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同璧母女偕友人同游頤和園（左起：張之洞孫女張厚圖、吳靜姝、張滄江、康同璧、張汝良、羅儀鳳。右一為張滄江夫人瞿惠英。攝影者為張厚圖夫君林其煌。）
五十年了。整整的五十年，半個世紀！
1956年的春夏之交，我在北京輔仁大學時代的一位學長陳富權先生（印尼華僑，客家人，1937年輔仁大學經濟系畢業）把我引進了康同璧老人的家裏。
東四十一條東口外的一條胡同叫「何家口」，何家口東口路北二號是一個大院，樹木蔥蘢，緊靠城根。院中繁花似錦，粉黛雜陳，是如此美好的一座幽靜院落。
這是一座大四合院。北屋正房是兩間進深的勾連搭式建築，三正兩耳。室內空間甚大，可容納幾十人的宴會。原是裝修了以供出租給使館官員用的。
外院原來的南屋，將向北的門窗全部封砌，在南面的後牆上開出一連串的大窗。每間房都是窗明几亮，面向花園。這是康老母女居住的一套住房。
正門過道東牆一門通耳房，住着兩位年紀較大的女眷，大家通常都叫她們二姐和林女士。
康老的丈夫羅昌先生於當年的2月6日故世，家中仍存有沉重的居喪氣氛。康老和她的女兒羅儀鳳小姐接見我們時，兩人都是全身重孝，哀毀逾恆。因為是初見面，只能稍事寒暄。我也僅能勸她們節哀順便，以安保健康為重。
康老詢及我的家世，我乃扼要簡述：「我是江蘇省海州人。海州在江蘇省東北角，是一個古老而非常小的縣份，是隴海鐵路的起點，在海邊。我是1939年來北京進輔仁大學生物系就讀的，1943年畢業。阿富（陳富權）是我的學長，我們認識許多年了。他與我談到您府上有許多南海先生的遺稿，需要人協助整理。我對南海先生非常景仰，很有興趣。我能抽得出時間，我願意來做這項整理工作。我現在在中國醫學科學院基礎醫學研究所搞遺傳研究工作，同時也在圖書館幫忙。我能在周末到您府上來工作一至兩天。」
「你年紀很輕，大學讀的又是理科，怎麼會對先父南海先生的學術有興趣的呢？」康老聽我說完，有些詫異，便開門見山地問我。
「先父是南海先生的私淑弟子。當初，三十多年以前，先父在松江和宜興的稅務局做文書工作，經常到上海去辦事。他有一個朋友是天遊學院的弟子，每次他去上海，他的朋友都引他到天遊學院去旁聽南海先生講學，有不理解的地方，也常直接向南海先生請益。那時我的年紀尚小，待稍長後，先父教我們讀左傳國語國策等書籍時，也常常講及微言大義、新學偽經以及大同學說等。」
「那麼，你也本來就可以算是我們康門的再傳子弟了。張先生……」
「請不要叫我張先生，叫我滄江好了。」
「你有英文名字沒有？」
「我叫Donald。」
「那我就叫你『阿Donald』吧！」從此，我在康宅的名字就叫「阿Donald」。這一名字被康老叫了十四年，叫到1969年她老人家去世時為止。
「阿Donald，剛才我一見到你，就覺得似乎以前與你見過。你知道我的母親娘家姓張，我每次見到張家有為的青年，我就由衷地喜歡他們，因為他們是我母親娘家的後人，親人。現在在我身邊的已有兩個姓張的青年人，我都視他們為子侄。一位叫張次溪，他是先父弟子張伯楨的兒子，張伯楨字篁溪，所以他的兒子叫次溪，他是研究北京歷史的學者。另一位叫張汝良，他是我們家一個好友的兒子，留學美國，在外貿學院當教授。現在加上你，在我身邊就有三個子侄了。我的兒子在美國不在我身邊，有你們在一樣，這也是『緣』。」由於初次見面，大家還不熟，只是談了些家庭瑣事和讀書工作情況。儀鳳與我談了些三四十年代的燕京與輔仁。不到天黑，我門就告辭了，約好下周日上午再來。
