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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圈養」的中國女博士

回想起懷孕時那篇即將中刊的文章,林軼仍然覺得小有遺憾。

彼時,工科博士畢業的林軼,就職於某科研單位。文章本身很好,要補的實驗也很簡單,橫亘在她面前的,只有要不要、能不能冒着風險去做個幾無難度的實驗的選擇。

畢竟,化學試劑可能會對胎兒產生不好的影響。

「我當時很糾結,一個是自己對自己的要求,一個是家庭的想法,他們不太理解我的焦慮,覺得我該切換角色了,沒有什麼事情比小孩大。」

時年34歲的林軼很清楚,這篇文章實際代表着她的科研最佳時期,只要發出來,她的工作肯定能更上一層樓。如果放棄了,機會或許不再來。

對年輕的女性科研者而言,這是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

當社會中有關青年教師「非升即走」壓力的討論越來越多時,女性科研人員還面臨着另外一層壓力——她們也恰好處於社會所認知的「最佳生育年齡」時期。當社會時鐘嘀嗒嘀嗒轉動時,她們好似必須在此刻做出自己的選擇——這個時段里到底選科研,還是選婚育?

而生育則有三難,佔用時間,消耗精力,損耗身體。與此同時,有生育計劃的女性科研者自己也會猶豫,高齡生育是否會對自己和孩子的身體健康造成影響。

但無論是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還是博士科研啟動基金項目的申請,都有年齡限制。能不能通過申請,還需要考量過去幾年的科研成果。

「不間斷地進行科研」、家庭的期待與婚育的責任三件事,共同構成了一個堅固的三角藩籬,把正處於關鍵時期的女博士們「圈養」在其中。

打破三角形最簡單的方法,是放棄掉其中一個支點。但這不是一個有關放棄的故事。而是她們從內向外打破「圈養」的藩籬,奔跑在科研路上,不斷拷問自己「到底想要一個什麼樣的人生」。

如今的林軼將當時的選擇稱為「命運選擇」,「錯過,就錯過了」。翻越了山丘的她,此時此刻依然在科研的路上狂奔。

「還挺適合做科研」

閆柏,工科博士畢業,此時就職於某高校。在同是材料專業的師妹蘇己印象里,被導師頻繁提起的閆柏很適合做科研,「師姐畢業論文裏用的方法,都是她自己探索創新出來的」。

實驗做不出來的日子裏,蘇己有時反而會向當時已經離開課題組去讀博的閆柏求助。「師姐當晚就發了兩篇文章過來,讓我參考一下辦法。第二天我一做,就成功了。」

但在閆柏的說法裏,自己只是運氣好,在科研上「很順利」的一個簡單原因是,閆柏喜歡。

碩士畢業後閆柏曾經去找了一份工作。「但我去的企業總是無效加班,有一天我突然意識到,我好像更喜歡能夠自控時間的感覺。我認為科研對我來說是更合適、更如意順遂的一條路。」

於是,小時候就想做科學家的閆柏,從碩士變成博士,又成長為青年教師,一直和材料打交道。科研這件事對她來說,有壓力,但如果沒有外界干擾,憑藉自己的力量,總可以克服,也可以做得漂亮。

在別人還需要花一個月準備博士答辯的環境裏,懷着孕的閆柏行動力超強,只花了一個星期就做好了所有事,「要提前規劃,每天要做些什麼,心裏要有數」。

無獨有偶。單論科研這件事,林軼用了「辛苦是辛苦,但是很幸福」的形容。

2010年,林軼博士畢業進入科研單位,轉向更偏實用型的研究方向。「當時單位給的自由空間很大,而且我們不用考慮設備,不用考慮經費,只要考慮技術攻關,實在是一個很幸福的狀態,我就算加班我也樂意。」

在前四年裏,為了能夠迅速熟悉新的研究方向,林軼自述幾乎是「all in」的狀態,體重掉了又掉,但情緒上依舊很飽滿。「我當時覺得自己可以把握很多,把所有的寶都押在自己身上。」

