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順章被害家屬的一部分屍體發現之後，根據王竹友的指認，又先後在公共租界武定路武定坊三十二號，新閘路斯文里七十號等四、五處，繼續從事發掘，由於初步工作的圓滿，英、法租界當局對我們的繼續工作，非但不再阻撓，且竭誠協助，結果又掘出三、四十具屍體，都是周恩來命令王竹友等所乾的成績。現在是租界當局向我們提出要求了，因為這種駭人聽聞的慘劇，連續不斷地被發掘，這對於租界當局維持治安的能力，實是莫大的嘲笑。尤其是連日經過在滬的各國新聞記者的報導，此事弄得舉世皆知，這對於租界當局的名譽自屬不利。因此，他們向我們要求迅速作一結束，不要再繼續發展了，他們提供的報答是：今後我們在租界方面進行防制共黨活動的工作，將獲得他們的全力協助，我們因任務大部完成，當時就同意了這個"君子協定"。
上述的三、四十具屍體，除了顧順章的家屬以外，其餘的也都是共產黨內部的所謂「叛逆分子」。據王竹友說，凡是違反「黨中央」或是周恩來的命令的共產黨黨員，都會遭受這樣處置，不是這樣嚴厲的話，就無法維持地下活動的紀律。他是奉命執行的人，大都不知姓名，只有一個是例外，是叫「斯勵」的老共產黨黨員，他還是國民黨北伐時期一個軍長的胞弟。這個消息，被記者聽了去，第二天就在報上發表。不料在當天早晨，就有一位年約三十左右的漂亮婦人，跑到K君的寓所，她哭哭啼啼地向K君訴說，她的丈夫已告失蹤幾個月，什麼地方都找過了，毫無影蹤，今天見報才知被共產黨殺害了，她要求K君立刻引她去認屍，K君想不到事情的反應有那樣快，但仍安慰她：「也許報告有錯，未必定是你的丈夫。」一面準備帶她出去，一同前往認屍。那兒的埋葬方法更是周密，如果不是報告人有了前次的信用，實在無法相信共產黨會如此做，原來共產黨特務把人弄死之後，埋在一丈以下的地底，上面蓋上四、五尺泥土，再澆上一層水泥，粗看起來，像似已被廢棄了的屋基，然後再蓋上六、七尺泥土，才是地面。當我們挖掉六、七尺土的時候，雖然出現水泥地基，工人們不知內情，認為沒有希望都要歇手了，我們堅持要他們挖下去，掘開水泥，再繼續往下挖了很久，才發現一堆大小有十多具屍體，面目已模糊不能辨認，其中的一個，就其身材觀察，似是一個矮胖而結實的壯年人，身上尚穿一件背心。那位婦人一見此屍，就撲上前去嚎啕大哭，因為她從屍體的身材、牙齒、腳趾，還有那件背心等等，辨認出來，正是他的失蹤已久的丈夫。
她告訴K君，她的本名叫陳梅英，和斯勵結婚不到三年，生了一個小孩，他們過着美滿的小家庭生活，她的丈夫失蹤以前的半個多月以來，她看出她丈夫好像有什麼問題難以解決那樣，常是緊皺雙眉用力沉思，她問他究竟有什麼事，他始終不說，有一天早晨出門以後，便始終不曾回來。她說，她始終不知道丈夫是干共產黨的，現在她才明白，她的丈夫在失蹤以前的最後半個月之所以滿腹心事，必定是在考慮如何脫離這個罪惡的圈子，不想因此遭到毒手。她愛她的丈夫，她堅決表示要撲殺幾個共產黨替丈夫報仇，因而竟向K君提出參加我們的工作的需求，K君當然很同情她，但在分析了她的家庭環境和本身條件之後，對她的請求未曾接受。
這一連串的發現，完全出於我們意料之外，本來我們的目的，只在查究顧順章眷屬的下落，不想因此發現了共產黨特務殺人滅跡的種種殘酷手段。這都是周恩來所親自導演的。當時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上海各報連日都有詳細記載，並附刊各種圖片，可惜這些材料，我現在已散失了。此事所發生的影響，是多方面的：第一，全上海以至全中國人民對共產黨在赤區以外殺害人命的殘酷手段，有了確切體認。同時，國際的正義人土，也普遍引起深切的注意和同情，輿論一致指責共產黨的違反人道主義的罪行。第二，我們在租界方面的工作信譽從此建立，為了雙方的共同利益，我們和各地的租界當局從此建立了密切的友誼合作關係，為以後的業務增加不少便利。此點，關係極大，因為各地共產黨的地下指揮機構，大都設在租界裏，沒有租界當局的通力合作，是難加以破獲的。第三，對於新近轉變的，或是以後轉變過來的共產黨分子，堅定了他們效忠於我的決心。第四，周恩來本人也因此不能在上海立足，秘密潛往江西赤區。我想若不是他走的快，他一定會步許多被捕同志的後塵的。
最可笑的，共產黨國際為了平息國際正義人士的憤怒，挽回國際輿論的不利形勢，對於中共的這種暴行，竟也假惺惺的發出「指責」，說是「世界革命的成功，不能依靠於殘酷的報復手段」。話是說的不錯，然而除了「殘酷的報復手段」之外，共產黨又能用什麼來維繫他的暗無天日的魔鬼集團呢？
