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6月25日晚，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宣佈印度進入緊急狀態，中止憲法權利，並在全國各地突襲、圍捕她的政治對手。在隨後令人痛苦的21個月中，她的政權發動了一場殘酷的脅迫和威嚇運動，逮捕並拷問成千上萬的人，夷平貧民窟，並對窮人實行強制絕育措施。《緊急狀態志事》首次全面介紹了印度當代史上這一未被充分研究的事件。吉安·普拉卡什拆解了一個神話，即緊急情況僅是由英迪拉權力欲望所引發的孤立事件，他認為，這也恰恰是印度民主與民眾政治困境關係的產物。
通過檔案記錄、私人文件、信件、公開資料、電影文學材料，以及對受害者和作惡者的採訪，普拉卡什將緊急狀態的源頭追溯至印度獨立的1947年，揭示未能實現的民主轉型承諾如何打翻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利之間的平衡。他生動描繪了一場政治危機的發展，這場危機最終導致普遍的社會動盪，弔詭的是，英迪拉試圖動用法律來中止合法權利，以平息這場危機。她未能維持既有的政治秩序，造成了持久和無法預料的影響，為種姓政治和印度民主義打開了大門。
今天的推送摘自《緊急狀態志事》（Emergency Chronicles: Indira Gandhi and Democracy’s Turning Point）。
雖然編輯總是盼望「重版出來」，但經常也有「初版出不來」的時候。我們將在這個欄目里推送一些「初版出不來」書稿的書摘。
Gyan Prakash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在總理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的建議下，印度總統在1975年6月25日臨近午夜時發表聲明，以存在國內安全威脅為由，通告全國進入緊急狀態。這一通告中止了言論和集會自由的憲法權利，將審查制度強加於新聞媒體，限制了司法體系監督政府行為的權力，並命令逮捕反對派領導人。破曉前，警察大肆逮捕政府反對派。甘地式的社會黨人，七十二歲的賈亞普拉卡什·納拉揚（Jayaprakash Narayan）也在被捕之列。被大眾稱為JP的納拉揚作為一名反抗英國統治的自由鬥士，以及英迪拉父親賈瓦哈拉爾·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的親密夥伴，受到人們的廣泛尊敬。1973年，納拉揚放棄退休，重歸政壇，帶領學生和青年掀起一波運動熱潮，致力於推翻英迪拉政府。他的努力得到了大多數反對派政黨的支持和參與，但他否認他的目標僅僅是政治上的。他宣稱他的戰鬥是一場旨在擴大民主的根本性的社會和政治變革。他將其稱為「全面革命」（Total Revolution）。在政府宣佈緊急狀態前的幾個月里，納拉揚努力團結起成千上萬的民眾，聲討英迪拉所領導的國大黨政府的腐敗以及其對民主治國的損害。
賈亞普拉卡什·納拉揚
2011年8月，在羅摩力拉廣場（Ram Lila Maidan），這處常常舉行宗教事件或政治集會的巨大場地上，我看到數萬名民眾頂着德里（Delhi）烈日的炙烤聚集於此。正是他們，讓我回想起了納拉揚所領導的民眾抗議熱潮。這些來自德里各區以及德里之外的青年和老人（儘管年輕人居多），是在響應另一位甘地式的活動家，七十四歲的安納·哈扎爾（Anna Hazare）的號召，參與到這場反腐運動之中。廣場上的氣氛是歡樂的，空氣中充滿了原始的激情和對於變革的期盼。引發這場反腐運動的導火索是2010年爆發的一場醜聞——執政的國大黨政府部長和官員們幫助電信企業牟取利益，讓國庫損失了數十億美元。在新聞報紙、電視和社交媒體的廣泛報道下，這場騙局震動了整個國家。這件事在印度普通民眾中激起了共鳴。這些老百姓在與官員打交道時，不得不為了一些日常事務向他們支付賄賂，無論是申領駕駛執照，還是領取應得的福利津貼，甚至開具出生或死亡證明。