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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樓下竟然住着國軍74師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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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我年齡相仿的人,因為電影《紅日》的熱映,沒人不知道國軍七十四師的。七十四師在孟良崮戰役全軍覆沒,據說沒有一個逃脫,但我的鄰居竟然是七十四師的,而且還是一個營長,怎麼一回事?

1966年下半年的某一天,我家弄堂口的牆上貼了一張大字報,大字報上赫然寫道:打倒國民黨反動軍官王某梅(請允許我隱去部分名字,因為他的女兒是我的同學,至今還有往來),名字寫得七倒八歪,還在名字上面狠狠地用紅筆劃了一個大叉。

那個王某梅不就是我家樓下的「王家伯伯」嗎,況且上面還寫着他現在的住址,不會認錯人的。那個王家伯伯竟然是國軍七十四師的營長?

打倒王某梅的大標題下是王某梅的簡歷,後來我又聽到不少弄堂里大人們的各種傳言,拼湊起來是這樣的:他出生於浙江西部仙居縣某鄉的大戶人家,正值國內時局大動盪,他抱着為國為家鄉效力的理想,毅然投筆從戎,考入了黃埔軍校。黃埔軍校畢業後,打了幾次抗日的大戰役,一步一步升遷到了國軍七十四師軍需營的營長。

我與幾個鄰居正在看大字報。十幾分鐘後,一群很是威武的戴着紅袖章的工人造反隊隊員押着王某梅,來到了弄堂口大字報下,批鬥會開始了。國軍七十四師營長王某梅被造反派反拗着雙臂,跪在硬綁綁的弄堂口的水泥地上,跪在一旁還有他的太太,我們弄堂里著名的揚州美女。

弄堂口很是窄小,平時兩輛黃魚車都很難同時通行,現在卻要擠一堆人開批鬥會。火爆的批鬥會現場就在我站的面前半米處展開,我面對面的,那是平時我天天碰到的,很是喜歡我的王家伯伯、王家姆媽呀,我不敢看。

開溜。

那是1966年年底,文革的烈焰如火如荼。那年我正處在開竅與懵懂之間,對我來說最開心的事,就是不用上學讀書更不用考試了;學校里平時把我們管得嚴嚴實實的老師,或者被打成了反動知識分子,或者不見了蹤影,不知道躲到哪個角落裏去,沒人管我了。

那個時候,幾乎沒有什麼娛樂活動,一部電影可以讓我們津津樂道很長一段時間。電影《紅日》風靡一時,《紅日》裏國軍七十四師師長張靈甫那英俊豪氣的形象,在我們男生中留下深刻的印象。特別是孟良崮戰役的最後時刻,張靈甫親自帶着部隊堅守着最後的陣地,張靈甫手拿着步話機的話筒,呼叫着空中飛機的支援:「01、01,我是靈甫,我是靈甫……轟炸、轟炸……」課間休息的時候,我們男同學拿着喝茶的小搪瓷杯當作話筒,學着呼叫。

王某梅,我們鄰居小孩都叫他「王家伯伯」。現在想來那時他也不過五十歲不到的年紀,個子不高,額頭很高,頭髮稀少,平時見到任何人都是滿臉堆笑。一個很善良的鄰居小老頭,你無論如何也無法與電影《紅日》裏,那些殘暴血腥的場面產生聯想。

我與王家伯伯唯一一次,還留在記憶里的交集,是他邀請我去觀看他單位組織的文藝演出,好像是某一年的國慶前夕。

那次演出在正規的劇場進行。前面是唱歌呀,跳舞呀之類的節目,唱什麼歌跳什麼舞我也不記得了。漸漸地演出進入了高潮,魔術表演開始了,報幕的在一旁說:「下面一個節目是古彩戲法——」,我們那時候都把變魔術叫「變戲法」,古彩戲法就是傳統的魔術表演。魔術師身穿寬大的長衫,頭戴銅盆帽走到舞台中央,只見他手拿一塊彩巾,一個遮擋就變出一朵紙花,又一個遮擋就變出了一隻鴿子,還能飛呢。

那古彩戲法魔術師不就是我家樓下的王家伯伯嗎,雖然他化妝很濃,我還是認出了他。突然,他靈巧地翻了一個筋斗,身下出現一大盆禮物,是各種各樣的水果糖。他把水果糖拋向觀眾席,演出達到了高潮,王家伯伯他好像發現了我,有意向我多拋了幾顆糖。

很多年以後,我想,也只有那個靈巧的筋斗,能證明王家伯伯曾經是黃埔軍校的優秀畢業生。

王家伯伯在弄堂口被批鬥是文革中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為什麼呢,王家伯伯是七十四師的營長,但他僅是軍需營的營長,身上沒有背着人命和血債。憑着黃埔軍校的學歷,憑着遠高於常人的精於計算的能力,和八面玲瓏的與人打交道的本事;他並沒有在孟良崮前線戰場衝鋒打仗,而是在後方管理軍需用品,在上海為部隊籌集各種款項。這也是為什麼七十四師在孟良崮全軍覆沒了,營長王家伯伯卻還能活到現在的原因。至於是不是因為與師長張靈甫的關係特別鐵,才得以留在後方管理那麼重要的軍需物質呢,那永遠只能是一個歷史的謎團了。

