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交流融合的見證
既然說到四川博物院，大家的第一時間想到的恐怕都是三星堆的青銅器了。不過，今天要給大家介紹的，是除了三星堆文物外，那些富有特色的青銅器。
20世紀50年代和8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彭州市濛陽鎮竹瓦街出土大約有40餘件窖藏青銅器，其中精品首推象首耳獸面紋銅罍和羊首耳渦紋銅罍。
象首獸面罍通高70厘米，口徑21.8厘米，罍蓋為四鳥形突棱，罍身飾夔龍，夔鼻恰為突棱，肩部雙耳為一對立體象首，雙耳象鼻特徵明顯，通體刻畫雲雷紋、匐牛紋、夔紋，圖案樣式繁複而又主題突出，佈局對稱，即便放在中原地區也是難得列罍精品。
另一羊首罍通高68厘米，口徑24厘米，有着覆豆形罍蓋，四面立棱，棱中有四合選旋渦紋，肩部有立體盤角羊首雙耳，造型簡潔明快，做工精良，可謂川博鎮館寶藏之一。
當後人於蜀地見到如此精良、形制紋案又帶有濃郁商周風格的列罍時，自會猜想這莫不是受中原影響？此說並非臆想。考究竹瓦街窖藏青銅器銅質和色澤，人們大致可肯定為巴蜀本土所鑄，但其中有兩件青銅觶卻分別銘有「覃父癸」「牧正父已」，而該字樣也出現在陝西寶雞竹園溝的晚商銅爵和隴縣韋家莊的晚商銅尊之上，幾乎可以確證該批青銅器要麼就是延請北地工匠所鑄，要麼就是古蜀人直接翻模，總之都是接受中原文化影響的產物。
不僅是通過古蜀道接受北地影響，廳內陳列的1980出土於成都新都區馬家鄉的戰國「邵之食鼎」則體現了南方楚文化的影響。此鼎鑄造極為精良自不必說，關鍵蓋內還有用春秋戰國楚地流行文字書寫的「邵之食鼎」四字。「邵」，很可能就是楚國宗室「昭」。
這些青銅器足以證明，蜀地自上古以來便同黃河與長江流域諸文明有着密切聯繫，深受兩地文明影響。那麼，巴蜀文化是否完全就是照搬黃河、長江文化？館中另一些青銅器則給出否定答案。
1972年郫縣（今成都郫都區）出土了一件戰國虎紋銅戈，此戈援長17.8厘米，內長7.5厘米，胡長8厘米，在援、內相接處鑄有浮雕怪鳥頭形虎頭紋，可能為某巴人氏族圖騰；而在胡兩面均鑄造有一椎髻跽地，腰佩懸刀武士，形象酷似後人在《蜀王本紀》所所言「椎髻左衽」的古蜀人。更讓人驚訝的是戈脊處有一行被稱為「巴蜀圖語」符號紋飾，與中原甲骨文、金文均不相同，而且此種符號系統也見於院藏成都羊子山出土的戰國青銅器，很可能是古蜀國發展出的某種文字雛形。
既有巴人圖騰又有蜀人形象，同時還有類文字符號，此戈宛如巴蜀文化獨特性象徵，暗示先秦巴蜀在汲取黃河、長江流域文化的同時，內部也逐漸開始產生屬於自己的文字，開始形成一種源自長江、黃河流域，同時又有鮮明本地色彩的中華文化分支，體現此點的還有館藏的戰國嵌錯宴樂攻戰紋銅壺。該青銅壺於1965年發現於成都百花潭中學10號戰國墓，壺通高40厘米，口徑13.4厘米，通體用金屬嵌錯出四層圖案，從上至下第一層為習射庖廚圖和採桑歌舞圖；第二層為宴樂武舞圖和弋射圖；第三層為步戰仰攻圖和水路攻戰圖，第四層為狩獵圖。圖中人物有三星堆金杖和祭天玉璋畫風，而複雜的圖案組合更為蜀地獨有，偏偏又全集中出現於壺這種典型中原青銅器形之上，可謂多方融合。
周末將至，各位朋友們可以放下一周的忙碌，去到四川博物院，探索更多四川人從古就有的「鬆弛」密碼。
參考文獻:
四川博物院官方網站
四川博物院《歲月留痕——四川博物院建館七十年紀念文集》
《四川博物院文物精品集》
《四川博物院》等
本文改編自《國家人文歷史》2024年10月下，原標題為《四川博物院，呈現巴蜀先民的多彩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