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三人都是年輕有為的莘莘學子,曾是「偉人」譽為的「早晨八點鐘的太陽」,可他們都因「右派」沉冤,英年早逝,有的投河,有的服毒,唉,總算保留了一具完屍……
一、鄭光弟:1933(?)年生,浙江省杭州市人,後居上海,是北京大學化學系1955級學生(本是復員軍人,高中畢業後未直接上大學,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任文化教員),1957年被北京大學打成右派分子,1958年3月8日被轟出學校,受「保留學籍,勞動察看」處分,到北京機織印染廠(後改名北京光華染織廠)接受「群眾專政」。他先在織布車間裝梭,後來到準備車間漿紗。他一直不理解為什麼會被打成右派,感到很痛苦,只能以「時代需要這樣的犧牲品」一說來安慰自己。60年代初他準備乘火車先去廣州,再設法偷渡到香港。為此還專門借了星圖,學習觀星座、以便在大海上辨認方向。但剛到北京站,還沒有上火車,就被抓了回來,送去勞動教養。結束教養後,投什剎海自殺(他水性很好,所以投什剎海之前在身上捆上了石頭。)
二、敖瑞伯:1935年生。天津人。1953年考上北京大學物理系,後休學一年,到物理系1954級上課。1957年北大5·19運動中,第一撥大字報高潮之後,他寫過一篇大字報《當火焰快要熄滅的時候,我投下一捆乾柴》,被學校打成右派分子,受「保留學籍,勞動察看」處分,在1958年3月8日被轟出學校,到北京機織印染廠(後改名北京光華染織廠)接受「群眾專政」,在織布車間裝梭。他認真幹活,也認真檢查,盼望早日摘掉右派帽子,好回學校念書。果然在60年代初就摘了右派帽子,但還是沒有讓他回校讀書,只是調任化驗員,不在車間做三班倒的擋車工就是了。原來,不是自己檢查得好就能回學校。同年級雖有兩人回校,但他們是拿靈魂和魔鬼做過交易,或是製造出過一個「反革命集團」去賣,或是採取過其它更加說不出口的手段的。回不去就在工廠呆着,找個女工搞對象結婚吧。當時廠里工人結婚,同事「湊份子」的規格是每人五毛錢。但是他結婚時,每人只湊了三毛錢。原來,摘了右派帽子也還是右派,是「摘帽右派」,仍然是人下人,一輩子沒有指望了。他受了刺激,心情不好,身體也就不好,得了肝病,身子也痛苦,生不如死,吃安眠藥自殺,被人救起;再吃,再被救起……最後還是死成功了。那已經是70年代的事,「文革」尚未結束。自然,連「改正」也還沒等來。
三、王永生:上海人,北京大學化學系1955級學生,1957年被劃成右派,受「保留學籍,勞動察看」處分,在1958年3月8日被送到北京機織印染廠(後改名北京光華染織廠)接受「群眾專政」。1960年初摘帽子。摘帽子後工廠曾通知他到人事科辦理回校復學手續,等到第二天他去辦的時候卻被告知暫緩辦理。以後此事不見再提,他也沒有能回校。1979年他轉回上海,在一家工廠里當夜校教員,並和他的一位學生結了婚,生了一個女兒。九十年代中期因患腸癌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