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他給我印象最深的，莫過於他痛苦的學生時代了：他從小熱愛文學，在湖北襄陽中學讀高中時，與他的弟弟王同策便在學校里編輯一塊名為《晨曦》的牆報。同時他個人在《湖北文藝》、《工人文藝》等文學刊物上，開始發表詩歌。用他自己的話說，他熱愛新中國，並決心為她高歌一生。但是這時，一次對他致命的打擊不期而至：他在學校當老師的爸爸，因歷史問題被抓走後槍決於刑場。他的母親和他的妹妹，被押送回鄉，城市裏只剩下他和弟弟——可能學校出於兩兄弟表現還不錯的緣故，讓他們留在學校讀書。年僅18歲的他，經受了人生的第一次思想和感情的磨礪：第一，父子的血緣感情，不是揮刀就能立刻斬斷的；但是出於對新中國的熱愛，他相信政府對他父親的處理是有依據的，但是需要一個消化過程；第二，父母離開後，他和弟弟沒有了經濟依靠，如何繼續學業成了棘手的問題。王同竹是這樣描繪當時的困頓生活的：「我和弟弟上課之餘，幫人幹活打工，不夠餬口時便靠向親友賒借，充填飢腸轆轆的肚子。當然，填不飽肚子是經常的事情，我便和弟弟到街頭菜場撿拾些菜葉菜頭一類的東西，煮熟代替糧食充飢。」
但是王同竹沒有被艱辛的生活壓倒，憑着他性格中的堅毅，走過了他乞討般的高中生活。令人刮目相看的是，在高中畢業後他順利地考取了武漢大學俄語系。在武漢大學由於其口語出眾，不僅深受俄羅斯籍教授的喜歡，他還沒有從學校畢業，就常常被武漢外事部門調去當俄語翻譯。王同竹憑着優異的學習成績，畢業後就被調入北京馬列編譯局工作。一個受了許多苦難的湖北娃子，做夢也沒想到會來北京，但是他當真步入了首都。
「在我看來，這是飛天。我覺得學生時代的噩夢已然結束了。因而在馬列編譯局，拼命地工作。在《北京日報》上發表的譯作《鐵甲列車》，就是我的成果之一。」他說，「除此之外，此時愛情也向我飛來。我和一個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工作，來自西藏的姑娘相愛了。不僅圓了我的愛情夢想，還連我的文學夢一齊圓了——我和她一起把西藏的童話《公主與鐵匠》和《美女的心願》，編譯成漢語，在《民間文藝》上發表……」
王同竹對我回敘這一段青春往事時，是在周日的休息時間。我們彼此交心的地點，選擇了院子的自來水下水池旁邊——他洗他的衣服，我洗我散發着汗臭的被單。在我記憶中，那是他最為歡快的時刻，嘩啦啦的流水聲中，夾雜着他的歡聲笑語。之所以記憶得如此清楚，因為中間發生了這麼一個小小的插曲：他洗上衣時，口兜里裝着的那個與他結為連理的藏族姑娘的照片，差點被他揉搓成碎片。多虧發現得早，他匆忙地將浸了水的妻子照片，從濕衣口袋裏掏了出來，因而我有緣看了一眼他的妻子的形影。這個鏡頭讓我終身難忘，身着藏裝的美麗姑娘的影像，雖然被揉了幾道褶皺，但當他把照片撫平之後，我還是清晰地看到她那清秀的面容。
「你真是福氣不小，家裏有這麼一位等着你，你改造時該有動力了！」勞改隊中難得有片刻的快慰，我開他的玩笑說，「人生得一紅顏知己足矣，我祝賀你有這樣一位佳麗相伴！」
