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人看台灣，一定要避免自我感動的視角
一月份離開台灣之後，我總忍不住對人嘮叨：大陸人看台灣，一定要避免"自我感動"的視角，"我們拿他們當同胞，他們不一定承認我們為同胞。"很多人聽到這句就會生氣，只回復一個字："打！"要消除這種前現代的價值觀，依然是任重道遠。但不論如何，總要說一句真話：當下的台灣和中國大陸是很不一樣的。一位新加坡的朋友對我說，ta覺得台灣更像日本，而不是大陸。我雖然不認同這個觀察，但無法否認，這片寶島上的人們，在身份認同上有着巨大的撕裂。
成長於中美兩國的教育體系下，我在台灣受到最大的震撼並非民主選舉，而是台灣人對本地歷史的無數種敘述。對生長於台灣的人，衝突的歷史敘事司空見慣；但對於自小接受另一套敘事的大陸人，以及沉湎於"國共/台海安全"敘事的美國人，對台灣人身份認同的複雜性卻缺乏足夠的思考。
當世界各國媒體爭相報導2024大選時，我覺得我要寫一個更大的故事：透過一個大陸人對台灣歷史和社會的觀察，嘗試寫出"台灣人看大陸"的複雜情感。
從日據台灣說起
從16世紀之前不足萬人的"史前台灣"，到荷蘭殖民者與閩南移民開疆拓土的福爾摩沙（Formosa），再到17世紀"國姓爺"鄭成功驅逐荷蘭人，台灣成為他反清復明，反攻大陸的根據地，又到其子鄭經攜台灣歸附清朝，城頭變幻的大王旗並沒有阻礙台灣先民們發展的腳步。幾百年裏，來自閩南的移民，荷蘭日本的商人，與數量稀少的原住民逐漸在四面環海的小島中開拓出了一個個城市：台南、高雄、台中、基隆（雞籠），形成了我們認知中的台灣。
台灣的歷史有多種寫法。誰是殖民者，誰是民族英雄，誰真正發展了台灣，誰又引領台灣走到今日？今日的台灣究竟是中國的台灣，還是美國的台灣、日本的台灣、台灣人的台灣？無論在大陸還是歐美，外人的評說似乎只提及台海戰略、中美博弈、國共之爭，仿佛台灣真正的歷史開始於1949年。但如果想理解當下台灣人複雜的身份認同，要再往前看至少54年。1895年的《馬關條約》後，台灣歸了日本，一直到1945年二戰結束才被歸還給了國民黨。原因很簡單，國民黨統治台灣後的十幾年裏，大陸遷居到台灣的難民、軍人、官員等形形色色人口不過120萬人，而台灣本地原有大約600萬人，其中還有50萬住在台灣、後遭國民黨遣返的日本人。這留在台灣的550萬"本省人"，才是台灣社會的絕大多數。在49年以後的幾十年裏，他們的聲音由被壓制走向發展，逐漸佔據了主流。
對1949年之後的歷史，現在的台灣人似乎有了共識。你要問他想像中/印象里的六十年代是什麼樣的，他會毫不遲疑的說白色恐怖；問他八九十年代，他說經濟發展、政治民主化，都可以對答如流。但如果你再往前問，就出現分歧了：說到20世紀前半葉、當下台灣的前身，他們先想到的是大陸還是日據台灣？如果是日據台灣，主色調是現代化和社會進步，還是殖民和壓迫？現在回顧1945年台灣回歸中國，是歡慶還是嘆息？
台灣50年的日據時期，大陸走過了晚清的頹唐、革命的烈火、北洋的紛亂、抗戰的壯烈，見證了新文化和新政體，生活在幾乎是另一個世界。剛剛經歷過明治維新的宗主國給台灣帶來了殖民下的現代性：火車、基建、日本和西洋文藝、複雜的政治經濟制度、日語。國語被禁止使用，台灣民間的抗日團體出現，又一次次被剿滅，最後轉變成了台灣本地士紳與日本總督府之間微妙的合作關係。這些來自閩南的士紳在日本宗主國和中國母國之間巧妙地周旋，既維護了一個台灣本地與中日兩地的精英階層關係網，也為那些為清政府所不容的維新派和革命黨提供了一個中轉站。台中霧峰林家主人林獻堂就曾在1911年風雨飄搖的革命前夜接納梁啓超短住，也曾與現在普遍被認為是漢奸的辜顯榮等人開辦了台灣第一個非日人中學（台中一中）。在49年之後，林獻堂卻因反感蔣介石的外省人獨斷和威權統治而遠遁，最終終老於日本。
溜進了台中一中，看到了他們的創校百年紀念石
