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崇明××農場生活了六年多，我把它歸類為「苦難的歲月」。
六年多的日子很是難熬。
難熬——不僅僅是生活很艱難，工作很繁重，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鬱悶，與對前程的茫然。
大約到了1970年年中，前途一片茫然暗色中出現了一絲亮光：「上調」。
所謂「上調」就是跳出農場那個苦海，戶口回到我日思夜想的上海，當一名「無產階級先鋒隊成員」的基礎——工人。
「上調」工作一般都在年底農閒的時候展開。每年晚稻的收割工作完畢後，「上調」成了我們聊天的中心詞。
一個連隊裏總有那麼幾個人是「上調」消息源的中心，他或者他們的周邊總是圍着一堆人，或頒佈或打聽或討論，儘管誰也不知道他們的消息是從哪裏來的。
那一段時間裏，每一個連隊幹部，不管是他的眼神還是他的行動都開始變得神秘兮兮。連隊裏的一些刺頭也變得乖巧起來，再也不敢當面頂撞領導。平時一些不聲不響的，甚至平時不抽煙的人也會買上一包「牡丹牌」香煙。那時候的牡丹牌高檔煙，其高檔程度絕不亞於現在的軟殼中華煙。4角9分一包，幾乎相當於半天的工資。他們看到連隊幹部，就抽出一支「牡丹牌」香煙，離老遠路就拋了過去，嘴上叫道，「牡丹，牡丹，接牢……」
至於女同胞怎麼拍連隊幹部的馬屁，可能比較隱晦；而且我這個人在男女這方面的情商比較低，可能給你看到了，也不一定能看懂。
當年幹活的時候，遠沒有革命樣板戲裏唱得那麼浪漫，什麼「麥浪滾滾……」在幾乎沒有什麼機械化的那個年代，「一望無際」就代表着前方有無窮無盡的腰酸背痛與汗流浹背。
大概是1974年年底的某一天，連隊的A（請允許我隱去其大名，以後的幾個人名也使用字母代替），神秘兮兮地對小兄弟B、C、D說，「我今年『上調』篤定了，」一副得意洋洋的樣子，惹得幾個兄弟滿心痒痒地問，怎麼一回事。A只是神秘兮兮地朝他們笑笑。
「上調」這個名詞出現於1970年，上面給了我們連隊一個回上海當教師的名額，人稱「崇明老師」；好像是當年的下半年，又下來一個回上海當警察的名額，人稱「崇明警察」。
幾百人的連隊一個或者幾個回上海的名額，鳳毛麟角。但對我們一群前途一片昏暗迷茫的人來說，無異於在密不透風的黑屋子裏（魯迅語）透過一絲亮光，儘管那一點點亮光不一定照到你，但給了我們每個人活下去的動力。
當天晚上，B、C、D幾個小兄弟，飯堂里打上一大盆紅燒肉，帶上幾瓶崇明農場小賣部特有的八分錢一瓶的燒酒，去孝敬兄弟A。幾杯燒酒入肚，在兄弟們苦苦的哀求聲中：「帶上兄弟幾個吧……」A再也頂不住了。
A仰脖子又灌下了一瓶燒酒，輕輕地說，「……你去支書那裏，可以對他這樣說：『我可以給你一點東西』」……「但是這句話就到你們兄弟幾個為止，不要外傳奧」。
「我可以給你一點東西」，在A看來他只能說到這裏為止，不能再多講一句了。這樣說已經非常對得起兄弟們，也對得起那頓燒酒了。
「我可以給你一點東西」，接下來的幾天就有好幾個人悄悄地到支書屋裏，或去威脅或去誘惑或去試探，一個星期後，支部書記竟然收到十幾個，有人說是二三十個「我可以給你一點東西」的問候。
弦，終於崩了……
這一年連隊的「上調」工作最後由上面派人來管理。
「我可以給你一點東西」，這麼一句不着邊際的話，為什麼在支書那裏那麼管用呢。多年以後，當事人A喝了一些小酒後，補完整了故事的一些關鍵情節，我才明白了這句話奧秘之所在。
「上調」正式消息下來的前一段時間，最讓人忐忑不安。那天很晚了，A沒有一點睡意還在連隊裏黑燈瞎火地瞎逛。夜深了，他突然看到連隊的美女某某娣（此處必須隱去該女孩的名字）向支部書記的屋子走去，他下意識地跟上。