他背過身去，沒有回答。我無意間說出的那句祝願的話，正好扎在他的心靈傷痛之處，為此我連連向他道歉，從而更深層地了解到凡是來到囚瓮里的人，心裏都揣有一本苦難經文。為了轉移他的精力，我開始和他說俄國文學家列夫·托爾斯泰，屠格涅夫……他到底是性情中人，用自來水洗了一把臉後，對我實言：「一天，我被公安人員戴上手銬，從家裏帶走。情急之下，她追了出來，一步踩空了，從樓梯上滑落了下來，致使已經懷孕幾個月的娃兒流產。」他說之所以保留下她的照片，是寄託對她的內疚和懷念——他甜美的家，早被1957年的那場強颱風，撕成碎片了。
記得，談到文學時我們議論最多的是浩然，覺得他雖然生活樸素，但是似乎得了「目盲」，大飢餓年代的中國，明明餓死了成千上萬的庶民百姓，他居然寫出了《金光大道》一書，真是知識分子的良心被狗吃了。這是我們交談的一面。另一方面，我們身在囚瓮之中，並沒有因為我們的身份，而對國家喪失青年人的熱情。按着勞改隊的慣例，每到各種節日，都要鶯歌燕舞一番，因為我過去頭上戴過青年作家的桂冠，因而無可逃避地要按隊長的指點，編寫個節目什麼的——1962年的國慶前夕，我又接受了一個光榮任務，寫篇詩歌在會上朗誦，我說我口齒不清，建議隊長讓王同竹擔任該詩的朗誦，推薦的理由十分充足：他多才多藝，不僅會拉手風琴，而且有一副好嗓子。隊長同意了我的意見，於是在我的往事庫存中，留下了與王同竹合作的記憶。
他的認真態度，讓我吃驚。勞改隊長為了讓我們的演出成功，特意給了我們一天的時間，讓我們排練。在空蕩蕩的監舍中（別人都去勞動了），他反反覆覆吟誦這首詩歌之餘，還不斷地修改詩中的個別段落。我提醒他沒有多少時間了，我寫的這首狗屁歪詩，不值得他那麼投入。但是他反駁我說：「誰讓你推薦我登台呢，我是個完美主義者。要麼不干，干就得干出個名堂來。」我依了他，並為他去食堂打飯，以節約他的時間。記得在排練時，他的鏗鏘有力的聲音，曾驚動了在院子裏打掃衛生的姚祖彝，他隔着窗玻璃為王同竹鼓掌叫好之餘，還高聲詢問王同竹說：「喂！你是不是當過演員？憑這水平，就是在人民大會堂演出，也會獲得滿堂喝彩。真的！」
姚祖彝這一句助興的話，卻使王同竹頓時失音。
我說：「你怎麼了？」
他自言自語地說，「那兒是天堂，這兒是勞改隊。」
「真是一個敏感的文學坯子。」我說，「你是不是想撂挑子不幹了？」
他端起水杯，咕嘟咕嘟地喝了幾口涼開水，用袖口一抹嘴巴說：「誰讓咱們生不逢時，趕上個反右呢，不然的話，你我都是文化界的A角。也怨我們老祖宗屈原，給我們留下到自投汨羅江時，仍然熱愛楚國一草一木的相思傳統。誰讓我是他的子孫呢！哎——」他長嘆了一聲之後，又附加了幾句充滿悲涼詩意的自我表達：
儘管我經受了
許多磨難和屈辱
黃土地啊
我是你根上的葉
無法割捨
葉對根的依戀
我為他的詩外詩而動情地鼓掌。
這個排練中的小小插曲，讓我永生難忘。因為它不僅是王同竹的精神自白，也是這個受難群體，在那個年代的一幅集體肖像——那就是儘管沉淪為囚，但仍然斬不斷對國家民族的苦戀與相思。
