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貧困人口減少了3.5億，人類發展指數(HDI)也有很大提高。但"減貧"不等於"滅貧"，更不等於現在的民眾已經富裕了。
事實上，"民窮"依然是最值得關注的問題。中國經濟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還面臨着嚴峻挑戰。
從經濟生活的現象層面看，現在最突出的是兩個問題，一個是資源短缺和環境惡化的問題日益突出。自然資源短缺問題越來越嚴重，環境惡化更是觸目驚心。爆發性的環境危機在各地不斷發生，有些地方甚至不再具備人類生存的基本條件。
另一個問題是社會環境惡化，其中最嚴重的，一個是尋租腐敗蔓延，一個是貧富差距擴大。從經濟生活的深層結構看，可以歸結為內外兩個方面的失衡。
內部失衡主要表現為投資和消費的失衡——投資過度膨脹和消費在GDP中的份額不斷下降，使投資和消費的比例大大偏離了正常狀態。這樣就造成了諸如產能過剩、最終需求不足、群眾生活水平提高過慢、收入水平差距拉大等一系列經濟和社會問題。
外部失衡的主要表現，則是國際貿易和國際收支的雙順差以及外匯存底的大量增加。這造成中國和貿易夥伴國之間的摩擦加劇，本國的貿易條件變差，出口產品賤賣，還搭上了我們的資源和環境。
經濟結構內外失衡的宏觀經濟後果是：貨幣供應過量、流動性泛濫、資產泡沫生成和通貨膨脹壓力增加等。這時遭遇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衝擊，形勢變得十分嚴峻。
經過一年多來"擴需求、保增長"的巨大努力，雖然GDP增速回升，但上面說的這些結構性問題依然存在，並且有愈演愈烈之勢。進一步追問為什麼會發生這種情況，我們會發現，根源在於不徹底的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
改革開放初期，我們在保持國有經濟原有地位和行政主導大體不變的條件下，實行了一系列變通性制度安排，解開了原有大一統命令經濟體制的束縛，擴大了居民的自由擇業和創業的權利，使原來被壓抑的潛能得以發揮，從而造就了中國經濟的迅速崛起。
但是，這些變通性制度安排並沒有及時地被更加正式的法治體制和市場體制所取代。相反，它們逐漸固化為一種國家主導型的重商主義體制，各級政府官員依然掌握着大量經濟資源的配置權力，而且通過行政審批權限的設定侵犯了企業的市場進入權，與此同時國有大型企業在許多領域保持着壟斷地位。
可以說，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步履維艱，結構失衡難以解決，尋租腐敗猖獗，貧富差距拉大，是一種必然的結果。最令人憂慮的是，在這種情況下，改革動力不足。
一方面，一些從行政壟斷和權力尋租活動中得益的人們，為了維護其既得利益，既有可能打着"為民請命"的旗號，阻礙改革進程，也有可能假借"改革"的名義，強化行政權力的控制和腐敗尋租的空間。
另一方面，一些改革前舊體制的支持者利用公眾對腐敗、貧富分化等的不滿情緒，用民粹主義和狹隘民族主義的言論轉移目標，把民眾的情緒引到反市場化改革的方向上去。
2004年以來，主張回到國家主義舊體制的言論逐漸升溫。全球金融危機發生以後，這種傾向表現得尤為突出，甚至把全能政府控制整個社會說成可以拯救世界的"模式"。其實，行政干預和國家壟斷的加強，只能反過來使權力腐敗和貧富分化愈演愈烈。是什麼導致了貧富差距呢？我認為有兩個：
第一，腐敗；第二，壟斷。
這兩項事實上都和政府權力有關。我們這裏的壟斷，不是經濟自由競爭的結果，而是行政權力造成的。
舉一個例子，原來的中石化，2009年盈利第一名，原執行長（CEO）陳同海因受賄被捕，之後查出來，陳同海平均每天花公司公款人民幣4萬元用在個人享受上。
也有人揭露，這個公司大廳裝一個燈，就花幾千萬元（後有相關部門公開應答，稱此吊燈實際價格為156萬元）。按原來的改革計劃，不應該這樣。但改革不到位，就變成現在這樣。
中國現在有三家石油公司，全部都是國有;電信、電力，全都是壟斷的。近年來出現"左"的思想回潮，其中一項內容特別容易誤導部分民眾：把貧富分化歸因於市場經濟、鄧的政策。
但"仇富"的本質是"仇腐"，對腐敗的仇恨。我始終認為，有人在刻意轉移目標，把民眾對腐敗的憎惡，轉移到一般富人身上。富人各種各樣，有靠勤勞、善於經營致富的;也有靠弄權謀私、結交權貴致富的。
不加區別地把二者混為一談，提倡盲目仇富，把公眾憤怒轉移到普通富人身上，不但不利於民富，相反會擾亂社會陣線，引起嚴重的社會後果。
於是，在我們面前再次出現了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是向少數人專制和民眾貧困的舊體制復歸，還是走向民主、文明、和諧的現代國家。答案當然是後者。
如何實現？首先是要讓老百姓富起來。
我們都知道普通老百姓（甚至我們的專業人員）的消費不足，根本原因在於收入水平不高。
靠投資拉動的增長只能使得資本的收入增長，而資本的收入增長在中國有兩種情況：第一部分資本是國家的資本。國家的資本只能造成國家的收入增長、國有企業收入的增長。第二部分資本是特別有錢的人的資本。如果他們的份額增加，也只能使得極富的人收入增加。
所以，不可能依靠投資的增加來增加普通人的收入。如果要解決長期的問題，還是要轉變增長模式，使產業升級。
我們是一個製造業大國，對製造業來說，我還是想重複一下我這兩年常說的，就是施振榮講的"微笑曲線"。微笑曲線要向兩端延伸。以我們現在巨大的製造業來說，就是製造業本身要向微笑曲線的兩端延伸。
這兩端在傳統意義上都是服務業，不管前端的研發、設計還是後端的品牌銷售、渠道管理、售後服務，在原來的含義上都是服務業。向兩端延伸的結果會使一部分服務業成為獨立的產業。
要使老百姓富起來，走向民主、文明、和諧的現代國家，當然要靠經濟改革，也要靠政治改革，一定要實現小平同志1980年代的主張："政治體制改革同經濟體制改革應該相互依賴，相互配合。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
此外，我還想重複一下這幾年一直強調的建設法治國家。這個問題目前無論在立法方面還是司法方面都遇到一些困難。至於說到民主、憲政問題，我認為一蹴而就不太可能，但要想辦法推進。
這裏首要的一點是應該有一個好的討論氣氛。不但要讓老百姓富起來，還要讓老百姓敢說話。
◾️作者簡介
吳敬璉：1930年生於南京，江蘇武進人。中國經濟學家，任職於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市場經濟研究所。中國經濟學界泰斗，當代中國最有影響的經濟學家之一。本文發表於2011年。
(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