陝西省北部有個吳堡縣，位於黃河西岸。最北邊有個張家山鎮，下轄十二個行政村，辛莊算一個。戶籍居民190戶，500多人，常住130人。村莊在兩山之間。背戶灣在南，張家灣在北。張維迎家在北山。正面三孔窯洞，側面兩孔窯洞。窯洞下是一條深溝。暴雨襲來時，滿山遍野的水，至溝壑中央，可見洪水滔滔。
張維迎回憶說，他的小學就是在這兩山一溝的窯洞裏度過。初中則要翻過一座山，去棗林峁讀。早出晚歸。高中是在縣城宋家川，距辛莊八十里地。單程就得一整天，遇上雨雪天氣，道路泥濘，則需要更長時間。
因為路遠，平時大多時間住校。有一次回學校，他爬上一輛拖拉機，本來是說好的，卻因人多被拉了下來。晚上回家，他向母親哭訴，母親說：「孩子別哭，咱不坐拖拉機，咱以後坐小臥車。」
這話聽起來很激動人心，好像為張維迎的未來抹上了一層亮色。我說你母親還是滿有遠見的呀。那會兒就看出了你是坐小臥車的人。張維迎說，她哪裏是有遠見，做母親的都希望自己的兒子有出息，她是在鼓勵我呀。
全家福
張維迎就這樣從辛莊到縣城，一步步跋山涉水，頂風冒雪，堅定執着的朝他的大學邁進。「不坐拖拉機，咱們坐小臥車。」母親的這句話是不是你去牛津讀書的動力？我問張維迎。他笑着說：「那是你的猜想。我那會兒，連上大學的夢都險些沒做成。」
一、落榜生如何被揀了回來
全國恢復高考後，張維迎得知消息第一時間便報了名，並認真地予以複習。填報志願時也信心滿滿：西北大學、延安大學、北京廣播學院、北京大學。前三個志願那是心中所想，而後一個則純屬開個玩笑。因為最後一格空着也是空着，不填白不填。
然而不管是認認真真填的志願，還是開玩笑填的，最終都落了空。不要說北京大學，就是延安大學也石沉大海。看到別人都興高采烈地去報到上學，張維迎知道自己沒有考上。沒考上那就認慫，繼續戳牛屁股、掄撅頭下地勞動。
母親當時篤信兒子一定能考上，就備了些蘿蔔白菜，想着接到通知後，將村上的親朋宴請一番。張維迎對母親說，對不起，讓你老人家白準備了，我們把那些菜吃了吧。他母親也不知道怎麼想的，就沒理張維迎，依舊把那些菜保留着。
過了一段兒時間，也就是1978年的4月10號左右，張維迎突然接到了通知書，是西北大學經濟系發來的。真是喜出望外啊。張維迎說，考完大學後天天都在等通知書，然而沒等到，而當你完全不抱希望時，通知書卻來了，你說你是什麼樣的心情？幸好我媽的那些蘿蔔白菜還留着，這下可派上了用場：全村人熱熱鬧鬧吃了一頓米糕燴菜。
莫名其妙地接到了通知，張維迎說他命好。其實生在那個時代的人命都好。恢復高考後，大批老三屆的學生參加了高考，成績還很不錯，但因為年齡或政審的關係，不少人沒有被錄取。這些人就給鄧小平寫信。鄧的兒子就是這個階段的人，當然知道這些人的狀況，當即批示教育部，要求想盡一切辦法擴大招生。
與何煉成教授
西北大學其時有個叫何煉成的教授，他知道了中央的擴招精神後，立馬申請了一個新的專業：政治經濟學。不可能再重新招考了，他就把那些落榜生的檔案找來，上千份，一個個攤在地上細細地挑選。張維迎就這樣被挑了出來。何煉成後來成了他的研究生導師。他對張維迎說，為了挑你們，我的腿都坐麻了。
何煉成是懂經濟學的，但更懂人才學。他對學生的教育方式相當民主。張維迎讀研究生後，常常會產生一些離經叛道的觀點。何煉成不僅不會批評，反而予以明確鼓勵：只要言之有理，論之有據，能自圓其說即可，不需管那麼多。
1983年，張維迎在《中國青年報》發表了《為「錢」正名》一文。這文章為他帶來了較大的名聲，但也惹下了不小的麻煩。省上主管教育的書記直接約見郭琦校長，點名要求開除張維迎。但郭琦校長是個老資格，人也硬茬兒，明里應付着，暗裏卻扛住沒辦。郭琦認為學術問題的討論，不應該與意識形態爭論相混淆。
