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略】從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的蔣介石
引入、仿效，影響深遠
辦刊物、編寫書籍，是那時留日學生的一大特點，如《浙江潮》《洞庭波》《遊學譯編》《湖北學生界》《河南》《四川》《江蘇》《民報》等，而編寫的書籍有些更成為歷史的亮點：陳天華的《猛回頭》《警世鐘》，鄒容的《革命軍》。這些書刊無不起到了啟蒙、救亡、愛國、革命的宣傳作用。
說那時的留日，不能不提譯書，張之洞曾說：若學東洋文，譯東洋書，則速而又速者也。由留日學生翻譯過來的書籍，對中國的政治、軍事、文化、經濟、科學、教育、法律、外交等各領域所起到的培育、推動作用是無可估量的，其影響十分深遠，尤其是大量詞彙的引入，使日語後來成為現代漢語詞彙中外來詞的主要來源，甚至許多歐美語言的詞彙都是通過日語轉譯的。
【圖略】「革命軍中馬前卒」鄒容及遺著《革命軍》
僅1902年到1904年，兩年時間，中國翻譯的外國書籍就有五百多種，譯自日文的佔百分之六十以上。有的是日本人寫的，還有是日本人翻譯、中國人再轉譯或轉敘。最典型的就是社會主義思想，中國早期的社會主義思想來自日本。湖南志士趙必振翻譯了幸德秋水的《二十世紀之怪物—帝國主義》福井准造的《近世社會主義》。《近世社會主義》1903年在中國出版，是近代中國第一部系統介紹社會主義學說的譯著。而以後河上肇的著述對中共一代革命知識分子的影響，讀過中共黨史的人應該更熟悉。
新文化運動，可以說，與留日學生翻譯、鼓吹、介紹、培育密不可分；話劇的傳入也來自留日學生，春柳社這個名字，只要看過中國近代戲劇史的人都明白意味着什麼；近代以來的新學制幾乎照搬日本，和留日學生的傳播有直接關係。
來自閉塞環境的留學生，面對已經維新的日本，真是樣樣都感覺新奇，什麼都想學習、引入、仿效，他們還特別喜歡對比，然後感慨萬千。有人說：昔日之師傅，不如今日之弟子。有人竟比喻道：日本學校之多，如我國之鴉片煙館，其學生之眾，如我國之染煙癮者。
【圖略】日本福井准造著、趙必振譯《近世社會主義》
自甲午戰敗以後的留日浪潮，時起時伏，一直延續到全面抗戰，其中，多次赴日的人並不少見。陳獨秀曾先後五次赴日，所以黨內後來有人污衊他是日本間諜。
除了留學外，還有的是為避難躲到了日本，如康有為、梁啓超，並吸引了一批追隨者赴日；有的是為了革命以日本為基地，如孫中山；有的是為了在日本生活，還結婚生子；有的則是為了創作、研究。其中幾項，郭沫若是兼而有之。可見，當時中國人赴日確實很容易。
即便在九一八事變之後，依然有很多人赴日，曹禺的名作《雷雨》，1935年4月在東京由留學生首演；1936年春成立的中華留日戲劇協會，就由中華同學新劇公演會、中華戲劇座談會和中華國際戲劇協進會聯合組成。郭沫若直至七七事變才回國參加抗戰。
【圖略】留學日本的「情僧」蘇曼殊，有一半日本血統
中國人留日學習，究竟產生出哪種人呢？
一是革命者眾多，政治名流更是舉不勝舉。同盟會就是在日本成立的，從1905年到1907年，同盟會員大多數是留日生。黃花崗七十二烈士里也有八位是留日生，喻培倫、林覺民、方聲洞等人慷慨赴死的英雄精神，至今傳頌。
在辛亥革命以及以後的中國歷史中，留日學生長期是政治舞台的中堅力量。出席1911年12月南京召開的17省都督代表會議的人中，留日生佔了多半；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內閣成員，留日生有一半；鼓吹復辟帝制的籌安會六君子，留日生有五個。北洋政府歷屆內閣里，留日生基本保持在三分之一以上的人數。而國民黨也是如此，甚至更多。國民黨一大，主席團五人都是留日的，選出的中央執行委員24人，留日背景的有17人。國民政府中留日的比例與此大致相同。中共也不例外。「南陳北李，相約建黨」，兩位都曾留日，一大代表就有四位留日，即便是中共八大，政治局裏仍然還有四位。當然，在日軍侵華時期的偽政權里，留日學生的比例也很高，雖說這些人最後淪為漢奸，但在早年，有的卻是血氣方剛，一腔的革命熱忱。比如1903年留日的汪精衛，曾經還吟詠出「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呢！
二是文化巨匠、大師大家輩出，數不勝數。
三是為清末到民國的中國軍隊培養了一大批軍事將領。辛亥革命時，各省新軍里的留日生紛紛相應，以後，各省的軍隊基本由留日生掌握，到全面抗戰時，留日生在軍隊裏幾乎撐起了一片天。
縱觀十九世紀末到全面抗戰的四十年赴日大潮，學習、效仿、遊歷、交友、結義、生活、工作、救國、革命、反帝，甚至是反日，常常是並行不悖，交錯推動。在當時的人們看來，理所當然，即使在中日恢復邦交正常化的前後，經歷過抗戰的人們都還在世時，也不會有多少人不解，所以得以形成新的留日浪潮和學習大潮。但在今人心目中，在戰後出生的幾代人成為社會主流之時，恐怕卻難以理解，不能想像。要知道，十九世紀末是在戰敗之後，在簽訂割地賠款的屈辱條約之後，而1945年以來，中國是戰勝國，是在日本無條件投降以後，是在一雪前恥之後。
這其中的變化和緣由，值得深思，更值得深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