在五十年的日據時代，雖然台灣本地的聲音沒有遭受革命性的覆滅，但社會面貌也已徹底異於昔時。生長於日本教育文化體系下的新一代青年們"只知有日，無論炎黃"，以至於二戰時期，日本總督府徵召台灣人為國而戰時，台籍日本兵們乘船從台灣到了東北滿洲國以及太平洋的諸多島嶼，為他們以為的"祖國"增添了許多亡靈。另一批心屬中國的熱血青年們則組織了民間義兵，經福建廣東加入了中國抗日戰爭的大潮中。同為台灣人，卻有着截然不同的身份認同，最後落得個在戰場上兵戎相見的地步，思之令人唏噓。
到1945年台灣被移交給國民黨後，忙於與共產黨爭先收復失地的國民黨部隊穿着破敗的軍裝，落在了台灣的土地上，原本歡欣鼓舞的台灣本省人卻發現，治理能力堪憂的國民黨政府帶來了日治時期少見的社會混亂。更有甚者，由於戰時響應日軍徵召，且日本遺留下來濃厚的文化影響，台灣本省人被視為漢奸團體，受到了嚴重的歧視，最終導致"本省人"群眾與1945年後大陸來的"外省人"官僚的嚴重衝突，史稱"二二八事件"（1947.02.28）。二二八事件的兩三年內，外省人數量激增。一百二十萬軍民從大陸撤退到了台灣，徹底改變了這篇土地。在此之後的四十年裏，外省人長期主導台灣的社會精英階層，一直到20世紀末的李登輝時代才稍有緩解。蔣氏父子的接班人、台灣第一位民選總統和本省人總統李登輝就出生在1923年的台北，在1940年響應日本總督府號召改名"岩里政男"，二戰加入了日軍，1945年後改回了漢姓，後來才逐漸從政。他的經歷，代表了許多曾生活在日據時代的本省人。
今日的台灣，對日本和日據時期的評價依然兩極分化。總體睦鄰友好的台灣人在對日本的態度這個問題上展現出了難得的尖銳對立。遍佈各地的國軍"忠靈祠"紀念着抗日戰爭的死難者，眷村（國民黨退伍軍人家屬住所）子弟依然活躍在社會各界，而"本省人"中懷念日據時期的也依然大有人在。
從1949走到今天：歷史摺疊的美麗島
同大陸一樣，代際差異在台灣是個大問題。人口圖標里，描述社會年齡結構的模型一般是按年齡排列的金字塔狀，但我在腦海中卻不停地浮現出抽屜櫃。從老到幼，台灣的每一代人就生活在一個抽屜里，裏面有着這個時代獨特的記憶和想像，想要互相溝通和理解卻是難如登天。風燭殘年的49年移民，經歷白色恐怖和反攻大陸的老年人，見證台灣經濟進步、民主發展的中年一代，以及從小隻知台灣、不知中國的青年，都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如同郝景芳《北京摺疊》中描述的社會一般，只是摺疊的不是階級，是老中青數代人的歷史記憶。
這對應的，是台灣的哪一代呢？
1949年之後的這段歷史更為全世界大眾所熟知。撤退到中華民國台灣的蔣中正希望團結"全國軍民同胞們"反攻大陸，卻同鄭成功一樣功敗垂成。國民黨發現台灣本省人甚難管理，且共產黨間諜滲透極廣，因而在1949年頒佈戒嚴令，搜捕通共分子和台獨分子，史稱"白色恐怖時期"，管控於1950-70年代為頂點，一直到1991年"小蔣"蔣經國戒嚴令解除才算是正式終結。隨後台灣逐漸形成了自己的民主制度和社會文化，一路走來直到今日，已經擁有了一個逐漸完善的民主制度。
我在台灣，幾乎是無時不在感受國民黨戒嚴時期的歷史記憶，而這段記憶與49年後大陸的變化對照起來更是有趣。大陸開展土改，蔣推動"耕者有其田"；大陸搞政治運動，清算黑五類和封建餘黨，蔣政府也忙着抓共匪，反台獨；大陸發動文化大革命，打倒孔家店，一向敬重儒家思想的蔣卻反其道而行之，發起"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使得今日台北的城市儘是"忠孝路""仁愛路""信義區""敦化區"。
1949年從大陸來台灣的老人已經所剩無多，依然活躍在街頭巷尾的老一輩台灣人年齡主要在六十到八十之間。倒推算來，他們生於國民黨治下的台灣，童年活在白色恐怖的陰影下。他們童年學習使用國語，上課用的歷史教科書是以中國為中心的中華民國史，見證了民國早期治下台灣高壓的政治氛圍。因為民國從南京遷到重慶，再撤退到台北，所以就算逐漸流於空談，也要說"反攻大陸"。
