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 6 月，來自清華大學、對外經貿大學、倫敦政經和上交所的多位學者共同發表了論文《泡沫與崩潰中的財富轉移（Wealth Redistribution in Bubbles and Crashes），引起業界討論。
作者們以 2014-2015 年中國股票市場在泡沫飆升直至最終破裂的時期為背景，考察了金融市場的劇烈動盪會如何影響財富不平等程度。研究結果顯示，由於經驗和技能的差異，這場泡沫及其破裂造成了 2500 億元的財富從收入最低的一組人轉移到了收入最高的一組人，前者佔比 84.9%，後者佔比 0.5%。
波動不一定是投資的敵人，但對於沒有太多航行經驗的人來說，駕駛一艘小船駛向風暴中，總是一件凶多吉少的事情。至少，我們必須清楚地知道（更重要的是能做到）自己應該在什麼時候撤退，才能避免葬身於驚濤駭浪之中。
今天，我們重新轉發這篇還不算久遠的文章，只是想和經過上一輪周期的讀者，以及尚未經歷周期的新人，再一起理解下，牛市對於絕大多數的普通人來說，究竟意味着什麼。
通過分析大量來自中國的綜合行政數據，我們記錄了在 2014-2015 年大牛市與股災期間，中國居民面對的財富不平等現象正在嚴重加劇：在這一時期的活躍交易中，股票市場前 0.5％的家庭獲得了收益，而最低的 85％的家庭損失慘重，高達 2500 億人民幣。
相比之下，如果在熊市，資產的差異很難造成如此顯著的回報差異。本文中，我們將提出一系列可能性來解釋這種現象，並探究如此局面背後的深意。
阿爾弗雷多等學者研究證實，過去的五十年間，全球財富不平等現象激增。最引人注目的一點，則是極端高收入人群的財富份額正在飆升，即便他們只佔總人口前 0.01%（Alvaredo et al. 2013; Alvaredo et al. 2018）。
這種財富集中度看似是由於收入分配愈發不公，背後卻有另一個重要的驅動因素：金融投資的收益嚴重不均。正如皮凱蒂的暢銷書（《21 世紀資本論》）所強調的，第二種差異是激化財富分配不公的重要誘因—— " 有錢人比別人獲得更高的平均回報是完全有可能的。"
2014-2015：中國股市泡沫破裂
通過本次研究，我們將觀察在中國市場中，股票投資如何讓社會財富變得越來越集中。泡沫與泡沫崩潰的階段值得關注的原因有三點：
首先，泡沫崩盤時期總是伴隨着異常高的交易量和收益率波動，市場大規模洗牌，財富重新分配。
其次，與平靜時期相比，泡沫起落的階段往往輸贏無定。比如，著名的艾薩克 · 牛頓，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物理學家和精明的投資者，就一時頭腦發熱，把全部身家砸進南海泡沫里，賠了個精光。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原因，雖然泡沫經濟在發達國家中已不常見，在發展中國家卻仍然異常普遍。
2011 年，馬爾門迪爾和納格爾的研究發現，早期的生活經歷對個體具有重大意義，甚至能跨越幾十年來主導我們的經濟決策 ( Malmendier and Nagel, 2011 ) 。2019 年，巴塔林澤（Badarinza ) 指出，在發展中國家，反覆出現的極端價格波動，哪怕只是短期現象，也會對數億國民的日常行為和經濟水平產生長遠影響。
於是，我們以 2014 年 7 月至 2015 年 12 月的中國泡沫破滅事件作為背景。當時，股市起落的激烈程度和過山車不相上下：上證指數從 2014 年 7 月初攀升至次年 6 月 12 日的峰值，漲幅 150%，到當年 12 月，又暴跌 40%。為了將這種極端情況產生的財富再分配與市場條件平靜時期作對比，我們也對 2014 年 6 月之前兩年半的數據進行了同樣的分析。
不同類型的投資者
通過上交所，我們獲得了約 4000 萬賬戶的詳細持有量和交易記錄。廣義而言，這些帳戶主要分為三類：散戶，機構，和企業帳戶——企業賬戶也包括其他公司的交叉持股和政府資助實體的所有權。在研究開始時，我們又將第一類散戶根據深滬交易所的持股總和，加上賬戶中的現金持有量，細分為四個類別：低於 50 萬人民幣（WG1），50 萬到 300 萬之間（WG2），300 萬到 1 千萬（WG3），1000 萬以上（WG4）。
