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口述往事
現在我們面前的這部20餘萬字的《李慎之口述往事》文稿，從當初的醞釀，到完成口述、記錄與整理，倏忽之間，光陰已經逝去將近二十年。這其間，李慎之先生、當年與我一起陪同李先生口述並記錄其內容的王學泰先生、劉志琴先生，都已經先後去世，親歷此事而在世者只剩我一人了，這令人深深感愴的無奈之下，只得由我來說明當年這件工作的來龍去脈。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之後，中國思想文化領域氣氛一度相當肅殺，甚至有全面重回「文革」舊軌的巨大衝動。鄧力群說：「的確，『妖霧重來』，即國際範圍修正主義思潮的空前泛濫，國內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空前泛濫的事實，恰恰就是『毛澤東熱』產生和發展的深刻歷史背景和根據。」（《關於「毛澤東熱」——鄧力群同志答〈中流〉記者》，1991年11月26日《光明日報》）但是，這個勢頭被1992年初鄧小平南方之行所阻斷。那以後相當一段時間，對內的悶聲發大財、對外向西方示好成為主流勢態，所以江澤民後來在《在歡迎克林頓總統訪華儀式上的致詞》（1998年6月27日）中說：「中國和美國，將會成為共同致力於面向21世紀的建設性的決策夥伴。……中美關係的進展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是任何力量都阻止不了的。」有了這樣相對長久且廣泛的空間以後，中國當代思想史上迅速出現了一個相當活躍又空前深刻的時期。其特點似可以用「一系列關鍵領域中的齊頭並進」作為概括——這些關鍵領域至少包括：一、自由主義理論體系在中國的現實意義受到空前重視[1]；二、自由價值作為生活目標在青年群體中得到廣泛認同[2]；三、對歷史的反思在眾多線索上全面鋪開[3]；四、一批重要的思想文化類學術期刊形成了比較廣泛持續的社會影響、並對熱點問題進行相對深入的學理探討[4]……
在這全球化大潮迅疾到來，推動國內思想潮流風雲涌動的大局面之下，能夠兼通中西古今文化、20世紀中外革命史、世界現代政治格局這些知識領域，具有思接千載、視通萬里視野的人物鳳毛麟角，而在這少之又少中，李慎之先生無疑是最具洞見與強大思維活力者，他的一批直接回應重大問題的文章，都是在這時寫出，並馬上不脛而走，比如：《中美關係的回顧與前瞻》（1997年2月29日）、《毛主席是什麼時候決定引蛇出洞的》（1997年9月）、《中國傳統文化中既無民主也無科學》（1997年12月）、《重新點燃啟蒙的火炬——「五四」運動八十年祭》（1999年6月）、《風雨蒼黃五十年——國慶夜獨語》（1999年10月1日）、《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兼論中國的專制主義》（2000年5月15日）、《談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2002年3月）……
因為李慎之先生早年曾經從事「公民課教員」工作，認定中國的進步必須建立在廣泛的現代制度文明啟蒙的基礎上，所以他對於周圍一些有着共同志向的年輕一輩學術工作者，總是報以極大期望，願意傾力指點。他晚年經常向別人提到：「我周圍有個人數不多的年輕人圈子」，而我則廁身於這個小的群體之中，遂有機會經常得到李先生的指點，能夠更多一些了解到他人生經歷與思想發展的背景。
李慎之先生的方法是非常認真的因人施教：他總是非常留意受教者的個人資質興趣、學術方向等等，針對於此而提出他認為值得重視的課題與研究思路。比如以他的國內國際相貫通的歷史視野判斷，最為警惕義和團基因的復活。他多次催我寫一本關於義和團的書，以說明近代以來極端民族主義對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巨大戕害。2000年是義和團運動一百周年，他要求我鄭重地重提義和團問題，因為中國整個20世紀災難史即以此為發端，所以百年之後當中國再次面對新世紀時，尤其需要對於這個災難機理格外警惕與反省。他說即使眼下環境不允許這樣的書面世，還是不能放棄努力，一定要寫一篇概述性的文章，他甚至親自擬出文章的題目：《庚子百年祭》。文章寫好以後送他過目，他很快回信說：「大作讀過，覺得不錯。一定要提什麼意見的話則是總覺得『氣盛言宜』不足，可能你還是感到不能暢所欲言的原因。近來聽一個朋友說『民族主義是專制主義最大的幫凶』，這點意思還可以發揮。」後來他親自將此文寄給刊物發表出來，並且經常結合中外局面，反覆強調「民族主義是專制主義最大幫凶」的立論。
