯誤」，聲稱自己「是按照自己所理解的黨性原則和人民原則辦報的」，「看不出自己有什麼錯。」蔚健行警告程凱：你這樣頑抗要「想想自己的後果」。程凱不受威脅，把這番奉勸還贈了回去，而且還贈得有力、有理、有底蘊，他說：「蔚部長，我倒想奉勸你幾句話：你曾經是胡耀邦時代的組織部長，為平反冤、假、錯案做過許多工作。你應該珍惜自己，不要製造新的冤、假、錯案。」
七寸之痛。蔚健行聞言怒而拍案，程凱則起身拂袖而去。沒走成，被中紀委組長拉了回來。
此番對峙後果嚴重，當晚程凱被責令端正態度、深刻檢查，有事外出須經批准。10月下旬，程凱被正式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繼續受審。12月底，程凱被取消重新登記資格。清除出黨。蔚健行先生則後來晉升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這一官位升降、前途反差之別，反而提升了程凱的榮譽感，他回憶說，「我為我能怒懟這樣一位大人物而感到榮幸。」
流亡美國，程凱觀察感受現實、憑事實針對美國現象和國際事務發言，也遭遇了迫害的企圖。「政治正確」是一種教條，在中國，它是權力集團意識形態的教條，在美國，是左翼知識分子自我聖化的產品，關於後者，索威爾在其《知識分子與社會》一書中有詳盡而清晰的描述。這些年，這種「聖化」更演進為「覺醒主義」（Wokenism）教條及其運動。有論者認為它是上世紀六十年代「文化馬克思主義」的翻版，更多人認為它是上個世紀強調階級、種族、性別身份的沿襲，帶有斯大林、毛澤東或雅各賓派色彩。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學者維克特·漢森指出，無論這種主義從何演化而來，它是一種「殘酷而危險的邪教教條」，其自然邏輯是摧毀所有男女、種族，甚至所有年齡段的人的生活，行使一種原本行不通的意識形態議程。它通過媒體煽動對川普的仇恨，或美化拜登帶來的災難，撕裂社會人群為敵友。漢森指出，覺醒運動源自幼稚，或烏托邦幻想，或蓄意的卑鄙，導致美國眾多人群受害。美國左翼精英製造了一個奧威爾式的世界。漢森提供的近距離的、具體的圖景，實非遠觀可以感受，更不是只要堅持「美國例外論」觀點就可以辨析的。
「覺醒主義」作為一種種族主義或性別主義的意識形態，近年來逐步佔領了學界、教育界、行政界、金融界、科技界，在決策者的推動下，一度成為「政治正確」，成為社會的主流意識。在這個追求「正確」的世界，任何人若在重大問題上持反主流觀點，將會聲名狼藉，成為「國家公敵」、「人民公敵」甚至「世界公敵」，重者還會遭到司法處罰。這些年美國各界諸多異議人士的遭遇證明了這一點，本文前述提及的那些逆主流觀點而行的有影響的美國人中，很多都有類似的遭遇，其中一些至今在公眾領域被主流輿論所黑。在一種從眾的世俗潮流里，在追求「正確」的社會，做一個真相的探索者和傳播者，必須具備敢為天下先、不懼千夫指的勇氣。
程凱追索真相，按照核實過的信息說話行事的勇氣伴隨他一生。我們已經看到在中國1989年那個特殊時期，他承受打壓而堅持傳播真相的勇氣。這無疑是他的職業道德和性格特色。流亡海外，他的這一優勢沒有改變。面對自己熱愛的偉大國家近年來出現的另一種的現實，一種被主流媒體掩蓋、被DEI（多元、平等、包容）口號包裝的異象，他依然以事實發言。這無疑冒被審查和迫害的風險，美國諸多有影響的異議人士的遭遇已經證明了這一點，程凱果然遭遇了剝奪其發言權的企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