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傳，上古伏羲時，黃河流經今河南孟津縣一帶，有龍馬浮出水面，伏羲根據其背上「河圖」，演成八卦，後來成為《周易》的起源。
另有傳說，大禹治水時，洛水之畔有神龜背馱「洛書」而出，大禹以此定九章之法，劃天下為九州。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這些古老的傳說見載於先秦文獻《尚書》《周易》中。儘管河圖洛書的故事帶有抽象化和神秘化的特徵，但說明先民將河洛作為中華文化的源頭之一。
河洛地區，以洛陽盆地為中心，位於黃河及其支流洛河（古稱洛水）交匯之處。西周初年營建洛邑時，周公說：「此天下之中也。」
▲河南省地形圖。圖源：河南省測繪地理信息局，河南省地圖院
考古發現，「中國」一詞，最早是指河洛地區，即成周洛邑一帶。
1965年，一件出土於陝西寶雞的西周早期青銅尊流落民間，被當地的廢品回收站收購。博物館工作人員偶然間發現了它，趕緊將其收回。後來，有位青銅器專家在清理上面的鏽斑時，發現了尊內的12行銘文，因其中有「何尊」字樣，便稱之為「何尊」。
何尊銘文穿越了三千年時空，講述西周初年的河洛往事，其大意是說：
周成王在位時，在河洛營建成周都邑，對其父武王進行祭祀。周成王在京宮大室對宗族小子「何」進行訓誥，講到何的先父曾追隨周文王，而周文王受上天之命統治萬民，周武王滅商後，又在河洛地區告祭於天，以此地作為天下的中心。何一家因功受賞，作尊紀念，以示榮耀。
何尊銘文中有一句：「余其宅茲中國，自之爻民。」這是迄今為止發現的，「中國」一詞在文物上留下的最早痕跡。
▲何尊。圖源：圖蟲創意
周人以河洛為「天下之中」的普遍認識，並非出於主觀臆斷。
當年武王伐紂、統一河洛之後，為如何統治商的故地而憂慮得夜不能寐。於是，為了宣告自己對「中國」的統治，周武王派宗室周公、召公前往洛水、伊水之畔勘察地形，營建成周洛邑，作為周朝新都，並把象徵王權的九鼎遷到洛邑。
周公來到河洛，在嵩山附近的陽城（今登封市告成鎮）設置了一座測影台，立圭表，測日影，才得出結論：河洛是當時的「天下之中」。
到了東周時期，河洛地區成為周王室東遷的庇護所，周王室在成周西面三十餘里處建了一座東周王城。
古人發現，夏商周三代定都於河洛，《史記》有句話，「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間」。而今人經過考古發掘，發現在西起澗河、東至偃師的洛水之濱，長僅幾十公里的距離內，排列着五大都城遺址，包括二里頭（夏王城）遺址、偃師商城遺址、東周王城遺址、漢魏洛陽城遺址與隋唐洛陽城遺址，號稱「五都薈洛」。
▲五都薈洛示意圖。圖源：最愛歷史
從地理形勢來看，河洛地區以古都洛陽為中心，西起華山，東至滎陽，北依太行山南麓，南達秦嶺東段支脈外方山南麓的汝、潁流域。
博大精深的河洛文化在這片土地上傳承，閱盡世間滄桑，數千年來人才輩出。
漫長的歲月中，「中國」的概念從河洛向周邊緩緩延伸，綿延到滔滔江海、戈壁荒原，直到成為東方泱泱大國的名稱。
▲天子駕六馬坑，發掘於洛陽周王城廣場。「天子駕六」，為古代禮制的一種，指天子出行用六匹馬拉的馬車。圖源：攝圖網
春秋戰國時期，周天子名存實亡，周王室處於風雨飄搖之中。
政治上的分崩離析卻孕育了百家爭鳴的文化發展，河洛地區成為諸多思想家活躍的舞台。
道家的老子，前半生為周王室作守藏史，在洛邑掌藏國家圖籍。
有一次，孔子從齊魯遠道而來，向老子學習周禮。
老子對孔子說：「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這幾句話的意思是告訴孔子，君子要審時度勢才能成功，否則就會勞累而行，就像老道的商人深藏不露，而心懷大德的君子，也大智若愚。
他希望孔子「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因為這些「皆無益於子之身」。
孔子帶着弟子們回去後，在半路上說：「天上的鳥，我知道它能飛；水中的魚，我知道它能游；地上的野獸，我知道它能奔跑。至於龍我就無從得知了，據說龍乘風雲即可上天，我今天見到老子，他就像龍一樣啊！」
