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發生距今已經半個世紀，敘述文革史出現了多種專著，論文和回憶錄。因為歷史觀和價值尺度不同，會形成不同的敘述語境。周倫佐曾經列出五種思想和主題：
1、毛氏思想/修正主義-反修防修主題；
2、馬氏思想/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主題；
3、鄧氏思想/極左破壞-改革開放主題；
4、啟蒙思想/專制主義-民主主義主題；
5、現代性思想/現代性-反現代性主題。
具體的敘述語境人言人殊，更為多樣。本文只想選擇影響較大的五種語境，即毛澤東語境、鄧小平語境、落馬高官語境、造反派語境、局外人語境，略作評述。毛澤東語境人們是很熟悉的。代表性的文件是「五一六通知」、「五七指示」、「十六條」、中共九大、十大政治報告。基本觀點是：這次文化大革命，對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毛澤東發動文革不僅僅是把反修防修的戰場轉移到國內，揪出睡在身旁的赫魯曉夫，還要發動億萬群眾，自下而上揭露黑暗面，進行一場把全國辦成共產主義大學校的試驗。「五一六通知」說的是文革要破什麼，「五七指示」說的是文革要立什麼。毛澤東語境在他當政時占統治地位。80年代一度式微，90年代以後中國權力資本化蔓延，官民矛盾加劇，毛澤東語境在互聯網上又有復甦之勢。其中既有來自民間草根的毛派，也有戚本禹等毛澤東提攜過的文革風雲人物。
鄧小平語境是當下中國的主流語境，代表性文件是十一屆六中全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其基本觀點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決議》支撐了對文革的否定性評價，三十年來成為國內關於文革的言論出版準繩。公開出版的與文革相關的史論著作、傳記、年譜、教科書、回憶錄，乃至各類文藝作品，幾乎都是這一語境下的敘事。這不但是宣傳紀律的剛性要求所致，也是政治利益、文化利益和市場利益的導向所致。
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的背景是最高領導權從華國鋒向鄧小平轉移。鄧小平在文革中是受批判的，華國鋒是文革中起家的。從政治上徹底否定文革，就確立了鄧小平、陳雲主導中國政壇的歷史依據，同時也為他們在人事上進一步清理各級領導班子中的文革受益者做好了輿論準備。文革時期，運動回合多，頭緒複雜，鄧小平需要儘快擺平黨內的各種恩怨，因而提出歷史問題「宜粗不宜細」的原則，簡化了文革的政治光譜。相當多的各級官員包括高級領導人，曾經在文革不同階段努力緊跟毛澤東的部署，這方面的情況被儘量迴避，包括周恩來在內的老一輩革命家，幾乎都被塑造成文革的受害者和抵制者。宣傳要在維護毛澤東和否定文革之間達成平衡，所以把文革的罪責儘量歸結到林彪、「四人幫」、康生和造反派頭上。
落馬高官語境是指一些高官在黨內鬥爭中出局，受到黨紀和法律的制裁，晚年撰寫回憶錄在境外出版。吳法憲、邱會作、李作鵬三位林彪集團成員的回憶錄出版後影響很大。圍繞他們披露的史料，海外還出版了多種有關林彪的論著。
這些人都是早年參加紅軍，文革中進入中共領導層，「九一三」後被關押審查，「兩案」審判中判處徒刑，80年代保外就醫，刑滿後撰寫回憶錄，去世後在香港出版。毛澤東和鄧小平對文革的結論是相反的，對林彪集團的結論卻一脈相承。吳法憲、邱會作、李作鵬不接受這樣的結論。他們強調林彪集團和江青集團之間尖銳的衝突，林彪反對中央文革插手軍隊，把軍隊搞亂，主張「九大」以後發展經濟。他們力圖以親身經歷說明，文革中的重大政治決策都是毛澤東的決定，毛澤東既不可能被林彪利用，也不可能被江青利用。「利用論」既不符合事實，也不符黨內政治生活的邏輯。還有陳伯達、王力、徐景賢等人的回憶錄和口述史，也披露了文革的高層內情，填補了史料的空白。研究者不論是否贊成其觀點，都無法低估其史料價值。
造反派語境近幾年有擴展之勢。文革中的造反派，最年輕的也年逾花甲，更多的到了七八十歲，他們有一種存史的緊迫感。所以在近幾年出現很多造反派撰寫的回憶錄，口述史。還有一些有過造反派經歷的人撰寫的文革通史或地方文革史即將完成。
楊繼繩說，「文革是一場毛澤東、造反派、官僚集團之間的三角遊戲，這場遊戲的結局是：勝利者是官僚集團，失敗者是毛澤東，承受失敗後果的是造反派。」「官僚集團掌握着文革責任的追究權、改革開放的主導權和改革成果的分配權。」文革延續了十年，造反派活躍的時間不過一兩年而已。
1967年夏天，毛澤東的戰略部署從天下大亂轉向天下大治。他說，現在是小將們犯錯誤的時候了。一度被他利用的造反者便卸磨殺驢。他不再容忍自下而上的力量橫衝直闖，依靠軍隊，重建秩序。文革的中後期，從清查「五一六」、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到1975年的整頓，造反派受到不同名目的審查。毛澤東去世後，從華國鋒領導的清查「四人幫」，到鄧小平主導的整黨、清理「三種人」，造反派受到進一步清算。他們到了晚年有很強的表達欲。
造反派寫文革的觀念並不統一。有的固守於毛澤東語境，至今留戀巴黎公社原則，認為文革的失敗在於毛澤東反官僚不徹底；有的則把造反視為爭取民主的先聲。海外先後出現過楊小凱的「斷裂說」，鄭義的「兩個文革說」，劉國凱的「人民文革說」。有的造反派則吸收了自由民主人權憲政理念，從公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權利出發，重新審視文革過程，反思自身的命運和遭遇。
評價歷史，從國家為本位出發和個人為本位出發，會得出不同結論。比如，1966年6、7月間，劉少奇、鄧小平等主持中央工作的領導人，採用派工作組的方法掌控運動。從國家出發，會解釋成維護國家秩序的需要。從公民權利出發，就成了1957年反右派「引蛇出洞」的重演。
造反派語境下的文革史，不以1976年打倒「四人幫」為終點。華國鋒主政時期的清查運動，鄧小平主政後的整黨、清理三種人、大學生記錄在案，都被視為文革史研究不可或缺的結局。
以上所舉毛澤東、鄧小平、落馬官員、造反派，都是文革局內人。還有一些文革史研究者屬於局外人語境。
最早的局外人語境出自外國漢學家。他們在文革進行過程中就開始了文革研究，有旁觀者清的優勢，也有隔岸觀火、霧裏看花的不足。還有一些有中國背景的學者，出國定居，把文革研究擴展到國際視野和國際影響。
近些年文革研究進入學院派視野。年輕一代學子以文革為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選題者不絕如縷。他們的年齡從70後、80後延伸到90後。他們沒有文革的感性體驗。接受的學術訓練，多是從國外引進的治學方法，注重概念的演繹，從學術概念出發謀篇佈局，剪裁和運用搜集到的資料。成果不少，為人矚目者不多。
史學的目的在於揭示歷史的真相。文革研究應當是當代史研究的一部分。不論偏向於哪一種語境，用實證的方法還原文革史的真相，其成果往往為更多的同行所肯定。服從於政治權力的文革敘述不可能接近歷史的真相，服從於商業利益的文革歷史也不能接近歷史的真相。只有本着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來研究文革，才有接近歷史真相的可能。
《記憶》2016年4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