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本：這個問題很有趣。我一般會這樣回答：democracy這個詞的中文怎麼說？民主，對吧。我會說，作為一個外國人，我沒辦法準確評估中國是不是民主，因為我不了解這個詞彙的全部背景。但是如果我們討論是英語語境下的民主，這個詞有非常具體的含義。如果我們用這個含義去衡量的話，它不適用於中國。
這個問題在課堂上出現過幾次。我自己不會主動提起，但是如果被問起，我一般會用這樣的方式回答。大多數情況下事情就這樣順利地過去了。
我必須說，學生們本身也相當聰明。他們也意識到這些問題的敏感性，知道最好不要經常挑起這些可能會給我帶來麻煩的討論。
不讚美就是潛在的顛覆
杜本在中國工作、生活的九年，是中共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加速集權的九年。中國進入空前打壓言論自由，大肆宣揚個人崇拜的「習時代」。
杜本：我有一些來自其他國家的同事，他們被中國安全部門傳喚、盤問，要他們交代正在從事的工作，發表的東西。我沒遇到這種情況，但我當然知道這些事情確實發生過。
我覺得他們在課堂上講的東西肯定會引起當局注意。老實說，我的學生中間就有共產黨員，或是渴望加入共產黨的人。我相信一定會有人和他們說，如果聽到什麼有問題的言論，你們應該匯報。
我想每一位在中國工作的外國人都會想到這個問題，我可能比別人更清楚這一點，因為我在大學教授國際政治，我自然一直都很注意自己在課堂上、會議上的發言。
言論審查的對象當然不止是老師，也包括學生們自己。
杜本：學生們在確定畢業論文題目時，很多時候，他們花了幾個月的時間來做研究，然後突然被告知，不行，你不准研究這個題目。後來我去找過學院的老師。我說，我們難道不應該把規矩定得更明確些嗎？到底哪些題目是他們不能碰的？這樣他們不至於浪費時間。但是沒用，從來沒有任何規定。
杜本說，中國像是一個黑盒子，沒人真正知道紅線在哪裏。你只能去猜、去摸索，一切都是隱晦的、不可名狀的。
杜本：至於紅線，它們似乎總是轉瞬即逝，始終在變化中。這些年來，紅線肯定是收得更緊了，但是人們很難預料，哪些話能說，哪些又會給你惹上麻煩。當然，新疆問題是一個很明顯的禁忌。
我也清楚地記得，2017年中共19大以後，當習近平的任期限制顯然要被取消時，那時候人們有很多竊竊私語。你可以在學術界聽到人們有不滿，有擔憂，學生們也是如此。但是人們當然意識到這是不能公開討論的問題。在那之後，言論限制變得越來越多。
我不知道紅線到底在哪裏，不過俄烏戰爭爆發後，這顯然也被看作是一個非常敏感的問題。
在中國，杜本接觸過很多各式各樣的中國學者。有些人百分百忠於黨的路線，至少表面看來是這樣；也有些人私下裏會批評當局的政策，對中國的前景表達憂慮。但是到了公開場合，你永遠只能聽到一種聲音。
杜本：並沒有一套明確的指令規定你不能批評領導人之類的，但是從出版物和學術會議上人們的發言來看，我的感覺是，無論過去曾有過什麼樣的批評聲音，哪怕是溫和的批評，現在都不復存在了。
有些十年前可以公開討論的話題，如今也會引發人們的擔憂。大家不知道這些話今天還能不能說。
杜本意識到，當下中國一個越來越明顯的趨勢是，任何不是直接的讚美，都可能被看作潛在的顛覆。
杜本：從來沒有人當着我的面說，你必須歌頌領導人。當然，有那麼幾次，有人試圖試探我說，你難道不想給《環球時報》寫點東西嗎？我婉言謝絕了。
疫情之後一切都變了
在中國生活的近十年裏，杜本也目睹了這個國家其它領域的諸多變化。人們的收入水平、生活水平提高了，基礎設施建設飛速發展，但是讓他感受更為深刻的是，整個國家層面的監控日漸加強。
杜本：中國是一個非常專制的體制。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人們對這種專制通常不會有太強烈的感覺。當局對社會有很多監控、管制。但說到實質上的壓迫，他們往往採取的是一種非常精準的手段。
新冠疫情疫情期間，杜本被強制隔離了四周時間。他也和其他中國人一道，經歷了日復一日的核酸檢測和各種人身限制。令他憂慮的是，很多令人窒息的管控措施再也沒有取消。
杜本：如果我想從長春去北京，過去我只要用護照買票就好了。現在這一路上，你的護照會被檢查很多次。在北京坐地鐵時，突然之間你也得出示護照才能買票了，過去不是這樣的。更別提所有的電子支付都會被追蹤；即使走進校園也要經過面部識別……
