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那是四個小隊的右派集中在一起，奮戰在「人工湖」的日子。午休時刻，我看他坐在樹陰下喝水，便也拿着一隻喝水杯子走到他的身旁，詢問這個傳說的可信性。他看了看我，只回答了這麼幾句話：「這是謬傳，世界上有各種各樣的愚人，但沒有一個人願意進監獄的。你們小隊的張永賢，與我是同學，你問他就一切都清楚了。」
張永賢與我同住在一個監號，我向他垂詢其事時，他對我說起了孫本喬進局子的經過。他說：「孫本喬是個十分聰慧的人，在學校時就智商過人。1957年馬失前蹄後，與我一起在清河制呢廠勞動改造。當時我們的活兒非常之輕，天天乾的是把新疆羊毛分成一、二、三類，以供制呢時使用。按說這類活兒，男人是干不過女人的；但是讓我吃驚的是，他的那雙手很巧，每天他分揀的羊毛數量，總是超過了車間的女工，不僅我吃驚，連車間女工也覺得不可思議。為此。在那段日子裏，他經常受到車間頭頭的表揚。」除此之外，在張永賢的心中，孫本喬還是書蟲子。在清河制呢廠改造時，廠里每月發給被監督勞動的右派18元錢生活費，他竟然拿出16元錢，在書店裏買了一套四卷本的法國文學名著《約翰·克里斯朵夫》。為此，他不得不常常勒緊肚皮，吃稀粥吃鹹菜。孫本喬本來就長得單薄瘦弱，還要節衣縮食買書，身體越來越糟。後來，監督勞動的項目不再是分揀羊毛，而是讓右派分子去遠郊琉璃河水泥廠扛運沉重的水泥，他因扛不動那幾十公斤重的水泥袋子，不得不向領導提出身體適應不了，要求改換工種時，一頂「罷工」的帽子，便落在了他的頭上。先是讓同類們對他進行批判，孫本喬不服據理力爭，結果是爭到大牆裏來了。除他之外，凡是以人道情懷同情孫本喬的右派，也同孫本喬的命運一樣，被公安人員押解着離開清河制呢廠，送到囚瓮里來了——張永賢就是其中的一個。
聽了張的這番話，我理解「自投囚瓮」的含義了：孫本喬並非真正「罷工」，只是因其勞動強度，超出了他的體能負荷，便鋼印一蓋按罷工論處，關進局子裏來了。此為孫本喬的軼事之一。其軼事之二，則不是來自張永賢的陳述，而是我親自目睹：在周日勞改隊歇工的日子，從我對面監號里，常常聽到「當頭炮」「車沉底」的吆喝聲。起初我認為是勞改號們在用棋盤解煩，因為勞改犯的生活非常枯燥，除了鐵鍬和籮筐之外，沒有用以精神解脫的東西，下上一盤棋，並在行棋之間喊上兩嗓子，宣洩一下愁楚心境，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因而並沒引起我的注意。但是有一次我去找王同竹，走進他們的監舍一看，「楚河漢界」之戰的口號聲，雖然依然此起彼伏，但是卻看不見棋子和棋盤。我詢問王同竹說：
「這是演繹孫子兵法，還是排練《劉三姐》的對歌？」
他笑而不答，讓我猜猜看。
我說：「我聽起來像是吟唱《縴夫曲》，可是又沒有水和船。」
「他們是在下棋。」
「沒棋子和棋盤，怎麼下棋？」
王同竹斜了我一眼：「這就是你這個秀才少見多怪了。棋盤和棋子，都裝在雙方心裏。」
也就是在這個瞬間，我看見下盲棋的雙方，一個是來自北京大學的楊路；與其進行心戰的對方，就是沉默寡言的孫本喬。王同竹之所以不能與我多言，他在用筆記錄着雙方棋子移動的位置——換句話說，他在充當這場高智商競賽的裁判。