表格 1 列出了各個投資群體的賬戶價值和交易量（十億人民幣）。總體而言，公司雖然持有市場價值的 64％，但只貢獻了總交易額的 2％。機構承擔了市場價值的 11％和交易量的 12％。最後，散戶僅佔市場價值的 25％，卻佔據了交易量的近 90％。
在這些個人投資者中，四個群體的資本權重和數量份額相對平衡。然而，就賬戶數量而言，擁有最微薄財富的群體是所有家庭賬戶的 85％，而頂層的 0.5% 富人們則支配着巨額資產。
我們將重點研究散戶群體的投資情況，該領域佔總交易量的近 90％。如圖 1 所示，在繁榮時期，收入最高的 0.5％的家庭進入了股票市場，而收入最低的 85％的家庭減少了他們的股票持有量。高峰期過後不久，富人迅速退出市場，將部分股票出售給較小的個體散戶，另一部分則出售給企業。
接下來，我們為不同的財富組計算流量及交易產生的收益和損失，如圖 2，以相同初始持有量的買入持有投資者作為基準。從 2014 年 7 月到 2015 年 12 月，收入最低的 85％的投資者損失超過 2500 億人民幣，而在這 18 個月期間，收入最高的 0.5％的家庭卻獲得高達 2540 億回報。
假設投資於股市的每一元人民幣都追蹤市場指數，我們就可以忽略複雜的投資組合。這時，財富再分配中，約有千億歸因於流入和流出市場的資本，剩餘的 1500 億人民幣的財富流動就可以是歸為異類投資組合的結果。
這些數字告訴我們，與 2014 年 6 月的初始股權財富相比，在 18 個月之內，流動產生的累積收益，使得最底層的人群損失了 28％的資金，最富裕的群體卻獲得了 31％的收益。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平靜的市場條件下，財富的重新分配比泡沫破裂時期的財富分配要小一個數量級。如表格 2 所示，在 2014 年 6 月之前的兩年半中的任何 18 個月內，超富裕人士（在股票財富分配中排名前 0.5％的人士）的收益最高為 21B 人民幣，這意味着他們的財富僅僅增加了 3％（與泡沫破裂時期的 30％相比）。與之對應，最底層的家庭群體損失了類似的數量。
為啥呢
對於這些發現，我們考慮了許多可能的解釋。其中，最顯而易見的也許是淨值不同的投資者具有不同的規劃平衡需求。事實上，一個簡單的投資組合選擇模型，只要考慮到股票市場的不同組合，就可以產生部分我們研究中出現的流動模式。
但是，這種再平衡所驅動的交易（更廣泛地說，是任何與實現的市場收益成線性關係的反饋交易策略）僅占觀察到的各群體財富轉移的一小部分，甚至不到 10%。
與此相反，我們認為家庭投資技能的差異主導了樣本中的財富再分配現象。研究發現，在市場一級的千萬人民幣重組中，近一半是由於小投資者的市場時機不佳。與泡沫破滅之初的投資者相比，選擇在泡沫破滅時期進入市場的人群往往缺乏經驗，也因此遭受翻倍的損失。
在市場層面上，新進入者僅占投資資本的 18％，卻構成了財富被轉移的 30％。這只是一個剖面，卻不難看出最底層的 85％的家庭所做的交易使他們的股票收益嚴重萎縮，而最頂層的 0.5％的家庭卻總能做出正確預測。
綜上所述，雖然小微投資者和超級富有人群選股能力在股市平靜時期就存在一定差異，但在泡沫崩潰事件中，時機波動和交易量飆升，這種區別呈數倍放大，導致前者資產不斷蒸發，而財富則被大量集中到超級富有的人群手中。
進一步推斷
以上結論指出，資金量最大的 0.5％的投資者在泡沫破裂事件中大發橫財，而最底層的 85％卻代價慘痛。這樣的結果一定程度上暴露出了政策導向的問題。通常，人們很容易認為只要更多參與股市或者其他有風險的金融市場，就可以讓國家變得更富裕，更平等，特別是在金融素養和市場參與度普遍較低的發展中國家。但實際情況恰好與之相反。
事實證明，在充滿泡沫和崩潰的金融市場中，如果貧困、財務緊張的群體盲目投資甚至梭哈，反而會導致本就微薄的資產再次縮水。
還有一點需要重視，上文提到，早期不穩定和不寬裕的生活經歷對數十年後的個人經濟決策擁有長期影響。因此，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政治家和學者有義務向人們強調，雖然對窮人來說積極參與股票市場能讓他們有機會改善生活水平，但是缺乏經驗的盲目投資更容易帶來完全相反的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