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楊在1991年寫給《九十年代》的贈詩。（圖片由作者提供）
前文寫了余英時先生在《九十年代》評論政治現實的往事。我翻閱舊雜誌，又想起了1990年10月在台北圓山飯店跟余先生會晤與談話的情形。那時候，儘管離大陸的六四才一年多，香港和西方世界對中共的態度，仍以抗議和制裁為主流，但台灣和南韓似乎就走另外的路，出現了大陸熱。
據《九十年代》取得的中共內部材料，自1987年台灣開放人民赴大陸以來，到1990年初，已經有約130萬人次的台灣人去大陸。而大陸批准赴台的人數是5000人，其中有180名中共黨員。中共內部材料指示各級幹部，要做好接待台胞工作，「政治上不強加於人」，「積極主動順乎自然地宣傳自己，做好工作」。中共雖然沒有說對台放棄武力，但鄧小平會見台灣訪客時就說：「大陸與台灣是一家人，不必打仗了，打仗對雙方都不好。」在統戰笑臉相迎下，台商固然紛紛前往大陸找商機，而民意代表、意見領袖也都以能夠與中共高幹交談為榮。
那一年，李登輝總統成立「國家統一委員會」，並在成立會上說，世界潮流所趨，使身居鐵幕的人民，「對政治民主、經濟自由與社會開放的嚮往，已由祈求化為行動」，「中共絕沒有力量，長期抵抗此一潮流」，因此，「中國統一的契機已經展現」。
當然，後來發現由利益集團掌控的世界潮流並非如此，國統會也漸行漸遠漸無疾而終了。不過，當時確牽引起台灣一些人對大陸的幻想。國台辦副主任跟《中國時報》總編輯黃肇松說：「《人民日報》若可以在台灣發行台灣版，《中國時報》也不是不可以在大陸發行大陸版。」因這句模稜兩可的話，好些人就談論到大陸去辦報。也有人主張台灣的政黨應到大陸去發展組織，有人則主張台灣應透過農業技術團的合作去影響大陸，「促進共產體制的質變」……。
台灣投入不少金錢和人力支持北京辦亞運會，有中共官員對台灣訪客說：「站在中國人的立場，當然希望亞運會能夠在另一個中國的地方舉行。」於是台灣就有人認為中共已經講好支持台灣舉辦亞運了！
余先生說：「我不相信講這句話的人真有這麼強大的中國意識。共產黨沒有，你接受他這個說法也是騙自己的。海峽兩岸運動員一起聯歡，說什麼為中國人爭光。全是假話。不必聽，也不必看。」
他說，共產黨哪有這麼簡單？你以為你很聰明，「認為共產黨人就個人來說不比你聰明，但真正鬥起來你就知道，以共產黨的組織能力，以他們的厲害與技巧，你是鬥不過他們的」。
我得到余先生的同意，把我們的談話整理，刊在《九十年代》1990年12月號上。同一期，針對台灣人的「大陸熱」，作家柏楊也寫了篇文章說，「美國人跟台灣人比，美國人像白痴，台灣人妙計百出。但是台灣人跟大陸人比，台灣人就像白痴，大陸人妙計百出」。
他說的白痴和妙計百出，是指政治計算。美國人一切按規則辦事，實話實說，台灣人就較靈活。但跟大陸人比，大陸人用各種飾辭讓你相信他的鬼話。相信這些飾辭並以為可以改變共產黨的台灣人就像白痴。
余先生當時針對台灣的大陸熱，說香港人比較知道共產黨。他的一些香港商人朋友，有的還是人大、政協，都只是與共產黨口頭合作，事實上資本早就移到外國了。將來如果能混的話，就跟你混一混，不能混就遠走高飛。他的朋友對他說，「第二次傻瓜我是不會再當的了」。
香港人就其大多數來說，確實比台灣人更了解共產黨。因為大部分香港人是從大陸避秦而來的。柏楊在文章中說：「對中國的前途，都是距離越遠，所抱希望越大，也越樂觀；距大陸越近，就越失望、越悲觀。而留住在大陸的中國人，卻完全絕望。」
香港人從1980年香港前途問題浮現以來，拒共、抗共的思潮就一直蔓延。迫於無奈接受九七主權轉移，部分有條件的人就移民外國，或取得外籍身份再回到香港一邊工作一邊觀察形勢。走不了或不想走的，就從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極力要在香港本地建立可以制衡行政權力的民主體制。
是有傻瓜在中國每更換一個最高領導人時，就寄託一次新希望。但較多香港人會認同餘先生1990年所說：「在共產黨的統治下，中國文化受到極嚴重的挫傷。歷史上即使秦始皇的暴政，也不能把整個社會改變，因為社會結構是動不了的。但共產黨把所有生機、一切社會組織都毀光了，只剩下一個組織，就是黨組織，從中央一直滲透到每一個鄉村，每一個人，都被控制。家族的、宗教的、文化的，一切民間組織都被毀掉，這樣的社會要恢復起來很困難。」
認識到中國的社會現實，香港人大多數不會對中共在九七後一段時間的忍住手不干預有幻想，不會對江澤民說的「井水不犯河水」有幻想。自六四以後，對中國民主化也沒有幻想。對一些民主派主張「促進中國民主而使香港可以有民主」，支持者越來越少。
至於後來香港年輕人奮起抗爭的堅強意志，倒是我那時想不到的。（失敗者回憶錄150）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專欄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