在與李慎之先生的日常交往中，每每見到基於他身世與知識背景生發出獨有深思的事例，同時又考慮到他的日漸高齡，於是我漸漸感到他留下一份完整口述史的迫切性。顧准給後人留下了他對專制主義的深刻分析，然而他卻沒有來得及詳細告知世人，他從地獄中蹚過來的命運與他理論思考之間的血肉關聯；韋君宜先生《思痛錄》中記錄的事件情景與當事人心路給大家以震動，但是她的敘述畢竟沒有與系統的思辨結合在一起。參照之下我就想，如果李先生能夠有一份關於自己經歷與理論思路形成過程的全面口述，對於後人認識20世紀中國專制主義的形態、特質、發展過程、演化機理等等，都將有很大的意義，還可能成為史與思兩者結合互補的典型實錄。
大概是在2000年，我向李慎之先生提出這個建議。開始很長時間裏，他堅決地不願意。原因有兩個。一個是他實在太忙了，當時形勢下國際國內、歷史、當下等五花八門的問題紛至沓來，刺激着他用盡一切時間精力來回應這些對思考能力的歷史性挑戰。再就是以前曾有熱心者給他做過簡短的口述史，因為容量限制，所以遠不能展示他生命中經歷的巨大波瀾，以及在此基礎上的血淚思考。所以他擔心自己的口述史即使做出來，其分量也不一定能夠對得起這些東西。
現在回想起來，幸而在他多次拒絕之後，我並未灰心，反而再三再四向他解釋此項工作很迫切的理由。當時他差不多每隔兩周三周時間，就要給我來電話，談他對時政問題、學術問題的具體想法，於是我在交流完這些內容之後，總是看機會儘量重提此事，有時在寫出對他提示問題的理解之後，也要順便提及這個必要性。而長久溝通之後，李慎之先生終於轉變了以前的拒絕態度。他於2001年4月26日專門寫信給我：
你的來信使我感動。
我也有過不多幾次受採訪的經驗，我沒有理由責備採訪我的同志（因為他們沒有歪曲）。但是總是覺得寫的不是那回事，這三年來已經完全謝絕採訪。我現在還有幾篇可以透露我個人的身世或個人的思想歷程文章要寫，以我的「生產力」之低，大概兩年可以完成。到那時，我就是八十歲了，我準備出一個集子（或外加一個光盤）。那時，你先從這些文章中搜羅我思想的痕跡，發現其中的缺漏、以至矛盾，然後向我提出問題，你的記錄就可以比較準確。另外，我有一些書信，有時候，也足以表白我最深的思想，……我的有些想法也許也不能寫，或寫了而不能發表，我當然是相信在我身後都有可能實現的。我願意與你討論，由你來發表。我相信大概有十年，言論總可以放開了。
為此，你的建議，到我八十歲的時候（也就是兩年以後）開始，如何？
再一次謝謝你。
有了他這樣的首肯，並且把此事安排進了遠期日程表，這於我當然是第一步的成功；當然我更明白，如果期之以李先生八十歲高齡時才開始他的口述史工作，那並沒有順利完成的把握。
對於上面的情況，我能夠經常與之討論的是王學泰先生，我與他同事最久，在學業與情感上，他又是我最親近的兄長兼老師；恰好王學泰與劉志琴先生是鄰居，所以他又將此情況對劉先生做了轉述。總之，我們一致覺得應該儘早開始這個工作，而且一定要讓李慎之先生有機會暢所欲言，儘量詳細地留下他的所有想法。
有了上述共識，操作上的事情就會遇到迎刃而解的機會。劉志琴先生後來在文章中，曾記述這項工作所需花費是如何解決的：
今年是李慎之先生逝世五周年，時間早已遠去。我與他既不是深交，也不是同輩，只是因為他的言談風貌光照後人。有一件事至今難忘，我想應該公示於眾，以告慰崇敬他的讀者。
李先生晚年萌生了做口述自傳的想法，但這要有一些花費，雖然為數不多，但對一個兩袖清風的老者來說，也是一項額外的開支。這時有個朋友對我說，有李先生的一位崇拜者願意提供資助，不要任何報償。這個朋友50年前在新華社工作時，曾經奉命監督李先生勞動改造，雖然並沒有為難李先生，但為此他一直心懷內疚，總想有所報償，因此就此機會引來了鄒先生。
記得那是在一個秋天的午後，從廣州出差來的鄒先生來到我家，丟下一萬元托我轉交李先生。我說：「李先生住處不遠，我帶你去見見他。」他說不用了。我說：「那我代表李先生謝謝你。」他說：「不！你應該代我謝謝李先生，是他的文章使我看到了共產黨的希望。」就這樣，他連地址也沒有留下。其實聞訊要予以資助的不止他一人，我的老同學復旦大學湯綱教授，多次提出可以資助李先生出書，都被李先生謝絕了。唯有這素昧平生的鄒先生的資助，是我說服李先生收下的，因為他一句「謝謝李先生」，使我看到了中國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