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也是參與「大躍進」運動的決策人之一。（網絡圖片）
以「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為內容之「三面紅旗」（以下統稱為「大躍進」），其展現的運動激情和造成的重大危害已為各方所熟知，作為執政當局之中共在這一運動中的作用和責任亦愈益清楚。然而，當年個別參與者的角色和作為，則還有待進一步釐清與分析，特別是毛澤東以下那些參與「大躍進」相關決策並致身力行的中共要人。雖然毛澤東是「大躍進」的始作俑者，但若無他人的贊襄與鼎力相助，毛恐亦難有所作為。
綜觀「大躍進」前後以毛澤東為中心的中共領導層，鄧小平是佔有特殊地位而不容忽視的重要政治人物。因為他甚受毛的青睞，除特意予以栽培和歷練外，毛更在中共「八大」時推薦其擔任總書記一職，作為接班的主要人選之一。當毛執意發動「大躍進」時，為其欣賞並委以重任的鄧小平，自不可能在此等狂潮中袖手旁觀或置身事外。對於這段昏頭髮熱的歲月以及其本人的責任，鄧小平晚年並不迴避，但他從未清楚交代過當年自己與聞、介入「大躍進」的確實情形。
檢視中國大陸現有的文獻，有關鄧小平與大躍進運動的關係，記述甚少、資料短缺。《鄧小平文選》中關乎「大躍進」的內容微乎其微；《鄧小平思想年譜》和《鄧小平年譜》則「截頭留尾」，只記載1975年以後鄧的言行；鄧小平之女鄧榕（毛毛）為其父撰傳，鄧小平包括「大躍進」在內的「十年總書記」生涯在書中徒留空白。在有限的相關文字記載里，則說法制式、口徑統一。標準的「前、中、後」三段論述的大意是：對「大躍進」的出台，鄧由於「本來就有他自己的看法」，因而態度保留，被動響應；對「大躍進」的開展，鄧採取「沉默」的方式進行「抵制」；對「大躍進」的整治，鄧極力搶救、貢獻卓越。鄧在「大躍進」敗象畢露後與其它領導人一起戮力將國家經濟自崩潰的邊緣面挽回，其功勞確實不可抹滅，此向為中共史家津津樂道；然而，在「大躍進」醞釀、發動和推行的時期，鄧小平真的如官方史家所言，心不在焉、意態闌珊，草草應付了事？若是如此，鄧小平又為何要自我承擔錯誤？其間的矛盾不禁啟人疑竇。
鄧小平對「大躍進」究竟持何種態度和立場？在運動中擔負的工作任務和角色性質為何？何以中共官方對鄧小平此段歷史諱莫如深？這是本文所欲解答的問題。有關鄧小平在「大躍進」前後立場和行為的發展和演變，囿於資料的限制，本文只能作一概括性的整理和歸納。筆者的研究包含4個階段：1957年末的反「反冒進」，1958年的「大躍進」時期，1959年前半年的「糾左」，以及1959年夏天以後的「冷卻」。至於1960年以後鄧小平出面「重頭收拾舊山河」的部分，為各方所熟稔，故不贅述。
一、「大躍進」時期中共高層的權力結構和鄧小平的地位
「大躍進」時期中共高層的權力結構乃是以毛澤東為中心的運轉模式。鑑於毛在中國革命歷程中所累積的勳績與威望、其它領導人對之懷有的崇信，以及毛具有的高超政治見識和純青的鬥爭技巧，毛澤東的動向與決定一直是影響中國政治最關鍵的動力和最終的審判標準。當毛沒有特定看法或定見時，其它領導人可以表達自己的政策偏好並從事遊說；一旦毛清楚地闡明其立場後，其它領導人便難有置喙的餘地，儘快跟進是明哲保身之唯一抉擇。因此，在政策形成的過程中，掌握、洞悉毛本人的意旨乃至關重要，及早而準確地表態既有助自身政治地位的安全，更能獲得毛的賞賜和晉升。這就是包括鄧小平在內的中共「集體領導」中其它成員與毛之間的實質性關係。
