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加沙衝突外溢以來，中共多次向伊朗表達外交支持。當哈馬斯政治領導人伊斯梅爾‧哈尼亞(Ismail Haniyeh)10月8月在德黑蘭遇刺身亡後，中共外交部長王毅表示支持伊朗捍衛「主權安全和民族尊嚴」。
10月14日，王毅同伊朗外長阿巴斯·阿拉格齊(Abbas Aragchi)通電話，伊朗表示，「高度重視中方在國際事務中的重要影響」，而中共也表示，「中方將繼續展現負責任大國擔當」。
前美國副國家安全顧問、華盛頓智庫保衛民主基金會(FDD)中共項目主席博明(Matthew Pottinger)告訴美國之音，北京對中東政策抱有和美國競爭的零和心態。
「2023年10月7日之後，北京轉向通過外交、心理戰和宣傳攻擊以色列的利益，而北京也是伊朗最大的經濟支持者，因為中共是伊朗受制裁石油的主要客戶。這已經顯示出很多關於北京在中東的戰略。」他說。
前白宮國安顧問助理戈德堡指出，中共如今將伊朗視為寶貴的戰略資產和對抗美國的工具，而不僅僅是「一帶一路」倡議的一個站點。「伊朗是一個廉價加油站，也是北京進口大量石油的中東戰略立足點。伊朗將美國趕出中東的能力，為沙特阿拉伯提供新的權力掮客角色的能力，甚至讓伊朗成為核武國家的可能性，這些都成為中共在未來與美國對抗時的主要戰略優勢。」戈德堡說。
王毅在10月14日的通話中還表示，中共還表示願意繼續推進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的進一步和解。2023年3月，伊朗和沙特在中共的斡旋下同意恢復外交關係。
《國家利益》雜誌的分析師魏克特則認為，中共對於支持伊朗的權衡計算很複雜，即希望藉助伊朗使美國在中東的處境變得複雜，但同時也需要德黑蘭不要讓事態失控，否則可能會引發美國和以色列直接對伊朗採取軍事行動的風險。
他解釋說：「中共的大部分石油和天然氣都來自伊朗，替換伊朗對中共來說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儘管中共已成為沙特阿拉伯最大的石油購買國)。更重要的是，中共希望以色列向自己開放高科技部門。但以色列抵制了這些呼籲，因為他們知道美國會如何反應。然而，中共認為可以利用伊朗作為施壓點來扭轉以色列的局面。」
他說，中共一方面向伊朗出售先進的彈道導彈技術，但同時也向沙特出售同樣先進的武器也很能說明問題。
美國政論家、《中共即將崩潰》一書作者章家敦(Gordon Chang)10月7日對美國福克斯新聞表示，中共幾乎在武器輸入等方面全方位支持伊朗，甚至慫恿其襲擊以色列。「如果沒有中共，伊朗將無法繼續支付這場戰爭。」他說。
不過，華盛頓智庫新美國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行政總裁理查德·方丹（Richard Fontaine）在10月10日該機構舉辦的一場媒體簡報會上對美國之音表示，目前不確定中共是否直接慫恿伊朗襲擊以色列，但可以肯定的是，與俄羅斯一樣，中共不會再同意制裁伊朗，將其帶入核談判。
「中共作為伊朗核問題六國(P5+1)的合作夥伴對伊朗實施制裁，以便將其帶入2020年的核談判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而且，他說，在經濟方面，中共是伊朗的生命線。2021年，伊朗和中共簽署了一項為期25年的戰略合作協議，伊朗向中共出售大量石油。中共承諾在25年內向伊朗經濟投資4000億美元。
方丹強調，伊朗對中共雖然重要，但不那麼重要：「當你談論實際為伊朗襲擊提供積極支持時，情況就大不相同了，我認為我們還沒有看到這種情況。」他認為中共並不是中東問題的重要推動者。
