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焦慮感對應的是，2021年約27%的青年網民認為，面對惡化的社會經濟環境，自己再努力也沒用；而到了2022年，認為努力也沒用的「躺平主義者」已上升到44%，上升了17個百分點。可以假設，到了現在，「躺平主義者」可能已經佔到三分之二了。
三、路為何越走越窄？
對中國的絕大部分民眾來說，他們只不過是政策的承受者，卻多半不了解政策本身是否存在問題。然而，當絕大多數民眾、特別是青年人中思想比較活躍的人，都對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現狀表現出持續的焦慮時，這就說明，毫無疑問，中共的政策、路線出現了嚴重問題，導致大量經濟社會問題無法得到解決。
這種情況下，如果是過去四十多年改革開放當中的一些政策錯了，就有必要展開決策圈的討論，哪些政策錯了，錯在哪裏，應不應該糾正或改變，試圖繼續堅持現有政策的掌權者是否應當被質疑，這是今後中國的方向能否有所調整的關鍵。但是，照貓畫虎地開一個歷史上有過的三中全會，一切問題就能迎刃而解了嗎？
十一屆三中全會的關鍵詞並非「三中全會」。只要上層出現希望改變基本政策方向的部分共識，又存在着重新檢討政策的政治空間，那麼，中共的任何一次全會，都可以產生如十一屆三中全會那樣的結果。反過來，只要中共上層不出現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那種少見的政治氛圍，中共再開十次「三中全會」，也無法扭轉它的政策方向。
那麼，什麼條件下才會出現中共決策圈裏重新檢討政策的政治空間呢？這個問題可以分析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的上層政治格局，從中便能找出答案。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毛澤東的個人獨裁制度因為他的死亡而失去了生命力，繼任的華國鋒政治地位不穩固，這種情況下，他需要高層多個掌握實權、又能應對國際、國內難題的高官來撐腰、配合。這就形成了毛式個人獨裁之後的集體領導統治模式。
只有當獨裁的共產黨領導模式進入集體領導模式時，上述的重大政策重新檢討才可能發生。然而，共產黨內集體領導統治模式的發生，不在於黨章、憲法上怎麼寫，而在於現實高層政治平衡中，是否存在這樣的需要。事實是，十一屆三中全會時期的集體領導模式被證明，它並不會長期存在；因此也可以說，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之所以當時的最高層對中央工作會議的議題發生失控，其根本原因就是毛式高層獨裁的領導模式失靈了。
今天還可能再次出現十一屆三中全會那時的上層政治氛圍嗎？換言之，今天還存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的政治空間嗎？這可以從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結果當中找到答案。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鄧小平成了掌實權的第一人，共產黨內短暫的集體領導統治模式，被鄧小平和陳雲的「雙寡頭」統治所替代。整個八十年代，中共的領導體制是鄧、陳「雙寡頭」之下的政治局常委集體領導模式，然而，那種集體領導是假的，因為政治局常委上頭的「雙寡頭」可以隨時更換集體領導團隊的「班長」，胡耀邦和趙紫陽兩任總書記就是這樣下台的。
「雙寡頭體制」並非和諧架構，鄧小平和陳雲之間不斷發生鬥爭。由於鄧小平掌控軍權，陳雲不能直接與鄧小平對抗、硬幹，但可以「陰乾」，即利用鄧小平的錯誤，置鄧小平於不利地位。1992年鄧小平南巡，謀劃撤換江澤民，是鄧小平玩的最後一次的高層獨裁遊戲。
鄧小平死後，中共的最高領導人江澤民和習近平玩的都是獨裁統治，胡錦濤則因為個人威望和地位不是鬥出來的，而是前人欽點的，因此他在高層的領導模式出現了集體領導、常委分權的樣態。但是，那種集體領導樣態，並非中共上層想要重新檢討政策方向的結果，而是胡錦濤地位偏弱的產物。若以為胡錦濤的集體領導模式能夠延續下去，習近平會繼續胡錦濤模式、抵拒個人獨裁的領導模式，那種臆想其實毫無根據。習近平走上個人獨裁的道路，對中共體制來說，本來就是一種制度上的必然；而這條道路的結果，就是今天乃至今後中國經濟社會問題越積越多的根本原因。
四、焦慮要怪「黑天鵝」？
中國青年人當中在互聯網上最活躍的人，文化程度不差，現在他們的絕大多數對自己的未來、中國的未來，充滿了焦慮；其中多過一半的人覺得，反正自己的前途已經完了，努力去學習也沒什麼用，只好「躺平」了。「躺平主義者」雖然表面上對社會穩定似乎「無害」，但其中少數人或許會採取針對社會治安的極端行動，這樣的現象已經開始發生了。
中國人普遍的焦慮，是擔心經濟泡沫破裂嗎？其實，他們很多人只是直觀地覺得，情勢不妙，特別是，他們看到房價不斷下滑、薪資不斷減少、就業越來越難、股市半死不活、個人的生活越來越緊。
最近中國的社交媒體上貼出了一個「2024年悲慘排行榜」，將悲慘度分為九等。失業找不到工作，但本人還有存款，或父母給資助，屬於悲慘程度最輕的，列為第一等；第二等是，失業+沒存款；第三等是，失業+沒存款+房貸還貸壓力；第四等是，失業+沒存款+房貸+養小孩；第五等是，失業+沒存款+房貸+養孩子+欠債；第六等是，失業+沒存款+房貸+養孩子+欠債+有人催還款；第七等是，失業+沒存款+房貸+養孩子+欠債+催還款+患病醫療開支大；第八等是，失業+沒存款+房貸+養孩子+欠債+催還款+疾病+父母生病；第九等是，失業+沒存款+房貸款+養孩子+欠債+催還款+疾病+父母生病+房子被法拍。
這九等所涉及的家庭，其實大致屬於中產家庭，原來並非中國社會的最底層。在現實生活中，遭遇到其中第三、第四、第五種情況的家庭，現在已不在少數，今後會越來越多。一旦失業，年齡又超過35歲，在中國就很難再找到工作，那後面幾等的悲慘程度，就歷歷在目了。
這些年國際上和中國流行用「黑天鵝」來描繪中國經濟面臨的巨大衝擊。「黑天鵝事件（Black Swan Incidents）」是指難以預測的不尋常事件，會引起市場連鎖的負面反應。但媒體上報道「黑天鵝事件」時，有時是把可以預測、必然會發生的事件，也混在裏面，這就造成了觀眾或讀者的迷惑。
從某種程度上講，對中國經濟而言，房價崩盤可以算是「一隻黑天鵝」，疫情也是「一隻黑天鵝」。不過，中國的財政危機、銀行危機、養老金危機、失業高潮等等，都不是「難以預測的不尋常事件」，所以不算是「黑天鵝事件」；中共點燃中美冷戰，當然也不是「黑天鵝事件」。那中國的財政危機、銀行危機、養老金危機、失業高潮、中共點燃中美冷戰等，既然不屬於「黑天鵝事件」，那是什麼？這些就是中共當局的決策和政策錯誤之不可避免的後果。
所以，中國當下社會全面焦慮的根本原因是，共產黨慣常的獨裁領導模式，導致政策很容易發生錯誤，而獨裁者又拒絕認錯，於是所有的社會經濟問題，都只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無法真正解決。也因此，中國人的焦慮將必然長期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