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海美國商會：2023年僅66%會員公司盈利，創歷史最低水平
9月12日，上海美國商會發佈了2024中國商業報告。報告總計調查了旗下306家會員企業，發現「在中美關係不穩定和宏觀經濟壓力的背景下，會員公司對中國市場的前景較為悲觀，並面臨財務上的挑戰」。
報告封面
報告統計發現：
近一半的受訪者認為2023年的收入將高於2022年，其中零售業的比例最高，製造業的比例最低。
54%的受訪企業預計今年的收入將比去年有所增長，但只有37%的受訪企業預計未來三到五年中國的收入增長將超過全球。
40%的企業在2023年的運營利潤率有所上升，與去年37%的調查結果相比略有改善。
66%的受訪企業在2023年實現盈利，17%的受訪企業出現虧損。前一項指標創歷史新低，而後一項指標與2022年持平。
47%的受訪者對中國五年的商業前景持樂觀態度，13%的受訪者將中國列為其總部的首選投資目的地。這兩個比例都是我們調查歷史上最低的。
今年有更高比例的受訪者指出，政府對外資企業的政策法規有所改善，監管環境更加透明。同時，近三分之一的受訪者表示，去年中國的知識產權執法工作有所改善。
報告表示會員公司普遍將中美關係或者更廣泛的緣政治緊張視為其在華運營的最大挑戰，同時也認為這是中國經濟增長的最大挑戰。其中，「當被問及美國政府如何支持在華外企時，48%的受訪者建議減少對中國商品關稅。」
對此，上海美國商會會長鄭藝(Eric Zheng)表示，「我們恭敬地敦促兩國政府繼續進行雙邊對話，以穩定關係。」
調查還發現超過三分之二的受訪公司正在執行風險規避策略，36%的公司努力增加供應鏈韌性，25%的公司將中國和非中國的數據、信息進行分離。
此外，去年有25%的公司減少了對中國的投資，創下歷史記錄。不過，今年略有好轉，只有20%的公司有此打算，而減少投資的主要原因是擔心中國經濟增速放緩。
最後，報告表示只有22%的受訪者對中國政府的開發承諾有信心。然而，報告也稱，「在那些尚未完全對外開放的行業會員中，56%的公司表示，如果獲得更大的市場准入，他們會增加對中國的投資——其中14%的公司表示，這種投資增加將超過其當前投資水平的四分之一以上」。
二、洛伊研究所：中美權力兩級對美國和亞洲都有利
澳洲智庫洛伊研究所研究主任HERVÉ LEMAHIEU和東南亞項目主任SUSANNAH PATTON13號在外交事務期刊上撰文指出，當前亞洲的權力格局表現為中美兩極分化，而這種局勢對美國和該地區都有利。
文章封面截圖
文章引用洛伊研究所的亞洲實力指數項目稱，美國雖然不再是亞洲的絕對主導力量，但其影響力仍然領先中國約10%。不過，中國已經在經濟和軍事領域接近甚至超越美國，因此兩國的競爭將長期持續。
具體而言，在兩極分化的背景下，美國依然通過安全夥伴關係發揮影響力，而中國則依賴經濟關係。這種兩極格局暫時為亞洲帶來了穩定，保障了美國在該地區的經濟利益，並防止了潛在的霸權破壞和平。但作者提醒，要保持這種穩定，美國必須意識到自身力量的局限性，並加強對不結盟國家的吸引力，而不僅僅依賴其地區盟友。
文章還指出，儘管人們期望印度和日本能夠成為多極化的支柱，但作者通過數據表明，這兩個國家的經濟和軍事力量遠不足以與中國匹敵。例如，印度的軍事實力在馬六甲海峽以東難以投射，而日本的經濟影響力也逐漸下降。因此，儘管有多極化的願景，但現實中亞洲仍然是中美兩極競爭的舞台。
文章還指出，美國的聯盟體系雖然在不斷加強，尤其是與日本、澳大利亞和菲律賓的合作逐步深化，但這些盟友在軍事力量上仍然遠不及中國。儘管美國的聯盟帶來了某些優勢，如提高軍事准入和威懾能力，但在與中國發生衝突時，這些盟友的作用仍然有限，無法為美國帶來決定性的戰略優勢。
因此，亞洲的兩極格局雖然對區域和平起到了一定的穩定作用，但這並不意味着衝突的風險已經消除。特別是在台灣和南海問題上，爆發點依然存在。儘管如此，與中東和歐洲的動盪局勢相比，亞洲的穩定性顯得尤為重要。
文章最後強調，美國應當繼續在盟友關係上投資，但也需要更加關注與不結盟國家的關係，避免它們向中國靠攏。通過加強與這些國家的外交和經濟合作，美國可以維持其作為亞洲兩極之一的強國地位，確保兩極格局的延續。文章稱，這種格局雖然不完美，但對美國和整個亞洲地區來說，可能是最可接受的選擇。
三、美國對華政策是否過於鷹派？外交政策雜誌專訪美國駐華大使
本月外交政策雜誌主編拉維·阿格拉沃爾(Ravi Agrawal)對美國駐華大使伯恩斯(R. Nicholas Burns)進行了專訪。其中，伯恩斯表示，美中關係是「軍事、經濟、技術領域的結構性競爭，那麼這種競爭將持續幾十年」，因此他認為美國「必須以一種既捍衛國家利益又避免衝突的方式來管理這段關係」。