新戰略必須考慮中共因素
中共是伊朗石油資金的重要來源地。據自由歐洲電台今年五月報道，美國施加的制裁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未能阻止伊朗的石油出口，目前的石油出口量約為每天150萬桶，其中85%至90%出口到中共。
近年來，伊朗通過規避美國的制裁增加了石油銷售，其中包括使用「黑暗艦隊」(dark fleet)油輪非法將石油運往中共。這一戰術包括通過船對船的操作來卸載石油、中間商的介入、隱秘的資金轉移和重新標記石油以掩蓋其伊朗來源。
華盛頓近東政策研究所的常務董事、前國家安全委員會中東事務高級主任米高·辛格(Michael Singh)對美國之音說，擾亂中共與伊朗政權之間的聯繫必須成為美國對這兩個國家的戰略目標，雖然他意識到這其中挑戰不小。
「但我認為美國可以至少從威脅要對促進這種貿易的中共實體施加後果開始，無論是(中共)銀行還是煉油廠等等。美國也可以嘗試威脅對轉運點施加後果，因為石油不是直接從伊朗運往中共的。」他說。
他說，就雙方與美國的關係而言，伊朗和中共對彼此都不那麼重要，也許通過一些壓力，北京可能會重新思考他們給伊朗的援助。
保衛民主基金會的戈德堡也認為，最好的辦法似乎是對中共實施嚴厲制裁，擠壓伊朗的資源，並在必要時對伊朗使用武力的政治意願。
「這還將幫助我們鞏固與海灣盟友的戰略關係，並將中共排除在中東之外。我們不得不與北京就進口伊朗石油進行艱難的對話。這必須停止，美國的制裁也必須得到執行。」
為了應對中共對伊朗石油採購的激增，今年四月美國國會通過了《停止庇護伊朗石油法案》（SHIP Act），旨在通過打擊參與非法轉運伊朗石油的實體，如港口和油輪運營商。另一項《伊朗-中共能源制裁法案》(Iran-China Energy Sanctions Act)的針對目標是參與從伊朗購買石油的中共金融機構。
保衛民主基金會的高級伊朗和金融經濟顧問薩伊德·卡西米內賈德(Saeed Ghasseminejad)指出，儘管美國最近在打擊轉運伊朗石油的船隻方面更為積極，但尚未打擊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公司，比如中共的港口和煉油廠。「對這些公司的打擊將產生重大成本，可能會說服北京減少伊朗石油的進口。」
他建議，「儘管打擊中共公司將帶來高昂的政治和外交成本，並可能導致北京採取反制措施，但為了重奪對於中東『暴政軸心』支柱之一和美國在中東最大敵人的經濟槓桿，這個代價是值得付出的。僅僅打擊陰影中的參與者，就像粉刷被白蟻侵蝕的房子。看起來可能一時光鮮，但並不能解決問題根源。」
除了中共幫助伊朗規避制裁的困境，美國還面臨兼顧應對全球衝突、難以將更多軍事資產集中在中東的挑戰。隨着中共侵台威脅加劇，美國原本計劃轉移軍事力量到印太戰區，但中東戰火的激化為其製造了阻力。分析人士建議，下一屆美國政府仍需要在中東保持主導地位和一定的軍事威懾，否則中俄會乘虛而入。
《國家利益》分析師魏克特建議，下一屆美國政府成功的伊朗戰略是避免直接的戰爭，並保持美國在中東地區的主導地位。
前美國副國安顧問博明指出，對於美國來說，一個成功的伊朗戰略包括美國必須支持其在中東的朋友和盟友，從以色列到阿拉伯海灣國家及其他地區。
「這將是我們利用一切國家力量阻止伊朗獲得核武器的一次戰爭，正如拜登總統所說的那樣。而且，伊朗發動代理人戰爭和其他侵害我們和我們朋友利益的暴力行為所付出的代價，將遠遠高於伊朗認為的任何好處。」
博明也表示，他將首先通過「執行美國、聯合國和其他盟友在拜登政府之前實施的石油制裁」，讓中共付出實際代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