但如此這般的政治迷夢終究是短壽的。對於見證了時代興衰的老一輩人而言，想到大陸，似乎留下的印象更多是"從小未曾謀面的土地"和"電視台里的政治威脅"。我在這裏見到的老一輩台灣人，知道我是從大陸來，通常的反應是興奮和好奇。許許多多的老年人激動地對我說，"我們是同文同種的同胞"，歡迎我來台灣，熱情地問我來自哪座城市。我回答南京，於是他們更興奮了，這裏沒有人不知道南京，問我大陸現在怎麼樣，兩岸是不是開放旅遊了（答曰：沒有）。他們知道我是一個人來之後，更是直誇我勇敢，膽子好大。窘迫之下，我突然有些感慨。在歐美文化中，大概很少有人對一個青年男背包客驚呼"你好勇敢"。我想起了我的爺爺奶奶輩也曾對獨自出行的我千叮嚀萬囑咐，竟突然體會到了同胞間的親切感。
台灣文化這個概念第一次在我腦海中留下深刻烙印，還是在前兩年我偶然聽到胡德夫的歌曲時，在我有限的華語音樂欣賞經歷中，胡德夫深沉渾厚的聲音獨一無二。後來我知道，他是台灣的原住民歌手，寫鄉愁的余光中先生評價他的嗓音像是"大風箱"。但此二人卻代表着完全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文化潮流。胡德夫小余光中二十多歲，在1970年代逐漸嶄露頭角，唱的更多是台灣本地的風情和文化。
如果說余光中代表着第一代移民對大陸故鄉的身份認同，那麼出生在1950年的胡德夫就反映了台灣人自我意識的覺醒。當余光中在1972年寫出"鄉愁是一灣淺淺的海峽，我在這頭，大陸在那頭"時胡德夫和李雙澤等人發起的民歌運動就引領了70年代市民文化的轉變。如果用一個詞來概括這個自我意識，那大概是"美麗島"。美麗島既指台灣這一片土地，也是70年代國民黨的那首禁歌的名字。這首《美麗島》在台灣本土文化覺醒的民歌運動中誕生，既讚頌寶島，也讚頌這兒的先民："我們這裏有勇敢的人民篳路藍縷以啟山林"，更蘊含着一個以台灣為中心的歷史敘事：先民不再是大陸的堯舜禹夏商周，而是最早來到台灣這片土地的人們。
當然，美麗島一詞之所以知名，主要是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這個追求民主自由的活動受到了當局的武力鎮壓，卻激起了民間和海外的同情和聲援，使得國民黨無奈慢慢結束戒嚴，台灣社會轉向開放。美麗島事件的被害人和他們的辯論律師陣容可謂豪華：施明德、林義雄、黃信介、許信良、呂秀蓮、謝長廷、陳水扁、張俊雄、蘇貞昌……這些人後來成為了1986年成立的民主進步黨（民進黨）最早的核心團隊，也使得台灣的獨立意識與民主進步思潮從一開始就複雜地糾纏在了一起。
比胡德夫更年輕一代的台灣人，就有機會自幼生長在70年代逐漸興起的"美麗島"潮流里了。先是1975年蔣中正去世，之後台灣教科書進行了數次去政治化改革，80、90年代台灣經濟飛躍，蔣經國、李登輝一步一步解除戒嚴令，推動民主選舉，台灣看大陸，似乎有了"俯視"的姿態。
我在台灣的餐館面臨過兩大難題，一是不知道菜單上紛繁複雜的太平洋魚類到底有什麼區別，二是完全不認識台灣蔬菜的姓名。雖說認蔬菜就如同認人臉一樣不是我的專長，但吃過哪種菜、聊過什麼人，總會有些感性的記憶，姓名就是這個記憶的鑰匙。對着一個個陌生的菜名，我徹底迷茫。在迷茫中，有一個叫"大陸妹"的蔬菜激發了我的好奇心。後來我學到，它的學名是福山萵苣，因為是80、90年代從大陸引進，而同時期許多大陸女性在那個百廢待興的時候嫁到了台灣，這個蔬菜就與這些人一起被冠了這個帶有歧視性的名字。這種歧視的更深一層對象是大陸本身：六七十年代的社會動盪破壞了維繫社會生活的傳統文化價值觀和大家族式的社會生產模式，卻沒能為中國提供一個穩定的經濟政治社會發展圖景，更使得"現代"與"古代"的文化徹底斷層。與百廢待興的大陸相比，"亞洲四小龍"之一的台灣正處在全方位的高速發展期。