與高尚全先生（左二）合影
何煉成作為張維迎的導師，自然壓力山大，然而在保護學生這一點上，他與郭琦教授心照不宣，不僅沒有吸取教訓給學生制定清規戒律，而且依然我行我素，鼓勵學生獨立思考，創造自由的學習氛圍。
這就又有了《以價格體制的改革為中心，推動經濟體制改革》一文。這篇文章成文於1984年4月21日，提出以放為主的雙軌制價格改革思路。該文本質上是否定計劃經濟的，是張維迎又一篇離經叛道的大文章。
但何煉成教授慧眼如炬，在不少人為張維迎的觀點捏一把汗時，何教授卻讓張維迎把它擴展提升為碩士論文。張維迎後來在牛津攻讀碩士時，他的導師詹姆斯·莫里斯也是鼓勵他將另一篇論文擴展為博士論文。1997年莫里斯訪問中國時，在西安會見了何煉成教授。他對何說，在培養學生方面，我們倆都有一個秘密，那就是選擇最好的學生。
二、「揀回來」的學生何以成為牛津的高材
張維迎報考大學落榜，至少能說明兩個問題，一是他的智商不適應死記硬背；二是應試高考不考創造能力。不過他被「揀」回來後，優勢卻日益凸顯。大學四年，他刻苦勤奮、博覽群書，積極參加各種討論，勇敢地闡述自己的觀點。並儘可能地將這些觀點撰寫成文章在報刊上發表。
他的《為「錢」正名》一文差點兒讓他丟了學籍，但也讓他受到了社會的關注。他因這篇文章結識了北京很多年輕人，特別是體改委的人。信息的相互碰撞，使他眼界大開，他於是決定畢業後去北京工作。那個時代一個小城市往大城市調動，都會困難重重，何況是北京呢。而且西北大學是一個地方大學，畢業分配是沒有北京名額的。所以想去北京，那還得費一番周折。
1984年過年後，張維迎來到了北京。他這時已經有了經驗：既然《為「錢」正名》的文章讓他結交了北京的一些朋友，那就繼續在文章上「做文章」：文章出來後或許能認識更多的人，包括能決定他命運的人。
在北京調研時，張維迎觀察到一個現象，那就是現實中的投機倒把行為十分活躍，儘管中央反覆發令予以打擊，但仍然此起彼伏、層出不窮。為什麼會出現這麼多的違法現象呢？他發現了問題的實質，那就是價格出了問題。當時中央領導也認識到了價格要調整，不僅買了大型計算機，而且成立了價格中心開始計算價格。價格這東西怎麼計算呢？張維迎在想，每個人都參與買賣，行情每時每刻在發生着變化，怎麼可能會有一個聰明人，把價格計算出來呢？
張維迎看出了其中的玄機，就寫了一篇題為《以價格體制的改革為中心，帶動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文章。文章的核心是價格不能計算，合理的價格只能靠市場；中國價格改革不應該以調整作為思路，而應該以放開作為思路；計劃外的先放開，然後再逐步將計劃內的放開。用行話講就是先實行雙軌制，最後逐漸變成市場單軌制。
這篇文章，首發在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能源組的《專家建議》上。它的思路是新穎的，但也是冒風險的。它同《為「錢」正名》一樣，與當時的主流看法相佐。不過還好，形勢比人強，那會兒的領導，不少人熱衷於改革，「異端奇說」因此也會受到明眼人看好。張維迎憑藉這篇文章，有幸躋身於莫干山會議。那是一個春江水暖，各種觀點紛至沓來而又爭論不休的會議，而價格問題又是當時亟需解決的熱點。一石激起千重浪。張維迎因觀點的不同而受到會議關注：不少人認為，這是一個突破性的思路。
