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此可見，李慎之先生口述史得以進行，是承蒙了很多很多人士的關心與幫助。
剩下的條件就是李慎之先生要能抽身一段時間，專心來做口述史。而恰在2002年秋天，李先生夫人跌傷住院，需要家人陪護。年近八十的李先生此前也曾中風，生活上總要有人照顧才行。一家兩位老人同時需要照料，對家人來說，是措手不及的困難。我因工作關係，與李先生長女李伊白女士經常見面，商量後，大家一致決定，由劉志琴先生、王學泰先生和我，一起陪同李先生到南京找個旅館住下來，專心來做他的口述史，並由我們照顧他離京期間的生活。這樣除了工作上的便利，也能免除他在北京家裏面對夫人病情而心生焦灼。
很快，我們一行四人啟程乘火車到南京。那天晚上我們在火車硬臥車廂里聊了很久。李先生一反平時風格而向我們道出的，全是他心底里對幾個子女生活家庭等的最深關切與惦念，這份心境的殷切沉重，反而比平時他對重大時政與學術問題的宏論更讓我心動。
到南京後，由劉志琴先生物色了一處很安靜的小賓館住下。以後的一周左右時間裏，我們每天都是簡單早餐（在附近一家街頭小店吃鴨血湯）之後就開始工作。程序就是，由李先生儘量詳細地口述他的身世、幼年以後直至後來無數政治大風大雨的經歷，尤其是他對自己一生道路做出理性認知的具體思考路徑與思想資源。李慎之先生記憶力極好，對大半生經歷的無數大小事件、地點情境、紛繁人物、重要文件的內容甚至具體行文款式等等，從來都是脫口即出、極少停頓思索，這對於耄耋老者而言相當罕見。我們三人則基本上只是使用錄音機記錄下他的談話，很少插話打斷他的思路，只是偶爾情況下，恰好所述內容涉及我們知道的另外材料時，才稍做提示。其中又以王學泰先生提示較多，因為他讀書廣博，且記憶力過人。如此進行下來的成果，就是記錄了整整19盤錄音帶。
白天的工作之後，還有晚上的隨意聊天。因為是由我與李先生同住一個房間，以便照顧他的起居，所以常常是王學泰先生晚飯後來我們這裏閒坐，劉志琴先生則比較早休息了。聊起的話題，天南地北無所不有，而最多的還是關於中國古典文學與哲學。李先生在八十年代曾經一度對於新儒學有相當的熱心，認為可以矯治西方文化大興之後的弊端。以後這個立場雖然改變，但後來的看法還是牽涉很多的學術問題，比如李先生多次提起有關張載哲學的話頭，由此我們談論很多。再有讓我難忘的，就是經常議論中國古典文學對於人生境界的深刻表現力，其中談杜詩最多。李先生對杜詩相當熟悉，王學泰又是杜詩專家，他們因為各自的人生磨難，所以對於杜詩的體會遠過常人。
我們的工作持續了大約一周，其間算得上相當投入。李先生極難得心無旁騖，比如他長久以來與南京大學霍普金斯研究中心關係很深，工作聯繫也多，但是在我們做口述史期間，他對那裏連一個電話也沒打過。唯一訪客是南京大學的董健先生。董先生崇敬李慎之先生的思想與人格，與我們一樣視其為老師，他對江南各地思想文化界的情況又熟悉，所以他來訪時從晚飯後一直聊到很晚。
因為經驗的不足與動身時的匆忙，這件工作有很多地方我們做得不盡如人意。比如每盤錄音帶上沒有標註詳細的日期與錄音時間。但因為有一個重要時間坐標作為記憶的輔助，所以大致的日期不會出錯。在我們工作進行過程中，恰逢中共十六大召開。閉幕那天，權力的勾兌結果大致揭曉（江澤民繼續留任中共軍委主席），馬上讓世人察覺到了權力授受帷幕後的波譎雲詭。這天是2002年11月24日。
這天吃過晚飯，李先生催我到街上去買當天的套紅報紙。等我將報紙交到他手裏時，終於忍不住向他道出了長久埋在心間的積鬱：幾十年了，我經歷了一次又一次希望的落空，儘管決定研究中國專制主義之初，我就知道在中國實現憲政與民主不是一日之功，但是我不過是一介平凡百姓，以自己刀錐之末的氣力和生命中剩下的所有時限去面對那樣橫亘無際的大山，日久之下，難免越來越多地生出俟河之清人壽幾何的悲涼。隨後我問李先生：以您的高齡與一次又一次失望的經歷，您最後的感覺是什麼呢？李先生想了一下，念出了一位西方學者說過的話，算是對我的回答：當專制威權還在實施着它的統治時，幾乎所有世人都覺得：如此龐大強悍的機器它怎麼因為可能失去力量而退出舞台？可是當專制統治一旦成為過去的時候，則幾乎所有的人又都覺得：這樣醜惡而違逆於人性的權力體制，它怎麼可能不被世界所唾棄呢？
口述錄製工作完成以後，我們四人去了一趟南京明孝陵景區，終於可以舒緩一下長時間的緊張心情。那時秋霜正濃、黃葉彌野，我們走在萬籟寂靜下的朱元璋陵園裏，當然有一番古今映照的感觸。就我而言，能夠直接促成、參與並終於完成這件重要工作，滿足之情不言而喻，於是不由得想起晚清翁同龢《游西山見寶竹坡題名因書其後》中的句子：