這些都讓我不再抱有幻想。對我來說，這是一種很不舒服的感覺。無論你走到哪裏，都無法擺脫控制。當然對於中國公民來說，他們可能不會覺得那麼不爽，很多事情他們都可以便捷地、毫不費力地完成。但是對我而言，這些都是肉眼可見的變化。
在中國生活的最後幾年中，從他的中國學生們身上，杜本也能察覺到失望的情緒。
杜本：我的感覺是，這種變化發生在疫情暴發後。當然在那之後，所有的事都變了。學生們開始變得不那麼樂觀，不那麼理想主義。經濟環境明顯變得更差了，職業前景也沒有以前光明。這是每一個學生都會擔憂的問題。我們沒法苛責他們，就業肯定是他們的頭等大事。
2023年6月，中國國家統計局發佈的青年失業率達到創紀錄的21.3%。今年，中國又有1179萬應屆高校畢業生面臨就業。中國智聯招聘平台5月發佈的《2024年大學生就業力調研報告》顯示，他們中一半以上工作沒有着落。
杜本的不少學生畢業後選擇留學西方。對於這些學生能夠學成歸來，讓中國變成一個更好的地方，他並不樂觀。
杜本：我相信他們會努力，也相信他們中很多人有能力在一些微小的方面做出改變，但是他們的對手是一個非常強大的政權。讓我很擔心的是，這個系統會變得越發複雜，越發具有壓迫性，越發微觀控制民眾的生活。
我真地非常希望這些學生、其他中國人，各地的機構、大學能讓中國變成更好的地方，但是我們必須現實地看待他們面臨的挑戰。隨着時間推移，一切只會變得越來越困難。
我希望我能說出一些振奮人心的話，但恐怕我的印象就是如此。
「朝鮮化」的中國還有回頭路嗎？
作為中俄關係學者，杜本過去也曾去俄羅斯調研，如今他不想再踏足那裏。眼下，通往中國的橋樑也被截段。在他看來，中國和俄羅斯正在變成越來越趨同的兩個國家。
杜本：中國一直是一個非常專制的國家。但是一度，中國似乎找到了一種特殊的方式，在權力交接和權力分配方面更多呈現出一種集體領導，而不是只關注在一個人身上。這是一種非典型的專制政權。
當然，現在這一切都不復存在了。如今我們可以很明顯地看到，從2017年以來，原有的制度、任期限制、年齡限制、集體領導統統不見了。中國已經暴露出自己是一個相當典型的專制體制，做的也都是專制體製做的事。
比如，兩個國家都注重一人獨大的領導人。我不知道習近平是不是需要從普京身上找尋靈感，也許有這個因素。他們二人過從甚密已經有相當一段時間了。
另一個正在引發討論的話題是，中國和俄羅斯是不是正在「朝鮮化」？兩國是否會照搬朝鮮那樣極端閉關鎖國、專制集權的政策？
杜本：俄羅斯人肯定在談論這一點。我想一些中國人也在低聲討論這個話題，特別是2017年以後。
中國和朝鮮一直都有很多明顯的相似之處，在政治結構等方面。俄羅斯離（朝鮮）更遠一些。但是我認為，俄羅斯現在已經超越了中國，離朝鮮更近，更接近朝鮮式的體系。中國也在往這個方向發展。
不過，我們也不要誇大其詞。這中間還有相當大的距離——不是因為中國的壓迫程度不夠嚴重，而是因為朝鮮是個非常極端的獨裁政權。沒有任何國家能比它更加專制獨裁。所以這中間還是很大的距離，但是中國在政治上正在朝着這個方向移動，這一點是很明確的。
習近平上台以來施行的鐵腕統治讓越來越多人開始用「西朝鮮」、」大號朝鮮」譏諷中國在經濟、內政、外交等各個方面的全面倒退。中國會沿着「朝鮮化」的道路一路狂奔下去嗎？還會出現轉變的契機嗎？
杜本：契機還是有的，問題是這個契機有多大。我認為在很大程度上，這取決於未來幾年中國的經濟發展。
真正可能帶來變化的就是，如果中國在經濟上遇到越來越多困難，而且必須是非常嚴重的困難。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人們都在說，如果中國的經濟增長率下降到5%或4%以下，人們就會要求變革。我覺得不會，這不是由簡單的數學公式決定的。
但是杜本同時指出，人們也不必徹底悲觀，中國還有另一個改變的契機，這種改變來自於中共內部。
杜本：關鍵的一點是，習近平創造的這種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他本人。這就意味着，這個政治體系的命運和這位領導人的命運是息息相關的。如果領導人出了什麼事，這當然很可能會導致整個體系的動盪。中國人現在喜歡把類不測事件稱為「黑天鵝事件」。「黑天鵝事件」這個術語在當下的中國政治圈非常流行。
這位德國學者說，「黑天鵝事件」總有發生的可能，有時這種改變可能會迅猛到來，出乎所有人意料。
但是，中國的信息匱乏、政治不透明讓人們很難預測這個國家正在駛向何方。眼下，世界不得不繼續設法與這樣一個壓迫性政權共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