文章封面截圖
外交政策詢問了伯恩斯多個問題，中國數字時代摘錄部分重點問題回答如下：
當主編問道，該如何解釋美國對華政策的巨大轉變時，伯恩斯表示：
這一政策轉變的動因是中國國內不斷變化的環境和政策。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中國是一個不同的國家。在某種程度上，它對世界其他國家更加開放。那時還不清楚中國是否會在南海、東海甚至台灣海峽對鄰國咄咄逼人。
但中國變了。我們在這個地區看到了一個更加咄咄逼人的中國。我們看到，在經濟方面，中國通過強制技術轉讓、竊取知識產權，根本沒有為美國公司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這是一個截然不同的中國。政府不得不對這種變化做出反應……我們面臨的挑戰是，我們能否在競爭的同時避免對世界造成災難性影響的衝突？這是我們拜登政府感到的一項重大責任。
主編也贊同了伯恩斯的回答，不過他也詢問大使美國現在對中政策是否過於強硬。對此，伯恩斯解釋稱：
我不這麼認為。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南海問題上對美國盟友過於咄咄逼人。它過於好戰，依賴於對台灣的軍事恐嚇，尤其是在佩洛西議長訪問台灣之後。中國政府已開始對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歷史性的現代化改造，這在很大程度上違背了美國的利益。中國正在大幅增加其核武器儲備，但卻拒絕向世界其他國家透露此事，因此沒有透明度可言。中國正在利用其國家權力機關，無論是知識產權盜竊、強制技術轉讓還是網絡，以便為其本國公司謀取利益，同時以一種非常不公平的方式，削弱公平貿易和公平投資的前景。我還可以繼續說下去。
中國是美國的主要競爭對手。我們的優勢在於，我們有一群志同道合的盟友，他們看到了同樣的競爭和威脅。想想我們與日本、大韓民國、泰國、菲律賓、澳大利亞的聯盟，想想奧科斯的發展，當然還有包括印度、日本、澳大利亞和美國在內的「四方」力量的崛起。為了聯合國的未來和全球自由秩序的未來，我們必須應對中國提出的挑戰和中國倡導的非自由主義政策。這是對美國利益的嚴重挑戰。我們別無選擇，只能迎接這一挑戰。
我還認為，雖然兩個政府可以進行測試和競爭，但我們必須讓全國人民都能參與進來。由於疫情，特別是由於中國政府的「清零」政策，在過去五年中，我們只有一個國會代表團訪問過中國。在布林肯國務卿和耶倫國務卿於2023年中期訪華之前，我們已經有四年沒有國務卿或財政部長來過中國了。我真正擔心的是美國學生人數的急劇減少，從10年前的15,000人減少到現在的800人左右。兩國之間的雙向旅遊航班現在最多只有疫情前的四分之一。在這種情況下，你不希望看到兩個社會脫鈎。這方面，我們稱之為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是非常重要的。
最後，主編還問道了一個最近在美國外交界被反覆提起的問題，「中美競爭的終局是什麼？」伯恩斯回答到：
美中關係的一個基本事實是，在未來數年，甚至是未來十年，美中關係都將充滿競爭。因此，我們必須追求這種競爭。但在這樣做的過程中，如果你談到最終狀態，我們希望這兩個擁有世界上最強大軍隊的國家之間能夠建立和平的關係。拜登總統在談及這一關係時所說的話就體現了這一點。當布林肯部長，當傑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上周在這裏時，他說，我們的工作是競爭，但要以負責任的方式競爭，並通過密集的外交來處理這些分歧。
這就是我每天在這裏的工作，因此，在我們競爭和捍衛我們所重視的這些非常重要的利益的同時，我們希望看到我們在南海和東海的盟友受到尊重。我們希望看到人權得到尊重。我們不會停止追求這些利益。但與此同時，我們必須維持這兩個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之間的和平。因此，這是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的主要部分。
關於「終局」，你知道，歷史永遠不會真正終結。它是一個連續體。但說到「終結」，那就是堅持我們的價值觀，堅持我們的利益，負責任地競爭，同時確保我們之間有足夠的聯繫，從而降低軍事衝突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