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只是在朝廷上「內部傳達」了一把，意思是我既然「反帝」了，你若違我之意，那就是「帝國主義走狗」，殺你沒商量！這種所謂「對內的民族主義」，沒有高度的「理性」，豈能想得出來！
同樣「理性」的老佛爺與大師兄們的關係也很微妙。儘管總的來說團民比教民要「傳統」，從「階級觀點」看也是教民更具「貧下中農」色彩，間或有「發洋財」的痞子，但官紳則是不會有的。而團民主體固然也是「貧下中農」和痞子，卻有官紳的參與，高潮時更是「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娼優隸卒，幾無人不團」。
但是整體上義和團始終沒有真正官方化，基本還是「民間組織資源」。而我們的帝制本質上是容不得這種東西的。
當朝廷「主剿」時，有人說義和團源出白蓮教，後來有人辯稱不是。義和團自己更是拼命洗刷，「奉旨造反」期間甚至經常檢舉、捕捉疑似白蓮教的百姓送官殺戮，以表心跡。
但其實是否源出白蓮教並不重要。真是白蓮教又怎樣？曾有人認為歷史上白蓮教多為造反者所奉，必有異端教義。
後來有學者把《廬山蓮宗寶鑑》等白蓮教經典看了個遍，說是正統得很，沒找出什麼「反骨」來。其實中國朝廷鎮壓白蓮教與西方中世紀基督教政權鎮壓異端完全不同。
在中國歷史上，「民間組織資源」之招忌，並不在於你信什麼，而在於這種「自組織」機制本身就是「秦制」所不容的。
所以無論大師兄們如何輸誠，朝廷骨子裏還是把他們與白蓮教、天地會視同一類。庚子之春以前和庚子之秋以後，朝廷都在剿「拳匪」。
即便在庚子夏季老佛爺讓他們火中取栗、奉旨造反，封他們為「義民」的那段「蜜月」里，官軍與「神團」仍是互殺不斷，甚至你在前面抗洋兵，我在後邊捅你一刀這樣的缺德事，官軍與「神團」雙方也都幹過。因此即便在那段時間，雙方也很少「並肩戰鬥」。
雙方的合作基本上是一種心照不宣的「分工」：義和團主要是屠殺教民（乃至疑似教民），間或也抗過洋兵，而官軍主要抗洋兵，間或也參與殺教民。
改革以前迴避這些基本事實，楞說都是義和團在抵抗侵略者，清軍只有少數「愛國」官兵受義和團的感召，不顧「賣國」政府的阻撓「也參加了」抵抗。現在事實漸明：根本不是這樣。
而多數論者都認可抗洋兵是功，濫殺教民是過，既然前者主要是官軍所干，後者幾乎皆神團所為，所以如今認為「拳匪」比官軍可恨，或官軍比拳匪可愛的輿論頗盛。其實這也不很公平。
因為直接下手濫殺教民的雖然確實主要是義和團，但是老佛爺的指使、縱容和幕後支持豈可忽視？而後來她向侵略者屈服，又把團民作替罪羊，反過來濫殺團民以獻媚於列強。
不仁不義、心狠手辣，莫此為甚！前面說過，清軍將帥抗敵犧牲者不少，而義和團的首領們幾乎沒有一個。
但是反過來，義和團的大師兄們死於非命的，幾乎都是死在官軍官府之手。
如果說這些人是罪有應得，那麼大量普通團民乃至疑似團民也被清朝官府屠殺（比被八國聯軍殺的多得多）又該怎麼說呢？官軍殺洋兵是比義和團有為，但他們殺的無辜百姓比洋兵多得多，也是不爭的事實吧。
所以，儘管具體的每件功罪都應該詳加考證各有所歸，但總體來講官軍與團民哪個該褒哪個該貶，確實不好說。
我們只能說庚子國難這場大悲劇，清朝統治者尤其慈禧是罪魁，但根源還在制度。這個制度在當時特定的條件下造成了這樣一場「反西化」大潮。
那麼，如此激烈「反西化」的義和團運動對於弘揚中國文化起了什麼作用？哪怕就是「傳統文化」、儒家文化、「文化保守主義」，在庚子狂潮中得到了一絲一毫的支持嗎？
義和團請來各種「神仙」，從太上老君、黃蓮聖母、伏魔大帝、洪鈞道人、孫悟空豬八戒、呂洞賓鐵拐李、關公趙子龍直到「念咒語，法真言，升黃表，敬香煙，請下各洞諸神仙」，可謂有奶便是娘，但凡「傳統」中有的神靈都想到了，可就是從來沒提孔孟，更沒人提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滿口怪力亂神，噤聲道德文章」就是這個「運動」的特點。「文革」時有人把義和團列入「歷史上勞動人民反孔鬥爭」之列，也不是全無空穴來風的。義和團「反西化」卻不尊儒，整一個「荊軻頌秦王」的活劇而已。
顯然，對於許多高度世俗化的傳統國人而言，他們「迷」則有之，「信」則未必；在信仰方面是臨時抱佛腳，有奶便是娘，很少有所謂「終極關懷」式的宗教精神。
這樣的好處是這種「世俗理性」特別適應市場經濟，這一點在改革時代就體現得很精彩，壞處則是譚嗣同所說的那種「鄉愿」之弊。
就個人算計而言，他們每個人都是猴精猴精的「理性經濟人」，一點都不「愚昧」，但作為整體，他們在專制體制下卻經常被「愚弄」，一次次地扮演了可悲的角色。
「文化資源」一西一中，反現代化的制度取向卻如出一轍。值得注意的是：在兩者同樣排斥西方現代文明的同時，兩者對儒家的仁義道德也並不感冒：天朝把孔孟之道斥為「妖書」而禁絕，「神團」則恰恰以怪力亂神的妖言來排斥孔孟之道。
這樣看來，現代文明與孔孟之道在這兩場災難中與其說是敵人，倒不如更像難兄難弟了。
聯繫到後來的某個時期天朝與神團都被當作兩大「高潮」而捧上雲霄，而當時恰恰也是「西方的」憲政法治與孔孟的傳統道德兩者都掃地以盡的年代，豈不令人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