我小時候的上海市區主要由三撥不同區域的人組成:一撥是浙江人包括寧波人、紹興人和少數浙西人等,;另一撥是江蘇人,人數不少。江蘇人以長江為界分成蘇南人和蘇北人,如果當時稱呼某人為「蘇北人」,常帶有鄙視的意味,但揚州人常常自豪地自我標榜,可能是揚州出美女的緣故吧。還有一撥是廣東人,人數雖然不多,但提起著名的「永安百貨公司」沒人不知道吧,老闆姓郭,一個大家族,廣東人,人數不多名氣很響。當然還有一些其他省份的人,人數極少,可以忽略不計了。

有人告訴我,王家伯伯的太太是揚州人,我更相信「揚州出美女」這個說法了:王家姆媽,典型的揚州美女,瓜子臉,修長的身材,隱約可以看出年輕時的婀娜多姿。王家姆媽,弄堂里為數不多的幾乎是唯一的,身上還殘留着一點點大家貴婦味道的揚州人。

我還記得,王家姆媽永遠有着一頭燙得隱隱約約的捲髮,但家境窘迫沒錢去理髮店燙頭髮怎麼辦呢。據說,她自我發明了用夾煤球用的鐵夾子,在煤球爐上烤一下來燙捲髮的好辦法。王家姆媽平時說話沒有一點點揚州口音,說一口純正的上海話。弄堂里看到任何人都是主動打招呼,一臉淺淺的笑,笑得不卑不亢。

自從那次批鬥會以後,有一段關於王家姆媽的傳說,我記不得是哪個鄰居告訴我的,也只能把它歸類於傳說了:抗戰勝利後那幾年,有人看到王家姆媽坐在一輛美式敞篷吉普車上,身穿一身當年最時髦的,印有小花朵的齊膝蓋長的短旗袍,嘴角上叼着一支女式的「老刀牌」香煙,一副三十年代電影明星的派頭。身旁是一身戎裝的王家伯伯,前面駕駛座是美式裝備的勤務兵。不記得是哪個鄰居在一旁插話說,有什麼可以神氣活現的,你看現在倒霉了伐。語氣中滿是羨慕妒忌恨。

有時候在後門的自來水龍頭旁,有時候在底層的公共廚房間,王家姆媽與我的交集比較多。每次交集都是從同一套台詞開始的,王家姆媽微笑着對我說:「某某(我的名字)儂最乖了,我最喜歡儂」。聽得我樂顛樂顛的。

你可能不知道,那個年代,人與人說話,從來沒人使用「喜歡儂」這一類字眼或者說不習慣使用這一類字眼,我姆媽就從來沒有說過「喜歡儂」這三個字,儘管她很喜歡我。但王家姆媽就能把那三個字用得駕輕就熟,無絲毫不適感。難怪我媽媽偶爾聽到,回到家裏就會略含醋意地對我說,喜歡儂哦,儂骨頭輕來。

那個年代,相對於弄堂里一個四類分子來說,七十四師的營長王家伯伯遭遇還算幸運的。那個四類分子是弄堂里家庭婦女李葒金的老公。他,高高的個子,應該有一米八十幾,在當年算很高的個子了,人也長得膀大腰圓。平時在弄堂里常能見到他,永遠是同一個模樣:一手拿着一把竹製掃帚,另一手拿着一個帶把的簸箕,在弄堂里打掃衛生;走路幹活永遠低着頭,偶爾說話聲音輕輕的,從來不敢抬起頭正眼看人。

聽鄰居說,李葒金老公1949年前是三青團的成員,不知道是1955年還是1957年,他想逃往香港,不知怎麼的又被抓了回來,吃了幾年官司。釋放後,被打成了壞分子(四類分子的一種),也沒了工作,每月街道發八元錢生活補助,所謂補助也不是白拿的,你必須在弄堂里打掃衛生,通陰溝掃地清理泔腳缸等等。

時間來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改開開始了,最先來大陸投資的是港商和台商。與李葒金老公一樣也是1956年左右離開上海逃往香港的,弄堂里「阿六頭」的父親,人稱「小寧波」的從香港回來,儼然一副成功人士的派頭,六十歲左右的人了,還穿着一件花格子襯衫一條喇叭口,看得我瞠目結舌;特別是他的兒子「阿六頭」從此以後拎着一隻四喇叭的錄音機,喇叭里放送着「鄧麗君的歌曲」,弄堂口走進走出還把聲音開到最響,引來鄰居無數羨慕的眼光。王家姆媽在一旁喃喃地,似乎在自說自話:「儂看,出去(意思是離開大陸)了,都發啦……」

據說那段時間,有王家伯伯黃埔軍校的校友從台灣回上海投資,順道來看望他了。幾個「老戰友」幾十年沒見面,見面以後都聊了些什麼,做了些什麼,外人無法知曉。

在我看來那是冰火兩重天的體驗,人生的關鍵點一步踏進或者踏出,天差地別啊。但誰又能知道哪個是關鍵點呢。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在上海人民廣播電台任編輯。一天有個音樂編輯進科室後,滿臉堆笑地向遇到的每一個人分發巧克力,那天又不是什麼節日,弄得眾人一頭霧水,半天后終於搞清楚:他的爸爸從台灣回來了,受到了區政府領導極高的禮遇,希望他爸爸來上海投資。我們眾人很奇怪:你,指那個音樂編輯,不是爸爸早沒了麼。「49年的時候去了台灣,我哪敢對外說呀!」音樂編輯喃喃地耳語道。

那時候上海的住房非常緊張,音樂編輯正在為結婚申請住房。當電台台領導聽到此消息後,第一時間就把最後唯一的那套一室一廳的住房分配給了他。

感謝我的弟弟妹妹和一些相關的老鄰居,幫我指出文中的錯誤並為我提供不少細節。

2024年8月28日

責任編輯: 吳量  來源:新三屆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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