五總書記向忠發被出賣
人們只知道共產黨對待敵人是殘忍的，其實他們對待自己的同志又何嘗不殘忍呢？為了爭奪個人的權利，竟不惜向「敵人」出賣自己的同志，卑鄙無恥到如此程度，真是和禽獸無異。下面就是共產黨陷害同類的無恥記錄。國共分裂之後，共產黨內部也引起分裂，第一次清算了陳獨秀，第二次又罷黜了瞿秋白，這前後兩任的中共中央總書記，都是「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於是第三任的共產黨總書記便想改變花樣，捧出一名真正無產階級的人來做招牌。於是，目不識丁的老船夫向忠發，便在這樣的機遇下，登上了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寶座，只是一切指揮大權，都落在宣傳部部長李立三之手，這便是中共歷史上有名的所謂「立三路線」時期。在這同時，共產國際也加緊對中共中央的人事控制，在莫斯科訓練成熟的中共黨員陳紹禹、秦邦憲、張聞天、王稼祥等所謂「二十八個標準布爾什維克」（這是中共內部派別的一個小集團名稱，他們自稱對馬列主羲的了解，已達到了國際的布爾什維克標準的程度，言外之意，就是看不起那些沒有到過莫斯科，不懂得「理論」的土包子，包括當時的毛澤東等在），也陸續派遣回國，共產國際東方局書記米夫（MIF)，更以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的資格，親臨上海，就近指揮。不過，這些莫斯科歸客，因過去毫無工作歷史，雖因米夫的提拔，得以廁身於「中央機關」，但實際領導權仍操於原來的老幹部之手，陳紹禹等年少氣盛，目空一切，當然不甘久居人下，於是處心積慮想把現存這批領導人物擠掉，結果便鬧出自相出賣的醜劇。事情導源於一件桃色糾紛，時間是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一月。一位曾受莫斯科訓練的共產黨員胡君，回國以後，被派為共產黨江蘇省委，他有一個年輕而又美麗的妻子——陳小妹，也是共產黨員，同被派在江蘇省委的婦女部工作。夫妻二人的感情很好，同在一起工作，鶼鶼鰈鰈真是一對理想的配偶，可是好事多磨，有一天陳小妹忽然接到共產黨中央轉來的命令，派她去和中共的另一要員羅綺園「住機關」，（因為羅的住所，須要有個女人去掩護，所以共產黨派她住到羅的機關里，表面上裝成羅的妻子。）根據共產黨的工作紀錄，任何命令事先都毋須徵求同意，只有絕對服從，此事當然也不例外，陳小妹接到命令，立刻和丈夫商量，二人心裏萬分不願，但是鑑於「紀律」的森嚴，不敢違抗，只好忍痛分手，不過，問題卻從此發生了。原來陳小妹竟是一個在中國傳統的倫理社會中長大起來的女子，雖說已受過布爾什維克的洗禮，對男女問題，不像一般舊式婦女那樣拘謹，但是要她去和一個未曾見過一面的男子同居，此事究竟有點為難。於是常常找機會向她的丈夫訴苦，胡君呢？本來已對「領導方面」這種「亂命」非常忿恨，經不起她的愛妻的一再哭訴，更感無法忍耐，只是奪走他的愛妻的是共產黨，不是一個普通人，這將如何處理才好呢？想來想去，沒有主意，後來想到老同學陳紹禹以足智多謀見稱，乃走去和他商量，陳紹禹對此本早有所聞，看到胡君前來求教，聯帶想起自己的鬱積已久的心事，於是眉頭一皺，計上心來，便輕聲的向胡君獻策：「除了向國民黨告密，無法救回你的妻子。」「向國民黨告密？」忠實的胡君，簡直認為陳紹禹故意開他玩笑，要不然就是有意測驗他對共產黨是否忠誠。因此，初聽之下，不由驚呆了，但細看陳紹禹一本正經的表情，不像是開玩笑，彼此的友情，也沒有設計陷害他的理由。再仔細一想，除此以外，的確別無更好的方法。結果，「小資產階級的溫情主義」戰勝了無產階級的馬列主義，胡君終於接受陳的建議向我們求援了。不過，有一點，與陳紹禹的原意不符，陳的獻策是要胡君自己不出面，匿名報告羅綺園的住所，同時，事先將陳小妹約出來，以免同時被捕，胡君一想，此事不舉發則已，一經舉發，自己就不能再在共產黨內存身，所以索興一不做二不休，自己出頭檢舉。在一天的早晨，胡君引導我們到馬斯南路一座很華麗的巨宅中，把他的愛妻接出來，並把羅綺園捕到。在另一個房間裏，又捕到共黨的另一要員楊匏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