多少年後，張永賢事後回憶說，孫本喬不僅聰明絕頂，還是一個十分忠厚的人，他解除勞動教養較早，從「大勞改」升格到「二勞改」後，還惦記着留在瓮里的同類。他從每月十幾元的勞動收入中，拿出錢來為他們買來整瓶的香油和熟肉，以增加難友的身體熱能。
當時，與他交往最多的是王同竹，孫本喬每次來右派隊看望同類，必有王同竹相伴。但是誰也想像不到的是，孫本喬與王同竹成為患難中的莫逆之後，在那困頓的年代，王同竹竟又把自己的妹妹王同，介紹給了孫本喬，成了孫本喬患難友人中的唯一異性知己；經過時間的磨合，後來成了夫妻。這樁婚姻，一度成了勞改隊中流傳的佳話。
但是他們無論如何也想像不到，這種有悖階級鬥爭學說的聯姻，會給他們自己埋下禍根——到了1970年處決孫本喬的前夕，不僅孫本喬的弟弟孫本岳隨之入獄，就連他妻子王同也被反覆隔離審查，家中被掘地三尺。因而，當今天筆者追蹤歷史往事，打通她家電話尋找本喬青年時代的照片時，她說已然沒有任何一張照片了。
憶魯山
初識陸魯山是在大飢餓年代的茶淀勞改農場。那是1961年的寒冬時日，可謂飢餓年代之頂峰。
在我的記憶中，他是一個冷色與暖色集於一身的人。初冬的一天，我和同類在西荒地的蘆花盪里，幹着割蘆葦的勞動，由於那兒的蘆葦長得十分粗壯，有「鐵杆蘆葦」之稱，因而不斷要去磨鐮刀，在磨刀石旁邊，與正在另一塊磨刀石上磨刀的陸魯山，有過一次交談。話題是由蘆葦談起的：
「你是搞文學的，過去筆下出現過這樣的蘆葦嗎？」他說。
我告訴他在文章中出現過，因為我的故鄉也有蘆花盪，但沒有這樣方圓幾十里、粗壯得像小樹般的「鐵杆蘆葦」。我沒想到的是，他一下子把蘆葦人格化了：「你是不是覺得，我們活得還不如它們？」
從他這段精神自白，我覺得他是一個充滿陽剛氣質的人，因而結識了他。我和他之所以一度成為患難中的知音，還有身世上的原因：我從小喪父，形影里只有母親；他也是年幼沒了父親，由寡母餵養大的。這種命運上的絕對近似，讓我和他更加親密起來。
記得，在大飢餓年代，勞改號雖然勞動強度極大，但是早飯沒有乾糧進腹，只供給定量的稀粥。吃早飯時，炊事員用一個大木桶給囚號們發粥，炊事員一手拿着個木勺，一手拿着一根木棍；把木勺里的粥用木棍刮平，才往領粥人的碗裏傾倒，以示惜糧如金並向領粥人表示發粥人的絕對公平。有一次我與來自農機學院的陸魯山，排在隊尾打粥，待我倆領完那碗晨粥之後，幾個飢餓的刑事犯，便一擁而上手拿膠皮鞋底或把頭伸進粥桶去抹吃殘留在粥桶邊上的粥粘，由於腦袋往粥桶里鑽的人太多，致使那個木製粥桶先是被外力傾倒，後來那圓圓的粥桶，便被搶粥人弄得滿地滾動起來，那些飢餓的流氓與小偷之類，便索性趴在地上像一條條蠕動的蟒蛇那般，拼命往粥桶里鑽，渾身上下被粥粘糊得像漿糊一般。這時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一個得了浮腫病的右派，因為遲到了幾分鐘，沒有趕上發粥，抱着一隻空碗在地上發呆。陸魯山走了過去，把他剛剛喝了兩口的粥，遞給了那個同類。那身患浮腫病的同類，推卻了半天，陸魯山還是讓他接過了那碗粥。陸魯山和我一度在勞改隊中，當過右派隊的籃球代表隊隊員，他長得人高馬大，個子比我要高上一頭，試想在那個冰冷的年代裏，他是多麼需要熱量充實體能之需！我把他的送粥之舉，看成是他的靈與肉的寫真，因而無法忘卻。