這是我與王同竹一次難忘的合作，也是我們歡樂的頂峰。時隔不久，我和他先後被解除勞動教養，身份從「大勞改」升格為「二勞改」。我去農場的百畝桃園，他到農場的千畝葡萄園去勞動。雖然彼此不住在一起了，但由於桃園與葡萄園僅有咫尺之遙，有時還能匆匆地見上一面。大概是到了1965年夏天，我和他在一個商店裏不期而遇，他和我咬耳朵說：「我問你個新聞，聽說潘漢年曾在桃園附近軟禁，你聽說沒有？」我說：「有這麼回事，他常在桃園對面的小河坡上垂釣，總是空竿而回。」他說：「你怎麼沒找老頭子聊聊？」我說：「我們是普通勞改犯，他是特殊的勞改犯，楚河漢界怎麼可以隨便跨越？」他立刻認真地詢問我說：「他住在桃園旁邊的哪座樓？」我開他的玩笑說：「你真是又一次生不逢時，現在已經『人去樓空』了！老人去了哪兒，只有公安部知道。」他狠狠地捶了我一拳：「真是孬種，要是我早就……」他的話雖然沒有說完，我已然揣測出他的意思：他要是在桃園勞動，早就與潘漢年老人結識了。
當時，我沒有特別在意他的這段話，只是感到他生命中，潛在着一種突破羈絆的力量。這與我們初到這個勞改驛站時，他抱着用以「作繭自縛」的鐵絲，突然出現在我的身旁，出自同一生活理念：既然活着，就要敢於突破羈絆。陳野的事發生之後，在右派群體中掀起軒然大波，許多勞改支隊中的右派，都準備逃離這塊「山高皇帝遠」的沙漠。王同竹就是在這個節骨眼的時刻，與孫本喬一塊逃離新疆的。臨行前夕，王同竹找到哈長林，問他是否也一起離開這塊令人傷痛的土地，哈長林與來自礦院的於立仁、來自清華大學的張逢甲，商量了一下，覺得文化大革命一團亂，跑到哪兒都不安全，還是靜觀之後再說。哈長林在信中這樣寫道：「真是命運不該我死，我決定留在新疆，如果我隨着他們去了南京，那麼被槍決的名單中，便又多了我一個倒霉蛋。」
王同竹和孫本喬一行，離開新疆後先到王同竹的湖北老家，想在農村以務農為生，但到了老家的第二天，胳膊上戴着紅箍的人，對他們進行了盤查。為了謀生，他們不得不另找落腳之地——孫本喬出生在南京的外祖母家，便從湖北調頭去了南京，在這座古城裏隱居下來，謀求生存之計。據家住在上海、原北京礦業學院的學生卓景星告訴我，王同竹1969年底從南京到上海時，曾夜宿在他的家裏。王同竹說他和孫本喬以及後來也逃到南京的姚祖彝、陸魯山，為了謀生，不得不從事各種體力勞動：大到當搬運的苦力，小到車胎的修修補補，人間的三百六十行，凡是能用以餬口的，他們都涉獵過了。王同竹告訴他，他們雖然生活十分艱辛，但比在新疆為囚，多了幾分人的自由。他這次來上海，是來購買照相器材，準備用照相維持生計。闊別多年的難友相見，親上加親，卓景星好好招待了王同竹，並送他坐上返回南京的火車。想不到的是，卓與王的見面，竟然是人生的永別——1970年7月，王同竹與在困頓中求生存的孫本喬、姚祖彝一塊血灑南京。
這四個殉難者，都與我在昔日的勞改營中有過往來——特別是其中的王同竹，因為文學媒介的作用，曾與我一往情深。在這裏，筆者只能把這一紙祭文，寄往天堂漢河。遙祝他的文魂永生，並在天堂里抒寫人間的悲情與苦難，以警示歷史的今朝和來世……
悼本喬
在我的印象里，孫本喬與王同竹判若兩人——他來自北京輕工業學院（現在更名為北京理工大學），是個沉默寡言、十分內向的人。在勞改隊中，我和他接觸很少，但是流傳於同類之間有關他的軼事，卻常有耳聞。其中讓我最為驚奇之處，是說他是自願鑽到囚瓮里為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