高層官員的貪贓枉法似乎正讓腐敗滲入整個體系，迫使普通民眾在日常生活中不得不踐行謊言和欺騙。在這種廣泛厭惡政治體制的氛圍中，安納·哈扎爾站了出來。之前，他就因為在地方上的實幹精神而廣為人知。他在2011年4月發起了一場絕食抗議，要求政府委任一名受憲法保護的監查專員，專門負責起訴腐敗官員。這讓他作為一名反腐先鋒成為了全國矚目的焦點。他的絕食如星星之火，點燃了全國性的抗議，推動了反腐運動的誕生。狼狽不堪的國大黨政府答應了他的要求。但政府所提出的漏洞百出的立法條款卻並不能讓哈扎爾滿意。他再一次宣佈絕食抗議。2011年8月，成千上萬的民眾聚集在羅摩力拉廣場，支持他淨化民主政治的號召。當哈扎爾矮小的身影出現在高台上時，如雷的歡呼聲響徹雲霄。
安納·哈扎爾支持者在新德里印度門前舉行的抗議腐敗遊行中升起國旗
同時，正如報紙和電視所報道的，辦公室或別墅中緊張而焦慮的國大黨領導人，不知道如何應對這樣一場沒有明確政治腳本的運動。正如1975年的重演，又一位甘地主義者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腐運動，提出自由民主的形式規程必須服從於人民的意志，並從根本上震動了整個政治體制。正如他那甘地式的先驅者賈亞普拉卡什·納拉揚，哈扎爾作為一位沒有政治野心的社會工作者享有極高的道德聲望。與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和佔領運動類似，2011年印度的這場聲勢浩大的反腐運動中存在着某種自發的成分。那些渴望被傾聽的熱心參與者大多數是年輕人，並且不屬於任何有組織的政治團體。塔里爾廣場（Tahrir Square）的起義終結了埃及第四任總統穆巴拉克（Mubarak）的統治；佔領運動讓人們認識到政治對話中99%對1%的語言；而印度國大黨政府從未能洗脫在安納·哈扎爾運動中所蒙受的腐敗恥辱，導致該黨在2014年的議會選舉中落敗。
從那時起，由不滿所帶來的民粹主義政治已經讓世界發生了劇變。在印度，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所領導的印度人民黨（Bharatiya Janata Party）設計了一種聰明的選舉策略——利用「發展」的口號，煽動並利用占人口多數的印度教教徒對少數人口的不滿，在2014年成功掌權。我們也目睹了反移民情緒和穆斯林恐懼症推動了脫歐計劃的成功，以及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中的勝利。對於難民的強烈抵制所引發的動盪局面已經重塑了全歐洲的政治風景線。在德國、法國、意大利以及其它幾個國家中，充當自由民主守門人的傳統政黨在多數人口不滿的壓力下面臨危機。鐵腕人物，像匈牙利總理維克托·奧爾班（Victor Orbán）、土爾其總統雷傑普·埃爾多安（Recep Erdogan）、菲律賓總統羅德里格·杜特爾特（Rodrigo Dutarte）已經將煽動民粹主義的憤怒作為一種治國策略。他們點燃久被壓抑的憤怒和羞辱感，刺激右翼民族主義者的暴動，以打擊那些被描繪成「人民」公敵的團體，從而鞏固自己的獨裁權力並鎮壓異見人士。
納倫德拉·莫迪
當前政治局面變革與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所帶來的一系列改變有關。從二十世紀70年代開始，新自由主義不加規範的全球化運作使貧富差距擴大，地方經濟凋敗，並導致了2008-2009年那場摧毀民生的世界經濟危機。新自由主義不僅導致經濟和社會錯位，還侵入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將市場原則和競爭提升到治國合理性的高度，從而使一切趨於經濟化。它讓政治家將美德和公民權利拋諸腦後，讓他們忘記了民主自治規範的根本在於社會平等。隨着新自由主義將競爭作為生活各個方面的主要價值取向，舊有的種族主義情緒、民族團結主義，以及對移民和少數人口的仇恨，已經匯成一股席捲全球政壇的大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