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綺園和楊匏安都是共產黨的中央委員，在共產黨的地位，僅次於陳獨秀、李大釗，而和瞿秋白、毛澤東等相等，在所謂「國共合作」的跨黨時期，他們又是國民黨的中央委員，當時是屬於瞿秋白、李立三的一派，而與留俄派的陳紹禹等不睦，所以就被出賣了。羅、楊被捕之後，我們接着追問當時共產黨的總負責人向忠發的下落，然而羅、楊二人都不知道他的住所，胡君更不用說了。正當無法可想的時候，第二個奇蹟又出現了。一天，有一個外表很精幹的青年，到我們的辦公室來報告，說他知道向忠發的住址，願意引導我們去找到他。我們對於這宗送上門來的獻禮，初不敢予以完全相信。因為這個青年，在共產黨中並未擔任重要職務，按照共產黨地下工作的定例，他不可能知道向的地址。但因此事不妨一試，遂由他引導我們到法租界霞飛路的一家珠寶首飾店樓上，逮捕到一個土頭土腦，年已五十多歲的老頭兒，他的口齒很笨拙，也不像太懂得政治，從外表看，很像一個商人，住在珠寶店裏，倒很適合他的身份。他初來時不肯承認他是中共的第一號領袖，我們對原報告人本來不十分信任，見了這副行徑，也相信可能有錯，正感到為難之際，有一個同事，他是向忠發的同鄉，也幹過船員，他說認識向忠發，並知道向過去的歷史，向當船夫的時候，嗜賭如命，有一次從賭場中輸完了錢回來，發誓要戒賭，竟把自己的左手無名指斬斷一小段，以示決心。經他的指認，再一驗向忠發的左手，果然無名指短了一段。向忠發無法再抵賴，只好低頭認罪了。在這以前，我們對中共中央的重要機關，已破獲了多次，被捕的許多有地位、有歷史的中共要員，經過我們的耐心說服工作，大都願意脫離共產黨，參加我們的工作，這在當時已成為極普遍的風氣，共產黨對於這種輕易轉變的現象，極為恐慌，故在向忠發被捕之後，便故意放出空氣，說是：「過去許多黨員的叛變，乃小資產階級動搖善變的劣根性的充分表現，向忠發是真正的無產階級出身，無產階級有對革命忠實到底的優良品質，決不中途動搖轉變，所以相信向忠發一定不會向敵人投降，一定會替共產黨犧牲。」這種空氣，並且故意傳到向忠發的耳里。
其實，共產黨的心機完全白費。向忠發的結果，雖是替共產黨犧牲了，但這不是他的本意，他被指認出來之後，所表現的「向敵人投誠」的可憐相，比其他的非無產階級的戰士更精彩十倍，他先向我們表示，他只是一個普通工人，他沒有能力，他在共產黨內所擔任的職務，實際上是一個傀儡，他甚至曲膝跪地向我們求情，要求免他一死，自動說出四個共產黨的重要指揮機關的所在地，以表示他的忠誠，這一切的表現，出於我們意料之外。按照我們辦理同樣案件的成規，向忠發既有表示轉變，他的求生願望是應該讓他實現的，但是這一次卻發生了差錯。當我在南京接到向忠發願意轉變的報告時，他已被上海警備司令部下令槍決了。這樣的處置，對我的工作的開展上，實在是種損失。
在逮捕向忠發時，尚捕到一個和他同居的婦女，她年在二十五歲左右，裝飾極時髦，容貌及身段也夠得上美麗的標準，問她關於共產黨方面的一切問題，竟全無所知，不久，我們完全明白，她確與共產黨無關，她只是一個普通的舞女，她是被共產黨弄來陪伴向忠發的，她只知道和自己同居的男人是個珠寶商人，不知是共產黨，更不知是坐共產黨第一把交椅的人物。至於共產黨何以要個女人去陪向忠發呢？目的就在使向忠發的全部心情和精力，消耗在溫柔鄉里，不要過問黨內的事情。後來，我們從另一個共產黨的口中，又知道共產黨為了這個舞女曾出了八千元的巨大代價，為了此事，共產黨內部還引起許多牢騷：「下級同志窮得連飯都吃不起，為什麼上級能拿出這許多錢來替向忠發娶姨太太呢？」現在又該提到向我們告密的那個年輕人了，當我們證實被捕的人確是向忠發之後，發給他一筆獎金，並給了他一個臨時工作，因為他是自動前來效忠的，所以對他未曾特別注意。大約在向忠發死後的一個月光景，這個青年忽然失蹤了。他一走，我們才恍然大悟，原來他是「奉命」來實施「借刀殺人」之計的，向忠發一死，他的任務已經完成，不走還等待什麼？
六陳獨秀這個人
