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黛雲(1931年1月－2024年7月27日)，苗族人，生於貴州貴陽，1952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任北京大學現代文學和比較文學教授，博士生導師、1990年獲加拿大麥克馬斯特大學榮譽文學博士學位，任中國比較文學學會會長、全國外國文學學會理事。曾任北京大學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所所長(1984-1998)、深圳大學中文系主任(1984-1989)。國際比較文學學會副主席(1990-1997)。】
1952年畢業留校工作，是幸運還是不幸？北京大學成了最敏感的政治風標，一切衝突都首先在這尖端放電。總之是階級鬥爭不斷：批判《武訓傳》，批判俞平伯，批判胡適，鎮壓反革命，鎮壓胡風集團，接着又是肅清反革命……記得1955年夏，我頭腦里那根"階級鬥爭的弦"實在繃得太緊，眼看就要崩潰了。我不顧一切，在未准假的情況下，私自回到貴陽老家。再見花溪的綠水青山，我好像又重新為人，不再只是一個政治動物。父母非常看重我的"衣錦榮歸"，總希望帶我到親戚朋友家裏去炫耀一番。可是我身心疲憊，我太厭倦了！只好拂父母一片美意，成天徜徉於山水之間，縱情沉迷於兒時的回憶。
一回校就受到了批判，罪名是在階級鬥爭的關鍵時刻，臨陣脫逃。從此，領導不再讓我去做什麼重要的政治工作，我則十分樂於有時間再來念書。恰好1956年是全民振奮，向科學進軍的一年。我竭盡全力教好我的第一次高班課，大學四年級的中國現代文學史。
大學畢業後，我就選定現代文學作為我的研究方向，我喜歡這門風雲變幻、富於活力和挑戰性的學科。我的老師曾勸告過我，不如去念古典文學，研究那些死人寫的東西。至少他對你的分析不會跳起來說：不對，我不是那樣想！現代文學可難了，如果你想公平、正直，活着的人就會為維護個人聲譽而說東道西。但我沒有聽他的話。1956年，是我在教學研究方面都大有收穫的一年，我研究魯迅、茅盾、郭沫若、曹禺，極力想法突破當時盛行的思想內容加人物性格，不切實際地追索思想意義、教育意義、認識意義的研究模式。我的長文《現代中國小說發展的一個輪廓》在當時發行量最大的文藝雜誌《文藝學習》上多期連載。我自以為終於走上了正軌，開始了自己的學術生涯。當時，在劉少奇和周恩來的關注下，學校當局提倡讀書，我還當選了"向科學進軍"的模範、"讀書標兵"。這年春天，毛澤東提出了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方針，知識分子更是為此激動不已。
1952年，我是中文系最年輕的助教，是解放後共產黨培養起來的第一代"新型知識分子"。我也以此自豪，決心作出一番事業。到了1957年，中文系陸續留下的青年教師已近二十名，我所在的文學教研室也有整十名。當時人文科學雜誌很少，許多雜誌又只發表學已有成的老先生的文章，年輕人的文章很少有機會發表。我們幾個人一合計，決定在中文系辦一個中型學術雜誌，專門發表年輕人的文章。我們開了兩次會，商定了兩期刊物準備用的文章，並擬定了文章標題；大家都非常激動，以為就要有自己的刊物了。後來又在刊物名稱上討論了很久，有的說叫"八仙過海"取其並無指導思想，只重"各顯其能"之意；有的說叫"當代英雄"，俄國作家萊蒙托夫創造的那個才氣橫溢卻不被社會所賞識的"當代英雄"別卻林在大學年輕人中正是風靡一時。會後，大家分頭向教授們募捐，籌集經費。這時，已是1957年5月。我的老師王瑤先生是一個絕頂聰明而又善觀形勢的人，他警告我們立即停辦。我們還莫名其妙，以為先生不免小題大做，對共產黨太不信任。
我不"認罪"
然而，歷史自有它的詭計，這一場"千古大手筆"的"陽謀"傷透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心，使他們的幻想從此絕滅。我們參加辦刊物的八個人無一倖免，全部成了右派。因為，圖謀辦"同仁刊物"本身就是想擺脫黨的領導，想擺脫領導，就是反黨！況且我們設計的刊物選題中還有兩篇大逆不道的東西：一篇是《對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的再探討》，擬對文藝為政治服務，思想性第一、藝術性第二等問題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按反右的邏輯，這當然是反黨，反毛澤東思想。第二篇是一篇小說，標題是《司令員的墮落》，作者是一位十六歲就給一位將軍當勤務員的軍隊來的學生。這位將軍因罪判刑，伺候了將軍半輩子的勤務員，很想寫出這一步步墮落的過程，以資他人借鑑。按反右邏輯，這也是誣衊我黨我軍，"狼子野心，何其毒也！"就這樣，1949年後文學教研室留下的十名新人，九個成了右派。右派者，敵人也，非人也！一句話，只配享受非人的待遇。尤其是我，不知怎麼，一來二去竟成了右派頭目，被戴上"極右派"的帽子，開除公職，每月十六元生活費，下鄉勞改。