毫無疑問，這篇文章又幫了張維迎的忙。他被調到了國家體改委工作，正式進了北京。
三、出去了為什麼要回來
張維迎初出道時，便遇到了生命中的幾個貴人。譬如把他從落榜生中揀出來的何煉成教授，因寫《為「錢」正名》而惹禍後挺身而出，保護他的郭琦校長，慧眼識才，把他招進體改所的高尚全先生……這些人仁愛寬厚，古道熱腸，愛才、護才、幫才。他因此寫了一篇文章：《人生是一連串的偶然》。
但當我細細捋了他的材料後發現，他只說對了一半。如果單獨就每件事情看，實屬偶然，然從整體來看，其背後就有着深深的必然，那就是他的睿智、他的勤奮、他的執着和變通。如果說上西北大學是因為偶然的擴招，但研究生畢業後到體改委，再由體改委到牛津大學進修，並由進修轉讀牛津大學的博士研究生，就絕非是偶然了。
他讀牛津大學時，屬中國籍的學生能有幾人？我手頭沒有資料可查，但據百度上所說，2023年的中國，考上牛津大學的博士僅二三人而已。由此可知，張維迎是個讀書的種子。西北大學七年，牛津大學五年，加上他小學、初中和高中，讀書的時間差不多二十三四年。眾所周知，讀書是件苦差事。古語講十年寒窗，范文瀾先生說「板凳坐得十年冷」。然他卻一口氣讀了二十多年書，尤其是牛津大學這樣的世界頂級名校。
張維迎也說，讀懂專業課之前，首先要把英語學好，對當時的他來說，這無疑是一座高聳入雲的大山。翻過去，一切皆有可能，翻不過去，只好半途而廢。有人說機會是均等的，其實在實際生活中，機會是不平等的：機會總是青睞那些有準備的人，「只有自救，上帝才肯幫助。」
張維迎當初是怎樣補上英語這門課的？我不知道，也沒有細問。但與他同時代的一個著名學者王毅捷的故事，或許能做他的旁證。
與詹姆斯·莫里斯教授
王毅捷，著名作家王小鷹的先生。他考上大學時已經三十二歲，而與他同桌的女孩卻只有十六歲。現在的年輕人是無論如何也想不出這種差別是如何造成的。具體說，文化大革命爆發後，在校的66屆67屆68屆初高中生，基本都停了課。停課幹什麼？鬧革命。到1968年，該畢業了，卻沒有就業的地方。怎麼辦？偉大領袖一揮手：到農村去。這就是古今中外絕無僅有的，三屆初高中學生同時畢業，同時上山下鄉的奇景。
張維迎說他沾了老三屆的光，就是指的這批人，鄧小平特批放寬年齡擴招的，也是為了這批人。
三十二歲的王毅捷看着身邊十六歲的同桌，心裏很不是滋味兒。他想，我們在一個起跑線上起跑？我如果按部就班學習，那將會是一種什麼境況？落後？豈止是落後呀。王毅捷沒有接受這樣的現實，他決定去報考歷史系研究生，把失去的時間奪回來。一個高中畢業生，輟學十多年，竟然要在兩個半月內攻下外語和中國史、世界通史和世界近代史等科目，談何容易。
但王毅捷做到了，他把所有的知識點都抄在卡片上，堆積得像山一樣，然後起早貪黑的猛背。背會一張扔掉一張，等把那些積累得像山一樣的知識點，全都裝入腦袋後，他成功了：考上了全國只招一名的美國史研究生。
與諾獎得主約翰·納什
真是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舉。研究生讀了不到一年，王毅捷又萌生出報考留美研究生的想法。結果他又考上了。異想天開，連跳三級：一年的大學生，一年的研究生，之後便是留美研究生。兩年學完七年的課程，這就是那個時代的學子，也是那個時代失學者奮起直追的風采。