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陳獨秀，自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因國民黨清黨，領導失敗，受共產黨排擠，被開除黨籍後，不久，就與蘇俄的反史派首領托洛斯基取得聯繫，也以上海為中心，展開另一系統的共產黨地下活動。但是，這一個集團，因為沒有有力的外來支援，尤其在經濟方面毫無辦法，所以始終不能發展。唯其如是，我們對它也未加以注意。
大約是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二）的春天，由於陳紹禹派的告密，我們捕獲一對青年的夫婦，對那個女的經過一度談話，寫了一張效忠保證書之後，立刻就恢復她的自由，她出去之後，由於認識一個陳獨秀的秘書，因而我們就循着這個線索，找到了陳獨秀和所有在滬的中共反對派的重要幹部。
陳獨秀被捕之後，經過正常的手續，由上海租界引渡到南京，我們給予比對待一般共產黨分子更重的優待。在我們接觸過的共產黨人中，使我產生一種印象，凡是共產黨人，幾乎都有一種不可言喻的同一的「格調」。我只要一看到那種「特徵」，就瞭然於懷。然而，我從陳獨秀身上竟絲毫找不到共產黨人所必有的那種「特徵」。我的第一個感覺，就是他和我所見過的一切共產黨人都不同。不錯，他精通很多的中國書，他有中國讀書人的傳統風度，他有堅強的民族自尊心，他完全不像排擠他的那些共產黨徒那樣甘心出賣自己的祖國而以蘇俄為祖國，他在民國八年（一九一九）中國新文化的啟蒙運動中所有的表現，至今仍受着青年們的「景仰」。所有這些，使他別於一般的共產黨人。同時，也使我產生自信，以為可以使他放棄過去的政治主張，而踏上純正的民族主義的道路。可是接談之後，我的信心動搖了。我發現他的態度相當倔強，他雖然堅決反對效忠於蘇俄的中共黨徒的賣國罪行，但仍不肯放棄他對馬克斯主義的信仰，他雖已被中共開除黨籍，但仍以真正的馬克斯主義者自命。他這種固執態度，好像一個不容於惡婆的小媳婦，被逐出家庭之後，仍一心為她的死去的丈夫守節。在某一方面來說，是值得同情的。
我自己勸說無效，又邀請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前後在「北大」和他同事的許多老友向他進言，但他仍是這個態度，我們為了尊重他的信仰，以後便不再勉強他，只留他在南京過着寧靜的讀書生活。這一段生活，對他以後思想的發展，影響甚大，在他的最後著作中，他指出他的思想的變遷，是經過多年來沉思苦想的結果。而這種「沉思苦想」就是在那一時期完成的。抗戰以後，政府不但完全恢復他的自由，並邀請他出任公職，但他鑑於政府採取與毛澤東派妥協的政策，故不願接受。以後，卜居在重慶附近的江津，長期過着貧病交加的生活，朋友送給醫藥費，都被拒絕，這種守正不阿的態度，在共產黨人中真是絕無僅有的。民國三十一年（一九四二）五月他病逝於江津。他死後，友人整理他的著作，發現他的晚年思想已有極大改變了。總結他的最後見解：社會主義仍是他的中心信仰，但他反對與共產主義以俱來的獨裁制度。根據他對蘇俄二十年來的經驗的認識，以及他自己「六、七年沉思熟慮」之所得，他認為科學、民主政治和社會主義是人類最偉大的三大發明。民主政治，無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分，他說：「無產階級的民主」，不是一個空洞的名詞，也應如「資產階級的民主」一樣，有其實際的內容，如一切公民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的合法自由，最後，他指出中國和世界的前途委託於「社會主義加民族主義」的實現。這是一個中國的真正的馬克斯主義者的「獨立」的見解。這個見解在今日，我以為非但那些盲目聽從莫斯科命令，早已失掉獨立人格的共產黨徒應該深切反省體念，就是對於以反共為職志的人們也同樣值得予以考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