袞袞中朝彥，何人第一流？蒼茫萬言疏，悱惻五湖舟。
直諫吾終敬，長貧爾豈愁！何時楓葉下，同醉萬山秋。
以李先生當今「第一流」之人的位置而言，當然早已超越了「直諫」陳軌而有了放眼全球的宏大眼界，但是那份對國家民族命運的拳拳之心，依然秉承着千百年來志士仁人的血脈；而老人的這份心血現在終於可以傳諸天下、昭告世人了！
原本的計劃是，這份口述史的講錄在南京初步完成以後，回到北京後再補充一些照片與錄像。但是後來，我忙着料理老母親病重與去世的事情，就把給李先生做錄像的事放下了。當時的打算是，等到2003年春暖後，就可以從容地完成這踵事增華的結尾。我與他同住一室多日照顧他起居以後，感覺他的身體狀況除了行走有些不便以外，其餘飲食、睡眠等等都非常好，尤其是他完全不像一般這樣大年紀的老人那樣怕冷，所以當寒流突然襲來時，好幾天屋裏一直沒有暖氣，我夜裏睡覺都要在棉被上加條毛毯，但是他堅決不要毯子；等我為他買回一台電暖氣時，他還說我多此一舉。於是我心裏很踏實，覺得以李先生的底氣和火力，肯定還有充裕的時間來完成他心中諸多重要的寫作計劃。不想到了2003年過年，他患了感冒，隨後很快就是「非典」疫情突然襲來，他的住院與治療不能不受到不利影響，於是感冒加重，引發肺炎，一病不治，竟成永訣！而關於這份口述的完善工作就此全付闕如，連一張正式的工作合影也沒有留下，成為深深的遺憾。
這以後，這份口述史首先由錄音謄錄為原始記錄稿，這個稿子當然還是問題很多，比如口述中涉及了大量的歷史人物與事件，而錄音的時候沒有想到謄錄者由於閱歷與知識等限制，可能並不熟悉這些內容，所以這些地方僅僅根據李先生語速很快的語音，並不能保證轉換成為文字的準確。幸運的是，熟悉中國現代史的工人出版社資深編輯王建勛先生，義務付出很大努力，將原始文字稿悉心整理了三遍，使其成為現在這樣從頭到尾順暢無礙的文字。只是由於輿論環境等原因，這份口述史在將近二十年裏一直保存在李慎之先生家人那裏，而未獲面世的機會。
屈指算來，李慎之先生去世已經17年，境遇坎坷的王建勛先生因白血病去世已近四年，王學泰先生、李伊白女士去世也已兩年多了。2020年4月8日，享年85歲的劉志琴先生又不幸逝去。於是每每念及這份口述史的命運，都讓我不免「羊公碑尚在，讀罷淚沾襟」的喟嘆。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這古今貫通的長河之中，有無數珍貴東西值得鐫刻在歷史記憶里。但在所有這些之中，能夠最大程度契合於「世界之公理、人性所大同」之方向的，恐怕唯有一代接一代人們，嚮往現代制度文明，矢志推動中國走出專制的自由心靈！所以一方面，能夠以李先生口述史等等資料為鏡鑒的後來人，他們足以了解中國「出埃及」之異常的艱難曲折；但另一方面，這些文字中的淋漓記述，也足以說明那種追求的永難止息與磨滅。
這些年裏，我不時會想到宋人范成大的兩句詩：「劫火不能侵願力，巋然獨似『漢靈光』」——他把人們用自己心智凝聚而成、因此任何遮天劫火都永難撼動的偉大「願力」，視為巋然永存世間的最高貴殿堂，所以我想：後來的有心人們如果讀完《李慎之口述往事》，可能也會有同樣的感動吧。
王毅追記於2020年5月27日
本文注釋：
[1]比如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的重新翻譯出版（王明毅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
[2]典型例子：以自由之美為生活與思想之核心價值的人文學者王小波去世（1997年4月11日）前後，其著作引起社會廣泛共鳴。
[3]以若干當時有廣泛影響的歷史學或紀實歷史敘述著作為例：茅海建著《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於1995年由北京三聯書店出版，陸鍵東著《陳寅恪最後20年》於1995年12月由北京三聯書店出版，《顧准日記》於1997年9月由經濟日報出版社出版，韋君宜《思痛錄》（刪節本）於1998年8月由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於2000年11月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等等。
[4]以1993年創刊的《東方》為例，其創刊號上刊出的重點文章包括：季羨林《「天人合一」方能拯救人類》、劉東《中國能否走通「東亞道路」》、陳平原《當代中國人文學者的命運及其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