整理南海先生的未刊遺稿，是一項很繁重的工作。我雖然讀過一些南海先生的著作，但不系統、不全面。於是我就從頭做起，把他已刊的書整理出一整套來，從《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等書讀起，同時着手先編一本《南海先生著作編年》（尚未脫稿出版），理出一個頭緒來。當時原本是顧頡剛教授在協助康老整理，由於他在歷史所和北京大學的研究和講學任務很重很忙，他就一點點地移交給我，也教導了我許多讀經讀史和整理遺稿的方法。
羅昌先生故世還只是幾個月前的事。康老因驟失親人大病了一場，尚未復原，很是虛弱。儀鳳小姐也是非常消瘦，精力疲痹。康老告訴我：「羅昌先生身體很健壯，他的老太太高壽九十多歲時仍能健步如飛。一生生過十六個孩子，所以說他們家庭是有長壽傳統的。想不到他竟會在過七旬不久的年歲，遽而仙逝，舍我而去。我夫妻四十餘年，相敬如賓，相濡以沫。我每以為能『同心自古應同壽，共享百歲樂期頤』……」說到這裏，康老長嘆道：「這也要怪我文史館、政協的會議多了一點，比較忙，沒有能注意到許多小節，以致鑄成此大恨。他一生奔波全世界和全國各地，多危險多困難他都不怕，可是這幾年我被政府安排了工作，而他卻沒有被邀請，他退休了沒有工作，自憾不能賺錢養家，很不是滋味。於是每天喝酒，以酒澆愁。終於……」
一天，羅先生一個人出外飲酒，及至晚間康老開會並參加晚會回來，見羅先生醉臥門前，急招呼家人將他救助回屋，俟其酒醒，大家勸他今後不要個人出外飲酒，卻終未能杜絕。
自從1951年康老膺中央文史館之聘為館員，1953年當選為北京市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54年底接到全國政協來函，稱已經常委會批准，敦請康老為全國政協委員，幾年間，羅昌始終是鬱鬱不樂。
1956年農曆新年時接到香港訃聞，稱康老的姐夫麥仲華先生在港仙逝。全家聞訊，悲痛異常。羅昌先生更增一番無言的惆悵。正月初八晚，羅昌先生忽感氣短，全身冰冷，面色蒼白，當即請醫出診，確定為心臟病、動脈硬化。遂送道濟醫院（現第六醫院）急診，由於當時沒有病床，乃回家調養休息。經四五天臥床休息，逐漸好轉，飲食一如往常。
2月6日晚8時許，準備入睡時，羅昌先生突然氣喘不停，漸失知覺。待住在西屋的蒯淑萍教授幫忙請來鄭河先大夫和陸觀仁大夫（心血管病專家），羅先生心臟已經停止跳動。時為夜間11點整。次日清晨，即向有關單位及親友們發出訃聞。下午按照聖公會儀式入殮。2月13日公祭後，葬於白雲觀旁的聖公會公墓。
每年太平花盛開時，康老都會邀請二三十位好友，在周末下午四至七時來家茶會，詩酒言歡，共慶太平盛世。應邀嘉賓多數為老人，如葉恭綽、載濤、顧頡剛、王季范、孫誦昭、鮮英、蔣恩鈿等人。這些人中，有貴族、軍閥、官僚、學者、畫家、詩人、教授等，都與康老有關，都是愛花人。茶會中有茶，有酒，有點心，有水果。座位設在客廳內，花園中，樹下，花旁。隨意結合，縱情暢談。談天說地，講文論詩，吟詩填詞。直至興盡而散。
毛主席曾在初次會見康老時說：「康先生，我在青年時代就喜歡讀你的詩，『若論女士西遊者，我是支那第一人』，康先生，你好大的口氣啊，你好大的氣魄啊。」毛主席豎起了大拇指，「真真是好偉大的胸襟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