在北京遠郊的崇山峻岭中，我們從山裏把石頭背下來，修水庫，壘豬圈，我盡全力工作，竟在勞動中感到一種煥發，除了專注於如何不要滑倒，不要讓石頭從肩上滾下來，大腦可以什麼也不想。累得半死，回住處倒頭一睡，千頭萬緒，化為一夢。我越來越感到和體力勞動親近，對腦力勞動逐漸產生了一種憎惡和厭倦，尤其是和農民在一起的時候。這幾年，正值全國範圍內無邊無際的大飢餓，我們每天吃的東西只有杏樹葉、榆樹葉，加上一點玉米渣和玉米芯磨成的粉。後來，許多人得了浮腫病，我卻很健康。我想，這一方面是因為他們不會享受那種勞動中的舒心和單純，另一方面也是得益於我是女性。男右派們有很多，他們只能群居在一間又陰又黑的農民存放工具的冷房裏；而女右派只有我一人，既不能男女雜居，就只好恩准我去和老百姓同住。他們替我挑了一家最可靠的老貧農翻身戶，老大爺大半輩子給地主趕牲口，五十多歲，分了地主的房地、浮財，才有可能娶一個老大娘過日子。遺憾的是老貧農卻劃不清界限，老兩口竟把我當親女兒般看待，我也深深愛上了這兩個受苦的人。老大爺給生產隊放羊，每天在深山裏轉悠，山上到處都有核桃樹，樹上常有松鼠成群。老人常在松鼠的巢穴中，掏出幾個核桃，有時也撿回幾粒漏收的花生、半截白薯、一棵玉米。隔不幾天，我們就可以在一起享受一次這些難得的珍品。老大娘還養了三隻雞，除了應賣的銷售定額，總還有剩餘讓我們一個月來上一兩次雞蛋宴，一人吃三個雞蛋！
由於我不"認罪"，我不知道我有什麼罪，因此我遲遲不能摘掉右派帽子，也不准假回家探親，雖然我非常非常想念我的剛滿周歲的小兒子！直到1961年初，大躍進的勁頭已過，飢餓逐漸緩解，水庫被證明根本蓄不了水，豬回到了各家各戶，集體豬圈也白修了，農村一下子輕鬆下來。我也被分配了較輕鬆的工作，趕着四隻小豬滿山遍野尋食，領導者意在創造一個奇蹟，不買糧食也能把豬養肥。從此，我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早趕着小豬，迎着太陽，往核桃樹成林的深山裏走去。我喜歡這種與大自然十分貼近的一個人的孤寂，然而，在這種情形下，不思考可就很難做到了。思前想後，考慮得最多的就是對知識分子的生活着實厭惡了。特別是那些為保自己而對他人的出賣，那些加油加醋、居心叵測的揭發……我為自己策劃着未來的生活，以為最好是找一個地方隱居，從事體力勞動，自食其力。然而沒有糧票，沒有戶口，到哪裏去隱居呢？寺廟、教堂早已破敗，連當"出家人"也無處可去。人的生活各種各樣，我從來也沒有像現在這樣深入了解過農民的生活。他們雖然貧苦，但容易滿足。他們像大自然中的樹，葉長葉落，最後是返回自然，落葉歸根。我又何必一定要執著於過去的生活，或者說過去為將來設計的生活？轉念一想，難道我真能主宰自己的生活嗎？在中國，誰又能逃脫"螺絲釘"的命運？還不是把你摁到哪裏就是哪裏！想來想去，還是中國傳統文化幫了忙：隨遇而安，自得其樂。我似乎想明白了，倒也心安理得，每天趕着小豬，或引吭高歌，長嘯於山林；或低吟淺唱，練英語，背單詞于田野。
"史無前例"
我於1962年底，奉命返回北京大學，恢復公職，職務是數據員。據說為避免再向純潔的學生"放毒"，我再也不能和他們直接接觸了。我的任務是為上課的教員預備材料，注釋古詩。這對我來說，倒真是因禍得福。一來我可以躲在數據室里，逃過別人的冷眼；二來我必得一字一句，對照各種版本，求得確解，這是硬功夫，大大增強了我的古漢語功底；三來這些極美的詩喚起了我兒時的回憶，給我提供了一個可以任意遨遊的世界。可惜好景不長，據說經過考驗，我的"毒性"已過，不到一年，又讓我"重返神聖的講台"。分配給我的課程是政治系的"政論文寫作"。如此具有崇高政治性的課程，怎麼讓一個"摘帽右派"去承擔？我真的受到了驚嚇！後來我逐漸懂得了其中奧妙。中文系的人原來就不喜歡教寫作課，因為要花很多時間改作文，自己沒有提高，不能寫書，提升就成了問題。況且"政論文寫作"是新課，誰也不知如何開，加之一碰到政治，大家都心驚膽戰，怕"犯錯誤"，於是這一光榮重擔就落在了我的肩上。