孔子見老子，兩位偉大的思想家惺惺相惜，儒道兩家的思想也相互交融。後來，老子棄官而去，騎青牛出函谷關，留下五千餘字《道德經》，從此飄然歸隱。
▲洛陽老君山。圖源：攝圖網
戰國時期，韓國公子韓非成為法家學派的集大成者。韓非早年求學於儒家的荀子，平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
韓非著有《韓非子》，集法家法術勢三者於一身，其政治理想是建立一個統一的君主集權國家，以「法」作為治國的根本。他的著作流傳到秦國後，得到了秦王嬴政的關注。
當時，秦軍東出，首當其衝的就是佔據河洛地區的韓國。韓非見韓國日漸衰敗，幾度諫言韓王，呈上富國強兵之法，但得不到韓國重用。
秦王嬴政讀過韓非的書後欽佩不已，對大臣李斯說：「嗟乎，吾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是韓非的老同學，十分忌憚韓非的才能。
後來，韓非從河洛入秦，雖然得以覲見秦王，卻遭到李斯等人讒言陷害，下獄而死。韓非雖死，他的法家思想卻流傳下來，影響此後歷代王朝的統治者。
先秦時期，是河洛文化的形成時期。這一時期的河洛地區，從擁有人類文明社會形成的三大標誌——城池、青銅器和文字，到王朝崛起，定鼎中國，再到諸侯林立，百家爭鳴，成為中國先秦歷史的典型代表區域。
秦人東進吞併河洛之後，在此地設三川、河內、河東等郡。始皇帝嬴政一統天下，修建馳道，這條「東窮燕齊」的高速公路從河洛地區穿過，滎陽附近的黃河岸邊修建起了當時黃河上規模最大的轉運倉——敖倉，將關東地區的糧食源源不斷地運往關中。
西漢建立之後，河洛作為「天下之中」，政治地位迅速上升。漢高祖劉邦平定天下後，本來定都於洛陽，後來聽從婁敬與張良的建議，才確定了定都關中長安的大計。
漢代文學家揚雄對這段歷史有過評述：「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洛陽；婁敬委輅脫挽，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
齊人婁敬是最早勸說劉邦遷都關中的人，他因為此功被賜姓改名劉敬。
婁敬當時對劉邦說，關中之地被山帶河，有四塞之固，即便出現危急情況，也有百萬之眾可以備戰，又有肥沃富裕的土地，當真是「天府之國」啊！如果大漢進入關中建都，擁有秦國的故地，就是「扼天下之亢而拊其背」。
劉邦的老部下多是關東人，仍勸劉邦建都洛陽：「洛陽東有成皋，西有崤澠，背靠黃河，朝向伊、洛二水，足以支撐其險要。」
但謀士張良進言道：「洛陽雖然也有險固，但地方狹小，不過數百里，容易四面受敵，且土地不肥沃，此非用武之地。關中左有崤函，右有隴蜀，沃野千里，南部連接富饒的巴蜀，北方毗鄰胡人的牧場，可阻擋三方來犯之敵，獨以一面牽制東方的諸侯。天下平定後，關中可以利用黃河和渭水的水道來輸送糧食，供應京師。這就是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婁敬說得對啊！」
史書記載，劉邦聽完張良的話後，當天就從洛陽移駕長安。
歷史上不少能人智士認為，河洛的戰略地位不如關中。
▲西漢時期司隸部。圖源：中國歷史地圖集
實際上，河洛也有號稱「天下治亂之候」的地理位置，其四面環山，西有崤山、中條山，南有熊耳山、外方山、伏牛山，東有淇山、嵩山等多座高山；北面是黃河，黃河南岸的邙山成為天然屏障，正好使洛陽免於黃河水患的侵擾。
總體上看，洛陽地勢西高東低，境內山川丘陵交錯，地勢複雜多樣。
山河拱戴之下，河洛地區作為古代的交通樞紐，控制着南北向的晉楚孔道與東西向的豫西走廊，構成一個十字架狀的水陸交通大動脈。
針對河洛的地利，宋人李格非說：「挾崤澠之險阻，當秦隴之襟喉，而趙魏之走集，蓋四方必爭之地，天下常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先受兵……洛陽之盛衰，天下治亂之候也。」（《洛陽名園記》）
西漢以前，周武王伐紂克殷、秦始皇統一六國，以及楚漢戰爭，都有控制河洛的戰略目標。得中原者，往往可得天下。
在劉邦遷都關中二百年後，東漢的建立者漢光武帝劉秀再度將漢室江山託付於河洛。東漢以洛陽為都，將政治中心轉移到了河洛，開創了光武中興、明章之冶的盛世，但到東漢中後期，陷入外戚與宦官交替把持朝政的亂局。
