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為不同的個人所獨有的知識只有在市場的分散決策中才能產生，才能發揮作用。
實際上，計劃經濟本身就註定是排斥"大數據"的，因為這種集中控制方式必須以簡單、統一、平均的經濟結構和經濟活動為基礎，而大數據卻是日趨複雜、多樣、差異化的市場活動的結果和表現。
第二，大數據同樣不能幫助計劃經濟解決內在動力機制問題，也就是說它不能幫助計劃經濟形成對個人和企業的符合經濟效率目標的有效激勵。
這是因為，計劃經濟的實質決定了它必須以否定個人和企業的獨立利益主體、決策主體的地位為前提，所以，缺乏由自主利益動機而形成的內在動力機制和有效激勵，是計劃經濟搞不好經濟的基本原因之一，而這個弊端是無法靠大數據技術來克服的。
第三，計劃經濟由於它的性質，由於它否定個人和企業的自主性，所以即便有了大數據，它仍然一定會壓抑企業家的作用，而且甚至可能因為有了大數據而更加壓抑企業家的作用。因此它一定會抑制創新活動。
例如喬布斯，他大概是從來不去調查搜集什麼需求信息的，為什麼？他的理由是他要創造的產品世界上根本沒有。
他特別喜歡引用福特的一句話，福特說，如果去調查，你無論找多少人問他需要什麼，他肯定不會說需要汽車，都會說需要一輛更好的馬車。
所以像這樣的創新不是靠現有的數據搜集能去實現的，要靠企業家的創新作用。而計劃經濟的性質決定了它做不到這一點。
計劃經濟固然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這是計劃經濟的一個主要特點，但是，第一，它能辦的大事一定只是在已有的產品及其技術、設備上的模仿式趕超，而不可能是熊彼特所謂"創造性毀滅"意義上的創新；第二，它的集中力量一定意味着不計成本，甚至"不惜一切代價"，因而它的"集中力量辦大事"不可能是經濟行為，而總是"重大的政治任務"，所以在凡是以經濟效率為目標、存在市場競爭的那些領域，這種方式都是缺乏效率，缺乏市場競爭力的，都是不適用的。
而這兩個問題也同樣無法靠大數據來解決。
我們知道，現代經濟已越來越需要以創新驅動，同時，長期、整體的經濟發展已處在全球化的開放的市場競爭環境中，所以，計劃經濟方式更是遠遠落後於時代的了。
第四，大數據技術不能使計劃經濟保證它的集中決策總能按照符合社會利益的方向來配置資源。
這是因為，計劃經濟的集中決策可能有特殊的偏好，有特殊的目標，而這樣的偏好、目標可能不是符合社會利益和經濟效率標準的。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大數據有助於滿足這些偏好，實現這些目標，那麼它越是有用，就越會使集中決策背離正確方向。
我們討論過產業政策，特別提到過產能過剩，產能過剩是什麼問題？是大量資源被錯誤配置的問題。
而大量的資源錯配，原因主要還不在於缺乏數據及其處理能力，而在於過多掌握資源控制權和集中決策權的政府部門和官員的特殊偏好、特殊目標，這些偏好和目標往往不取決於經濟效率目標，而取決於掌握權力的部門和官員的特殊利益及其它諸多因素。
第五，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需要高度集權的政治、社會、文化方面的直接控制的體制來和它配合。
這是由它的邏輯決定的。實際上，計劃經濟體制不僅僅是經濟體制，而是包括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各方面在內的一種集中控制體制。
這就是為什麼改革必須是全面的改革，為什麼沒有其他方面的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不能真正成功，其成果也不能保持的原因。
所以，如果因為有了大數據，就以為可以重新搞起計劃經濟的話，那麼，不光是經濟體制，而且政治、社會、文化各領域的體制就都不能按照現代化的方向發展，不能朝自由、民主、法治的方向發展。
所以概括起來說，大數據不管"大"到什麼程度，它也不能彌補計劃經濟的根本缺陷，因此它不可能成為計劃經濟的有效工具。
這個道理、這個邏輯很清楚，如果大數據能夠克服計劃經濟的根本缺陷，也就是能讓計劃經濟來承認、肯定個人和企業的自主性、自主活動、獨立的利益主體的地位和作用的話，計劃經濟本身就沒有必要存在，它也就不會存在了。
這是我談的第一點看法，就是大數據彌補不了計劃經濟的根本缺陷，因而它不能克服計劃經濟的固有弊端。
二、我們中國人為什麼難以理解市場經濟
這是我要談的第二點看法。也有不少人提出一個疑問："中國搞計劃經濟總共就搞了二十來年，現在改這個體制已經改了四十年了怎麼還沒改過來，怎麼這麼難改？"這個問題看起來似乎很是費解。
實際上，我們要知道，在中國發展市場經濟，建立市場經濟體制，這是一場空前深刻的社會變革，不僅是1949年以來的深刻變革，也不僅是1840年以來的深刻變革，從中國大歷史的視野來看，這是自公元前221年以來，中國兩千多年歷史上空前深刻的社會變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