靠自己把握,也是周雋的科研常態。如今,工科博後出身的她,已經就職於材料方向的研究所。

2015年,周雋被公派到法國修讀博士課程。42個月,1個人,在陌生的國度,要面對21立方米的設備容器,自己切割打磨金屬棒材,自己打砂,周雋覺得這段日子比後來在國內做博後更艱難。

「有一段時間,實驗結果達不到自己預期,日子又在一天天過去,心裏很着急。在做一次實驗就非常不容易的前提下,我做了可能有幾十次實驗。等到實驗做完開始寫文章,文章又被拒。而且自己一個人在國外,挺孤獨的。」再說起讀博的崩潰瞬間,周雋的語氣已經很平靜。

能夠堅持下來的原因,無非是探索兩個字。「做科研給了你容錯試錯的機會,也是接觸新事物,還可以去國際學術會議和別人交流,我自己還蠻願意做這些事的。」高密度的知識「輸入」和對未知邊界的探索,讓周雋感到幸福。

而這種幸福感足以對衝掉科研所帶來的痛苦。「我其實還挺喜歡這份工作的。」周雋想了想說。

時區

但好似年紀一到,林軼就再不能擁有這樣「純粹」的時間。她的大腦被強制性地塞入許多「需要考慮」的事。「什麼話都來了。」林軼這麼形容。

在全身心投入科研的幾年裏,林軼也順利完婚。於是,父母開始煩惱她的下一件「人生大事」,生育。「醫院還真的就把35歲以上的產婦自動劃分為『高危產婦』,高危這兩個字一出來,就讓人心裏不是滋味。」

父母無法理解為何林軼還不抓緊懷孕,甚至問過她,夫妻倆是不是要不到小孩了?

在林軼的想法裏,博士畢業後的幾年工作時間,對於一個科研者來說非常重要。「錯過了這三五年就沒資格申請一些項目了,而且項目申請過程中還要看近3年或5年的成果,這就決定了我們真的不敢輕易停歇。一旦中間斷了一兩年,特別是學術上的東西也不是說撿就能撿起來的,所以當時真的處於非常糾結的狀態。」

為此,林軼「稀里糊塗」地考慮過丁克的可能性。

從本心出發,在已經全身心投入事業6年之後,林軼還是覺得自己應該有一個孩子。受科研影響,林軼可以說是一個「計劃通」,想做,那麼最好就在計劃的時間內做完。

喜歡戶外運動的林軼,每周會有固定的5公里跑步計劃,但在生育面前不得不「服老」。「生完之後,我才意識到年齡是真的有差距。同病房有一個二十來歲的姑娘,她生完就走路回去了,我還住了一個禮拜的醫院才恢復過來。」

2024年,已經在研究所工作的周雋35歲,周圍催生的聲音越來越多,「也是來自同事、朋友、親戚和家人,總感覺聊着聊着,就會聊到生育的話題上」。在這個話題中,周雋的媽媽「火力」稍強,她會直接對女兒說,夫妻倆無論工作上有多大的成就,哪怕賺再多的錢,如果沒有一個後代那都算不得成功。

但多數時候,周雋也是「左耳進,右耳出」。「我覺得也是一種關心,但倒也不是他們一說我就覺得我得趕緊怎麼樣,心裏還是有自己的想法和計劃。」

時區,周雋提到這個詞。雖然社會給女性劃了一個時區,但她還是覺得,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時區。在聽從哪裏的聲音這件事上,周雋的選擇更貼近自己的內心,她很喜歡自己現在30多歲的心理狀態。

周雋覺得自己才剛剛到心理成熟的年齡,「生育這個事情,不是說我生理上到達某個年齡了就可以了」。合適的時機,尚未出現。

閆柏的父母,反而是開明的那一個。從頭到尾,他們都是支持女兒的那批人,無論是結婚還是生育,他們都覺得應該要尊重女兒的意見。

於是在閆柏的家庭里,這個催生的人成了丈夫。本想等到博士畢業再考慮生育的閆柏,在丈夫日復一日的「嘮叨」下最終妥協。31歲,博四,即將畢業的閆柏決定生育。

不過好在,彼時,閆柏已經基本完成了所有實驗,距離博士畢業,只差後續的測試和一篇寫下來的文章。「其實,我的導師、同門都很支持我,我運氣真的很好,科研這方面很順。女性的艱難,我是從成家後的家庭中感受到的。」