除此之外，在我記憶中，他是個性情中人。記得最為清楚的一件事，是因為丟失食品而引發的：當時，我的母親來勞改隊探視我，她是兩隻白薯腳（即小時候纏過足），要先坐汽車，後坐火車，最後步行幾十里路才能到達勞改農場。這對她來說已然十分艱辛，由於當時是中國的飢餓年代，她每次來探視我，身上還要背着許多的食物，以防我得當時流行的浮腫病，可以說這些遠途而來的每一塊糕點上，都沾有母親的心血。
可是有一次，我母親為我背來的食物，在我出工後，被留守在家裏的浮腫號偷吃了。我對此十分沮喪，但陸魯山表現出來的卻是憤怒。他說：「偷吃這些東西，就等於吞噬你老母親的心血，你老母親把這些東西背到這兒來，流多少汗不說，心恐怕也在流血，怎麼能原諒這樣沒人性的惡賊呢！」
「行了，只當是進了你我的肚子算了。」我說，「這個賊一定是腹內空空，只當什麼也沒發生，下次我出工把食物帶到農場裏去，賊就沒有空子可鑽了。」
他急了，瞪圓雙眼與我爭吵了起來：「你這個人是不是個基督教徒？人家打你左臉，你把右臉又伸給人家？」
我自知這種讓步是一種軟弱行為，但我生怕陸魯山鬧出什麼亂子來。因為長着「三隻手」的人，都沾有流氓習氣，一旦事兒鬧大了，後果不堪設想。但是充滿血性的陸魯山，還是去懲罰了那個偷吃的賊。事隔多年，他在勞改隊裏是如何扮演福爾摩斯，尋到這個偷我食物的賊，我已然無從記憶，可是其事件的收尾，我卻一生難以忘卻：那是一個周日，勞改隊休息的日子，他到我的囚室里把我叫了出去，說是去見一個人。由於丟失食物之事，已經過去了半個多月，我已淡忘了此事，因而不知他要我去見誰。走到後院老殘隊後，我們在院子裏的一個偏僻角落站下。
「你帶我來這兒幹嗎？他們都是快要去『天堂』報到的人了。」我不無詫異。
「是啊，我原來以為是咱們隊裏的小偷，偷吃了你的糕點。後來才知道是老殘隊的人員，溜到咱們囚室，乾的這個勾當。我本想狠狠揍他一頓，可是下不了手——他快死了。」說着，他推開一間破屋的屋門，土坑上躺着一個枯瘦老人。
「你說，是不是你偷的？」
老者有氣無力「嗯」地應了一聲。
我仔細看了看他的臉，認出他是地、富、反、壞、右中的反革命。由於是老殘隊的成員，他寒冬時經常圍着棉被在房根下曬太陽，我有一次在得病休息時，曾在牆根下與他有過幾句交談，從而知道他曾是國民黨的一個軍官。在我和他目光對視的瞬間，他似乎也認出我來了，眨了眨枯澀的眼皮，算是對偷吃我食物的道歉。
至此，我不想再多看一眼他的臉，拉着陸魯山的衣袖，走出了他的屋子。
「謝謝你……你找賊居然找到老殘隊來了！」
陸魯山說了一句：「只當我們是積了善德吧！」
因而，在我的印象里，陸魯山雖然體態長得五大三粗，像個古羅馬斯巴達克斯角鬥場上的鬥士，但他的心田中的冷色，卻常常被暖色所淹沒。這就是當年在勞改農場陸魯山的一幅精神肖像。後來，隨着勞改隊的不斷調動，我沒能與他再次相遇。我只是從一些難友口中，得知他也去了遙遠的新疆——想不到的是，這麼一個個性鮮明的患難友人，也殉難於1970年的南京。據知，他不是與姚、王、孫同時殉難的，姚、王、孫於7月被處決之後，他本來可以躲過滅頂之災的，但他的個性決定了他在劫難逃——他不斷為這三個難友鳴冤叫屈，於1970年的冬天，他終於也踏上了不歸之路。
將心比心，我無法想像他老母親的心情——因為她只有這麼一個兒子！我回到京城後，曾多方探詢他老母親的情況，結果毫無所得；又在昔日患難友人中間搜尋他的照片，但沒找到他的遺照，因而只能以此簡短文字，祭悼這位患難中的友人了……
2006年秋時改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