那時候雖然貴為黨支部書記，住的也是非常簡陋的，用幾塊紅磚壘起牆，屋頂鋪一些稻草的房子；說簡陋不過分，磚牆甚至沒有塗上石灰，磚與磚之間還留着無數的小縫隙。但是他可以一人住一間。靠門口的半間放一個桌子算是他的辦公室，後半間放一張床算作臥室。
當年我們住的，支部書記住的遠遠比這個差，磚牆不塗石灰是標配。有一段時間，我們男宿舍隔壁就是女宿舍，兩宿舍之間的山牆也不塗石灰，牆上縫隙無數。女同胞在山牆上糊上幾層報紙，有時候也難擋春光乍泄。
A輕輕地貼上去，裏面的談話清晰可辨「……我今年要上調哦……」那是美女的聲音。過了一會兒，只聽到支書回答：「今年可能輪不上你……」接下來是一陣沉默。
A稍稍移動一下位置，只見幽暗的燈光下，支書兩隻眼睛色眯眯地盯着某某娣的滿滿荷爾蒙的身子，又是一陣沉默，只聽到美女說，「……我可以給你一點東西」……
屋裏那個蹩腳的木板床傳出一陣嘰嘰嘎嘎的噪音和支書的喘息聲。時間不長。那美女走出支書的辦公室，A急忙躲到一邊，看着某某娣拐個彎走遠了，A一個閃身進了屋對着支書說，支書，我今年要上調，我可以給你一點東西。支書淡淡地說，去吧，我知道了。
……
最為好笑的是，連隊農友們的微信群里，幾乎天天有人在懷念那個年代說，那是一個風清氣正的火紅的年代。
不要以為這類事是個別現象，1979年進了大學，聽同寢室的同學也講過一個類似的故事。
我同學在上海的鄰居，一個女孩去江西農場務農，短短的兩年不到就被作為工農兵學員，保送進了上海第二醫學院學習。一個讀書那麼差，甚至智商有點問題的女孩怎麼可能上大學呢，沒人能想明白。
在鄰居無數羨慕的目光下，她媽媽道出了其中的奧秘：
1972年該女孩去到江西農場務農，1973年的某一天，她因例假請了半天假，躺在床上休息。
半夢半醒之際，她感覺床劇烈的晃動，並且下鋪發出似乎很痛苦的嗯嗯啊啊的聲音，那個時代的十八九歲的女孩對那種事似乎還處於似懂非懂的懵懂時期。儘管如此，她還是嚇得要死，躺在床上一動不動。
不久，完事，床也不再晃動，一股濃烈的煙味升了上來，睡在上鋪的她被嗆得忍不住咳嗽起來……
一切的一切都來到了亮光之下，她看到了那個人的臉，她連隊的支部書記——剛評選的全農場唯一的「學習×××著作積極分子」；支書也看到了她，「我怎麼沒想到上鋪還有一個她？」支書到底是久經沙場的老手，馬上鎮靜了下來說，「不要對外面說……」女孩一半恐懼一半無奈地點點頭。
1973年底，上面撥下來一個上海第二醫學院工農兵學員的名額，當時這樣一個讀書的名額遠比現在北大清華的本科，香上一百倍。幾百個人爭搶，無數人削尖腦袋，請客送禮用盡一切手段，沒想到那麼誘人的名額竟落在一個平時不聲不響，不求上進也不後進的人身上。
這樣，一個到江西農場不滿兩年的，看上去還有點傻乎乎的女孩，帶着無數人的羨慕妒忌恨，回到了上海，進了她幾輩子做夢也沒做到過的高等學府。
很多人致死也想不通，怎麼會呢；很多人都去打聽她的背景。但是當時的連隊支書絕對的權威，他的決定還需要解釋嗎？！
本篇成文之日，正值偉人揮手五十五周年：「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
我記得很清楚，1968年12月22日，那天我連隊組織了百把號人敲着鑼鼓，排着參差不齊的隊伍去場部報喜。在連長帶領下，眾人高呼帶着崇明口音的革命口號，一腳深一腳淺地沿着機耕土路向前走去，誰也沒有察覺到，不遠處是一個巨大的坑。向前，向前，繼續向前……
——幾天前崇明島下了一場大雪，正在慢慢融化，東方紅履帶式拖拉機在機耕土路口拐了個彎，留下一個大大的深深的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