我在台灣見到了一位長我近三十歲的大學學長，他就讀台灣的80、90年代的教科書長大。他對我說，在讀大學之前一直堅信着要"反攻大陸"，待到讀了大學之後，就再也不信這一套了。的確，對於見證了這個黃金時代的青年，逐漸自由繁榮的台灣既不可能、也不需要反攻大陸。他們期待的是與這個巨大的市場擴大經濟和文化往來，擔心的是大陸這個逐漸崛起的政治勢力拖台灣的後腿，阻止台灣民主制度的發展。在這個時代，兩方由1949年後追求"歸於一統"轉而追求"和平統一"，互相拋出了橄欖枝。於是有了兩岸三通、九二共識。
"餘年老去始能狂，一世飄零敢自傷。已是故家平毀後，卻來萬里覓原鄉。"這是葉嘉瑩先生1949年離開家鄉北京，在台灣、美國、加拿大度過飄零離別的大半生，歷經白色恐怖的牢獄之災，之後長女、父親先後去世，到了世紀之交回到故鄉時所作，物是人非，落葉歸根。當我看到電影《掬水月在手》裏她回到內蒙古大草原，對着同為滿族的席慕容感慨"天穹低處盡吾鄉"時，我幾乎要一同流淚。我在成年以前一直成長於大陸，而大陸對"中國/中華"文化身份認同討論的缺位，使得我對香港、台灣、新加坡等地華人以及其他少數群體的關注來得何其之晚。
沒有回到家鄉的是與葉嘉瑩同年出生的鐵嶺人齊邦媛。這兩位出生於1924年、至今健在的百歲老人，引領我了解了這段中華民族的大流散（Chinese Diaspora）歷史。她的那本回憶錄《巨流河》中的巨流河就是現在的遼河，也是她度過童年的地方。如同1920、30年代的許多東北人一樣，齊邦媛先去了南京，後撤到重慶，最終到了台灣。與葉不同的是，她幸運地躲過了白色恐怖的迫害，留在了台灣教授英美文學，後來又積極向歐美推動台灣文學，還參與籌備了國立台灣文學館的建立。我此行在文學館，看到了迄今見過最好的特展"文壇封鎖中：台灣文學禁書展"。
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文壇封鎖中：台灣文學禁書展"
但現在的台灣，少有人在談這些。畢竟我上述論述的視角過於中國中心/大陸中心，畢竟相比於1949年五六百萬的台灣本地人，當年的一百多萬新移民其實只是少數。在當下台灣的歷史敘事裏，日據時期的台灣社會比大陸移民的鄉愁情節更值得重視。甚至在台灣文學館裏，對余光中、葉嘉瑩、齊邦媛隻字未提，對懷鄉文學也只做了寥寥幾句介紹。在當下正統的台灣敘事裏，從白色恐怖時期的"反共文學"到1970年代的多元開放才是歷史的脈絡，懷鄉只不過是一部分人的小小的旁枝。
2003年成立的國立台灣文學館背後，藏着世紀之交台灣歷史敘事的徹底轉變。胡德夫時代的自我意識變成了主流敘事，台灣中小學的歷史教科書經歷了數次從"（中國）本國史"到"台灣史"的修改。在文學館中，或許也在學校里、社會上，1945年之於台灣人的重要性都蓋過了1949年。1945年日據時代的終結，比1949年中華民國的大敗退對台灣的影響更加深遠。對於李登輝和以他為代表的許多台灣本地人而言，中國大陸一直是一個陌生的鄰居，"外省人"的撤退是一群新移民的到來，而日據時代的終結則代表着從語言到教育到社會政治生活的全方位變化。
"從1949到1945"的這個小切片既道出了本省人與外省人的衝突與合流，也折射出了當下台灣人生活中的矛盾：生活在中華民國"一個中國"的政治框架之下，學着以台灣為中心的歷史。這也就是當下大陸提及的"台灣問題"之癥結所在：越來越少的台灣人認同自己是"中國"的一部分，現任總統賴清德在總統候選人辯論時公開指責"中華民國憲法"，似乎忘記了他在競選中華民國總統，更為激進的台獨人士則直接將統治台灣的"中華民國"改稱為"台灣民國"。隨着總體對大陸更了解、文化認同更強的老一輩台灣人逐漸走下歷史舞台，生長在台灣史觀下的年輕人逐漸走上歷史舞台，大陸希望通過增強兩岸文化認同走向和平統一的難度只會越來越高。許多台灣人現在的心態是"不想跟你統，又不敢跟你獨"。
但從另一個角度，"戰爭/和平&統一/獨立"這個選擇題忽視的，是現狀（status quo）的穩定性。不要思考政治的終局（end game）是什麼，而要想着如何讓現在的人生活地更好一點。有這樣才能幫助人們建立起最基本的共識，做有效的溝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