▲洛陽白馬寺。圖源：攝圖網
漢代的河洛地區在一場血與火的災禍中走向落幕。
東漢初平元年（190年），佔據洛陽的軍閥董卓脅迫漢獻帝遷都長安。
入主洛陽時，董卓廢帝改立，獨攬大權，他的士兵入室劫掠，殘害百姓，董卓本人還姦污公主，暴虐群臣，京城內外人人自危。董卓不懂經濟，卻非要當「懂王」，毀壞漢朝使用已久的五銖錢，收取洛陽及長安的銅器鑄成更小的錢，導致物價飛漲。
遷都之時，董卓的軍隊又對洛陽進行了徹底的破壞，「盡徙洛陽人數百萬口於長安，步騎驅蹙，更相蹈藉，飢餓寇掠，積屍盈路。卓自屯留畢圭苑中，悉燒宮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內無復孑遺。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已下冢墓，收其珍寶」。
董卓死後，長安發生動亂，漢獻帝在部分大臣的護送下返回洛陽，只見洛陽城滿目蒼夷，宮室被燒毀殆盡，百官只能在荊棘之間艱難求食，有的被活活餓死，有的被亂軍所殺。
天下之中的河洛，既要承載王朝興盛時的榮光，也要忍受王朝沒落時的苦痛。
三國時期，曹魏建都洛陽，河洛一帶免於戰亂，得到恢復發展，洛陽、河內、河東、弘農等郡縣，都是曹魏屯田的重要地區。
然而，曹魏的政權最終被河洛地區門閥勢力的代表司馬氏篡奪。西晉初年，晉朝的達官貴族生活荒淫、競相奢侈，司馬家族的宗室內部勾心鬥角、互相攻伐，最終釀成了八王之亂與永嘉之亂。
▲[晉]顧愷之《洛神賦圖》（局部）。圖源：網絡
永嘉之亂，掀起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因動亂而發生的大規模人口南遷。此後每逢中原板蕩，戰亂不休，常有士庶避亂南徙，南遷的漢人常懷「河洛之思」，他們帶着對中原故國鄉音、鄉貌、鄉情的眷戀，將生活、飲食、起居、婚喪等習俗傳播到南方。
河洛文化之精蘊在東晉、南朝得到了繼承與弘揚，直至今日，南方諸多地區仍以傳承河洛文化為榮。
河洛郎，是中原後裔的自稱，中國東南沿海的閩南人、客家人等，很多家族的先祖都可以追溯到河洛籍，他們是西晉永嘉之亂、唐朝安史之亂、宋代靖康之變等歷代人口遷移事件中南遷的漢人。
南北朝時期，河洛地區在歷經戰亂後得以復興。
北魏孝文帝為了推行漢化改革，決定將都城從靠近草原地區的平城（今山西大同）遷到河洛地區的洛陽。
北魏的統治者是鮮卑族，他們久居漠北，精於騎射，但入主中原後，部分鮮卑貴族逐漸受中原文化洗禮，移風易俗，學習漢文化。
此外，平城一帶容易發生旱災，造成糧食減產或絕收。有一年，平城從春至夏飽受旱災困擾，「野無青草」，孝文帝不得不開倉放糧，賑恤饑民，並鼓勵民眾出關就食。
從戰略意義上來看，北方的遊牧民族不斷南下騷擾，儘管北魏在靠近陰山山脈的北部邊境設立了六鎮，但平城一帶仍然避免不了遊牧民族的威脅。
於是，推行改革的北魏孝文帝萌生了遷都洛陽的計劃。他對宗室大臣拓跋澄說：「國家興自北土，徒居平城，雖富有四海，文軌未一。此間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風易俗，信為甚難。崤函帝聖，河洛王里，因茲大舉，光宅中原。」
拓跋澄也認同河洛是遷都的理想之地，他對孝文帝說：「伊洛中區，均天下所據。」
但北魏的宗室並非都支持變法與遷都，當時有不少人反對遷都。
北魏孝文帝想到一個實行遷都大計的計策。太和十七年（493年），孝文帝命人在黃河上建造浮橋，並下詔免除南遷路上經過地方的軍糧，隨後藉口南征，率領百官與步騎三十多萬從平城出發南下。
行至洛陽，正值夏季，陰雨連綿，道路泥濘，士兵疲睏不堪，很多人都不願意繼續南下。群臣聚集到孝文帝的車駕前，請求他停止南伐，孝文帝便下令，全體人員進駐洛陽，以此「定遷都之計」。去洛陽反對派肯定不樂意，但南征路上困難重重，他們更慫，只好隨孝文帝到洛陽。
次年，孝文帝正式下詔，遷都洛陽。
至此，孝文帝完成了遷都大計，實現了以河洛為政治中心的戰略構想，也為北朝統一黃河流域，以及日後隋朝平定江南奠定了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