回顧「大躍進」運動的整個過程，毛澤東作為「大躍進」的倡議、發起者是無庸置疑的。事實上，毛為了將此運動和政策提上政治議程所施加的壓力，對於抱持遲疑態度的其它同僚是難以抵拒的，這在為「大躍進」鳴鑼開道的反「反冒進」中表露無遺。毛自始至終是「大躍進」的愛護者與堅持者，運動中出現問題和偏差時，只有毛才能首先出手糾正、矯枉，無人膽敢越俎代庖；即便是進行整治，其它領導人也不敢超出運動是「正確」、「偉大」的界線，易言之，僅能在堅持「大躍進」的框架下進行修補。1959年毛澤東在廬山會議對彭德懷等的殘酷鬥爭可為明證。
在毛的身影的籠罩下，「大躍進」時期的鄧小平根本沒有迴避的權利，只有表態的義務。並沒有明顯的資料顯示，鄧小平對「大躍進」的發起曾抗命或抵制，抑或是在運動勃興階段曾因執行不力或陽奉陰違而遭毛批評。縱使在運動難以為繼的時期，一旦毛表明態度、亮出底線，亦無跡象佐證鄧小平曾置之不理。總之，在以毛為層峰的權力結構中，鄧小平對毛若不馬首是瞻就得棄職罷官，鄧在「大躍進」中的選擇顯然不是後者。此外，毛澤東於此一時期對鄧小平的器重和倚賴，亦反映其對鄧的信任、放心以及兩人之間對政策的一致性。
毛澤東提出「大躍進」的構想與設計，固然有強國富民、甚而通往共產主義的思考，亦隱含國際競賽的性質。中共從「以蘇為鑑」轉而走自己的道路，提出「超英趕美」，顯然有後來居上、先於蘇聯進入社會發展更高階段的企圖心。鄧小平從1954年起主管中共黨的對外工作，親身參與上述與蘇關係的變化歷程，對這種強烈的對蘇民族主義情緒自然有很深的體會，這成為鄧小平積極投入「大躍進」的一種正面的刺激和推力。
鄧小平在中共黨內資歷雖不屬最資深，但與毛澤東之間保有長期的良好關係，毛澤東長期以來皆視鄧為「自己人」。毛在1952年將鄧小平上調北京後迭次拔擢，1955年「七屆五中全會」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隔年「八大」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儼然成為前途看好的政治新星。對於毛澤東的眷顧與重用，鄧小平自銘記在心，亟思表現以不辜毛之厚望。鄧小平對於毛澤東意圖超脫常軌、一躍登階的「大躍進」理念和做法，縱使未能一拍即合、全盤相通，但與其它中共領導人一樣，鄧出於對毛澤東崇高威望的敬仰和熱愛以及為其主張展現的恢弘氣勢的振奮鼓舞，「寧可懷疑甚或否定自己曾經歷過的實踐經驗，而相信毛澤東的正確，相信毛澤東比自己看得更深刻」。俟「大躍進」步入泥沼、甚至舉步維艱之時，拯民於倒懸和維護領袖威信的考量，則使他們繼續在毛的麾下兢兢業業地收拾殘局。
二、從支持「反冒進」到傾向於「大躍進」：鄧小平的轉變（1957年春─1958年春）
1956年秋冬，中國大陸受國際上「波匈事件」的影響，國內則因先前急促的社會改造和經濟建設「小躍進」造成的後果，政治和經濟領域皆出現波動。中共中央一方面調整經濟計劃，實行「反冒進」，另一方面着手進行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主題的「整風運動」。鄧小平雖不負責「反冒進」的工作，但也批評了先前貪快、盲目上馬的「小躍進」作法。然而，隨着「整風運動」上升為「反右」，在批判「右派」聲調日漸拉高的情況下，與「右派」若干主張和言論近似的「反冒進」政策在政治上陷於進退維谷的局面。1957年9月，毛在「八屆三中全會」中指稱，「反冒進」乃是替「右派」製造攻擊黨的口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