這個故事就登載在發表《為「錢」正名》的《中國青年報》上。時代在呼喚什麼？就有什麼人去響應。《中國青年報》正好扮演了這樣的角色。我印象最深的還有一篇文章，也是登載在《中國青年報》上，題目叫《永遠不要熄滅心中那盞燈》。文章講一個英語教授被流放到了新疆，整天放馬養馬、割草墾荒，但他沒有放棄他的專業，在大草原上讀他的英語，學他的英語，教他的英語，學生就是那些啃食着野草的馬匹。粉碎「四人幫」後，他又重回北京執教。他說，不管命運如何折磨你，你都不要氣餒：別人是打不倒你的，打倒你的永遠是你自己。
這就是八十年代，能讓所有人的心中燃起希望的年代。儘管後來有人進了監獄，也有些人因錢而墮落。有人便指責這些人沒有風險意識，不知道瞻前顧後。但他們哪能知道，人成就夢想的欲望有多大？遇到機會大展身手，應該是每個正常人都有的衝動。那真是一個遍地黃金的年代，想辦企業就可以辦企業，失敗一兩次，總結經驗等待你的便是成功。俞敏洪、馬雲差不多就是這樣的環境下成長起來的。當然不惟是企業家了，從政、治學、做藝術家，搞創作……可以說，都趕上了好的時代。
張維迎這時正好讀完了牛津大學的博士，如虎添翼啊。作為一個世界頂尖大學的畢業生，他將永久擁有一個全球認可的求職通行證。此時的張維迎，真可謂天高任鳥飛、海闊憑魚躍了。何況當初去牛津上學的動機，就是為了出去，出去了就不再回來。
可他最後還是回來了，是大腦的一時糊塗？還是認識上出現了偏差？這是很多人，包括我在內的關心他的人的共同疑問。類似的問題後面也有，譬如他重回辛莊辦學的選擇，當初他拼命考研究生的目的，就是不想再回辛莊啊。
這就是張維迎的思維，也可稱為他的河流：通變無弊法，圓機述善心。人生不是為了當大官、發大財、享大福，而是為了實現心中的夢想。用張維迎的話說，當時牛津大學畢業要找個理想的工作並不難，但要有個實現夢想的工作卻並不容易，而他正是一個把夢想看得比什麼都重要的人。
他這時看到了鄧小平的「南巡」講話。他一字一句地讀着，很受鼓舞。中國跨入了一個發展的黃金時代，不僅有民眾噴薄而出的發展欲望，而且有保護和釋放發展欲望的各種政策。這不正是一次可以實現夢想的千載難逢的機會嗎？他開始籌謀着回國。之後，在一次會議上，他碰到了林毅夫和易綱。三人一拍即合，都談到了同樣的設想，隨即便找到北大吳樹清校長。吳樹清校長聽後非常支持，當機立斷，在北大新增一個機構：中國經濟研究中心（CCER）。
張維迎出國前他的老領導、體改所所長曾對他說：「維迎啊，你什麼都好，就是政治上不成熟。」這話多少有點兒世故，但也是老眼如鏡。他看出了張維迎的書生氣質，為他今後的人生道路不免擔心。這一點張維迎的父親也有同感，曾對他說：「你現在不愁吃不愁穿，人家領導不喜歡的東西你就不要寫，千萬不要惹麻煩。」然而張維迎就是不能改掉這個缺點，依然保持着他的書生品質，不停地思考、不停地發表觀點、不停地惹麻煩。
四、「政治上不成熟」終於讓他認清了自己與環境
從牛津回到中國，最後落腳到北大的張維迎，1999年1月，成了光華管理學院主持工作的第一副院長。當時的院長是厲以寧教授。張維迎說，他被任命為光華學院副院長是個意外，但既然學校信任他，那就認真地去做，且很快提出了一整套的改革方案，包括大刀闊斧地引進人才。
張維迎當時的目標，是要將光華學院辦成世界一流的商學院。一流的學院，肯定要有一流的老師。可怎麼才能吸引來一流的老師呢？張維迎的眼睛盯在了工資上。他把光華學院老師的工資，由幾萬元提升到了幾十萬元，最高的可拿到四十多萬。
這是一個大膽的決策，但也是一招險棋。試想，一個單位裏面，初來乍到的人的工資，竟是工作了幾十年的人的十倍，其矛盾能不發生突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