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國三部曲在全球一炮走紅的知名"中國通"作家Peter Hessler（何偉）曾於1996年以和平隊志願者身份前往四川任教，和中國結緣。二十三年後，何偉在新冠疫情爆發前夕重返四川，重新體驗歷經滄海桑田後的中國，並再以教師身份深入觀察新一代中國年輕人的生活，思維和價值觀。本月9日，其新書Other Rivers（暫譯《異鄉之江》）正式出版，何偉接受本台獨家出鏡採訪，探討跨越兩代的社會劇變、小粉紅和中美脫鈎等熱點，以及習近平時代下的中國何去何從。
"我不相信現時形勢會長期持續"
記者：您在很久以前曾寫過中國三部曲，現在您出了第四部"Other Rivers"(暫譯《異鄉之江》)，恭喜。這本新書當中描繪的中國和前三本書中的中國在哪些層面上存在差異？
何偉：我以前寫的三本書實際上涵蓋了十年：我於1996年來到中國生活，一直住到2007年。那三本書所涵蓋的那十年是一段非常具體而特殊的時期。當時經濟蓬勃發展，國內有大量人口流動。輕工業是中國經濟的核心，那是中國歷史上非常獨特的時刻。我於2019年重返中國，離我第一次來中國二十多年，基本上是一代人的時間。現時是一個非常不同的時期——習近平的中國，對吧？從政治上講，這是一個不同的時代。
經濟上的變化是翻天覆地：就人口結構而言，當我在1996來中國教書時，幾乎所有的學生都來自農村。當時，大多數中國人都出生在農村。而到2019年我教書的第一個學期，班上沒有一個學生是來自農村的，因為中國已經成為以城市人口為主的國家，學生大多是中產階級家庭的獨生子。所以基本上如同另一個國家一樣。
記者：您在2006出版的《甲骨文》當中，隨處可見的是"拆"字。大拆大建似乎在你的新書當中消失了，甚至出現了有老舊校舍沒人願意拆除重建的現象？
何偉：在成都被拆掉的也很多。在經濟發展的過程當中，有很多東西是浪費了，譬如說他們蓋了很多新的建築，但是現在卻用不上。我問以前涪陵的學生，你有幾套房子？有很多說有三套四套，因為購買房產是他們投資的方式-他們買的股票不多，但房子多，買了不用，導致有很多的空房，全中國的城市都有這個問題。他們不知道這對以後的經濟有什麼影響，也不知道未來會不會升值，賣不賣得出去。
記者：不僅中國變了，但同時你也變了：當你在1990年代第一次來到中國時，你還是只是一位不知名的青年；而在2019年，你作為一名全球著名的作家回到中國任教。名聲對你和這個國家的互動有什麼影響？對中國的觀察會戴上有色眼鏡嗎？
何偉：名氣並沒有改變我對中國的觀察的方法，因為我的寫作仍然紮根於過往的經歷。不過，最大的不同是，有相當多受過教育的中國人讀過我的書，所以我採訪時可以更誠實更坦白，向他人作自我介紹也更容易了。而我在90年代到2000年初當記者時，他們不熟悉我在《紐約客》所寫的新聞故事，導致有時很難和人溝通。經常被質問"你做什麼的"、"你給誰寫"？
現在就簡單多了，因為我可以讓他們參考我的書和我的文章，他們也明白我在做什麼。這實際上是一種更健康的關係。過去有點困難，因為你是作家，你在輸出作品，你要見人，你要採訪，你要從他們的生活中提取細節，然後寫故事。但作品發表了以後，他們往往讀不了。但現在情況大為好轉，人們可以看到你的成品，可以給你反饋。如果他們不喜歡某些內容，他們會告訴你；如果他們喜歡某些內容，也會說給你聽。所以作為一名記者，我更傾心現時這種情況。
記者：您的學生也變了。我記得在《江城》你提到過，如果你向全班同學提出一個問題，多數學生可能會給你完全相同的答案。2019年還是這樣的嗎？
何偉：情況非常不一樣。在90年代，中國的信息非常有限。1996年到1998年我們在涪陵沒有互聯網，沒有一個學生上網。他們沒有手機，閱讀材料非常有限，對事情和信息往往有相當一致標準的看法。
何偉："到大四時，幾乎所有學生都知道如何翻牆。以前那種每個人都獲取相同信息的情況不復存在了"。（伍檫愙攝）
現在年輕的中國人是完全不同了。首先，他們旅行，對吧？中國超過半數的護照是給千禧一代或更年輕的世代辦理的。出國的基本都是年輕人。透過旅行，他們接觸到外界事物。他們也知道如何使用VPN代理翻牆。幾年前我給我90年代的30多位學生做過一份問卷調查，問他們是否使用 VPN。結果顯示只有一人使用。儘管他們是中產階級，教育程度高，但翻牆對他們而言，始終是麻煩的事。他們如果真的想翻牆是能翻的，但他們不翻，因為這對他們來說不重要。
而我教的新一代年輕人，只有大一新生一開始不懂得如何翻牆，但他們很快就上手。到大四時，幾乎所有學生都知道如何翻牆獲取他們需要的任何信息。所以以前那種每個人都獲取相同信息的情況不復存在了。
記者：但是四川大學畢竟是四川大學，它不是隨便一間小學院。您在川大的體驗對整個中國而言有代表性嗎？
何偉：川大是985大學，而涪陵以前是一家專科學校，不是一家有名的大學。但實際上在九十年代，年輕人要進入涪陵專科學校也是比較難的。那個時候只有6%左右能上專科學校。川大入學率可能是2%或3%左右。所以可以說90年代那群學生也是非常了不起的。
現在的學生受到的壓力是很大的。從小學開始老師家長都給他們壓力，競爭好厲害，比以前激烈得多。川大的學生經常說"內卷"，我在19年以前從來沒有聽過這個詞，但第一學期一開始就到處都在說"Involution"。這點對他們的影響很大。90年代完全不會這樣的，因為當年的競爭激烈度跟今天不同。
記者：還有"躺平"和"垃圾時間"。
何偉："躺平"說的是多，做的不多。我川大的學生沒有一個是真的在躺平的。他們經常會說"我希望能過得輕鬆一點"，但他們都怕，因為現時就業機會不多，如果真的躺平的話，可能找不到工作，或者父母不高興。這是一個充斥着競爭和壓力的環境。
我的孩子也是這樣的。我在成都那陣子，我的小孩在公立學校成都實驗小學上學。四年級的時候，柔柔有一天回家告訴我："今天數學老師說，要考上清華大學需要649分"。四年級的學生就已經有這樣的思想了。這樣的壓力在全中國很普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