我果然中了圈套。1964年夏，學生們暑假後從家鄉回來，我給的作文題目是就自己的耳聞目睹發一些議論。大部分文章都是歌功頌德，唯獨班上的共青團書記寫的卻是家鄉大躍進和共產風給老百姓帶來的危害，並從理論上討論了杜絕這種危害的辦法。文章寫得文情並茂，入情入理，而且與我在農村的經歷全然相合。我當然給了高分，並讓他在全班朗讀，得到了同學一致好評。這時，正值全國全面大反右傾翻案風，我一下子就被揪了出來，成為煽動學生惡毒攻擊"三面紅旗"（大躍進、人民公社、總路線）的頭號"典型"，我的例子還說明右派人還在，心不死，隨時準備"翻天"！我從此再度被逐出講台，並被"監督"起來。最使我難過的是那位團支部書記本來可以飛黃騰達的，卻被開除了團籍，畢業分配大受影響，分到了一個窮山惡水的異鄉（他做得很出色，八十年代當了那裏的縣長）；更遺憾的是他班上的一位同學拿了這篇文章到其他系的同學中去宣讀，於是有了"聚眾煽動"的嫌疑，又聽說他還有什麼別的"背景"，不久就被抓進監牢，後來不知所終。
就這樣，迎來了1966年"史無前例""震撼世界"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折辱、受屈，都不必細說了。我覺得最有意思的是中國頭號哲學家馮友蘭先生後來回憶的："他們把我置於高台'批鬥'，群情激昂，但我卻在心中默念'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看來中國文化傳統，特別是老莊、佛道思想確實幫助中國知識分子渡過了難關。說來別人也許難以相信，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我是翻天右派，我丈夫是走資派黑幫，我們轉瞬之間就被"打翻在地，踏上一萬隻腳"，不但家被查抄，每天還要在烈日之下"勞改"挨鬥，但是我們真的從心裏為這次"革命"歡欣鼓舞。尤其是得知這次大革命的偉大統帥下令從上到下撤銷各級黨組織，並且說，你們壓了老百姓那麼多年，老百姓起來放把火，燒你們一下，有何不可？這真是大快人心，我似乎預見到中國即將有天翻地覆的大變化了。當時還廣泛宣傳巴黎公社原則，這就意味着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工資不得超過技術工人的最高工資，意味着全民選舉、人民平等。我們都想，如果國家真能這樣，在這新生命出現的陣痛中，個人受點苦，甚至付出生命，又算得了什麼？後來才明白，這些都不過是一種幌子，和以往一樣，我們又受騙了。我們付出了極高代價，但是，一無所獲，倒是國家大大傷了元氣！
當然，話又說回來，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當權派的路就沒有走絕，就不會有對歷次政治運動、特別是反右運動的平反，不會有"四人幫"的倒台，不會有人們的破除迷信、獨立思考，也不會有今天的改革開放。因此，從物極必反的意義來說，如果真有人高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我大概也不會全然反對。
1969年剛過元旦，林彪公佈了他的第一號令：為了備戰，實行全民疏散。北京大學已經三年沒有招生，在校學生（紅衛兵一代）幾乎全部發配到軍墾農場和邊遠地區。現在，絕大部分教員也被命令在一周內全家一起搬遷到江西南昌遠郊的鯉魚洲。這樣，除極少數領導信任的心腹，學校就完全空了。
鯉魚洲是在鄱陽湖邊圍湖造田的產物，也就是築一道堤擋住湖水，在堤這邊種田。這與湖水一堤相隔的湖底是一望無際的沼澤，荒無人煙，沒有房屋。我們自己動手，就地取材，用蘆葦和竹子造屋，在湖底種田。從湖底看鄱陽湖上時點點白帆，就像白天鵝在藍天上航行。我倆帶着十一歲的兒子，在這個因血吸蟲肆虐而被農民遺棄的土地上生活了近三年。我們雖然分住在不同的連隊，但兩周一次的假期總可以一家人一起沿着湖濱散步，那就是我們最美好的時光。如果沒有什麼急行軍、緊急集合、"深挖細找階級敵人"之類的干擾，日子過得也還挺平靜，比起以往階級鬥爭的急風暴雨，總算鬆了一口氣。既然前途渺茫，連猜測也難，人們倒也不再多想，我又做起歸隱田園的好夢，幻想有一間自己的茅草屋，房前種豆，房後種瓜，前院養雞，後院養鴨，自得其樂。
本文節選自樂黛雲教授新作《何處是歸程》，中央編譯出版社，2015年12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