不理解

「能過就過,不過就離(婚)」,從公公嘴裏聽到這句話時,閆柏好像被狠狠扇了一巴掌。爭吵,始於博士畢業後的閆柏,要不要前往丈夫所在城市繼續科研路的問題。彼時她剛剛生育完不久,小朋友才三四個月大。

閆柏覺得,自己30歲之前的人生實在是太順遂了,她在學術的岩壁上為自己攀爬,努力就能收穫,周圍的人也支持閆柏去做自己。30歲之後,她意識到,結構不平等問題幾乎徹頭徹尾否定了她過往的一切努力。

「在他們的視角里,嫁過去的我就是一個附屬品,去哪是由我丈夫決定的。」閆柏在電話那頭這麼說道。

從打定主意讀博開始,就想未來進高校繼續科研的閆柏,在懷孕時從婆家處接收到了這樣的信息:如果能進站做三年博後就很好,因為丈夫當時還沒辦法「安家」,三年後也會換城市,正好閆柏可以跟隨他一起換。

還沒博士畢業的閆柏被立馬推到了找工作的「懸崖」邊,被要求着往丈夫所在的城市投遞簡歷,自己的意願直接被無視。不理解科研工作的長輩們甚至要求閆柏趕緊博士畢業找工作,「這樣好拿生育津貼」。

還大着肚子,準備博士畢業答辯的閆柏,幾乎獨自面對着這樣的糟糕局面,沒有得到丈夫任何的心理支持。

「很多有一定學歷的女性,傾聽別人的能力和共情的能力是很強的,所以我最開始也願意去考慮他們的觀點。但是往丈夫所在城市投完簡歷後,結果是不理想的。一個是需要我做博後,另一個高校幾乎是不合理也不合法的試用。」

爭吵,從這裏開始爆發。科研路一直非常順利的閆柏,在這一環上耽誤了整整一年。然而,職業時間是緊迫的。「後來入職高校的時候,對方也顧慮我快35歲了,好在國家延長了女性申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的時間,所以我當時說我可以申到40歲,這麼看我還小。」

閆柏覺得很糟糕的另一點在於,當婆家在要求自己立馬成為傳統意義上的妻子和母親時,自己的丈夫進入角色卻非常緩慢。還在坐月子的閆柏,要忍着育後生理與心理上的不適,反過來「哄」丈夫。

閆柏能隱隱感覺到,在丈夫看來,什麼事只要女性可以做到,那一定不是一件難事,於是如果自己能博士順利畢業,那這也一定是件簡單的事。

不理解,不支持,幾乎充斥在彼時閆柏生活的方方面面,這是閆柏過往人生中從未經歷過的。相比起來,林軼家庭中的氣氛,只能算小小地絆了她一腳。

當兩家人為了新的生命而聚在林軼身邊時,壓力也隨之而來。「我們自己知道,有些關鍵時間不把握就錯過了,但是家人那時確實不夠理解我。他們不明白明明懷孕了為什麼還每天晚上工作到很晚,為什麼養在家裏準備生育了,還那麼焦慮。」

面對家人的不理解,林軼同樣「憤恨」於,家人們仍然要用傳統的家庭分工框架,來框住她。可是從事科研工作的她,分明註定了不可能是傳統意義上相夫教子的女性。

「傳統家庭里,大家會自覺去給賺錢為主的爸爸讓位。可是我雖然是媽媽、妻子,我的工作也不比你少,怎麼對女方就不是這樣的標準」。最讓林軼接受不了的,是一路看着自己走來的父母也希望她回歸家庭。

「為什麼鼓勵我走上這條科研路的是他們,反過來讓我再回歸家庭的也是他們?」林軼真實地為這個問題困惑過。

支撐與新生

時至今日我們仍需要知道,在組建家庭,尤其是生育之後,「我」如何才能在社會藩籬不斷擠壓空間時,仍然有可能作為「我」存在,如何不把自己忘掉。

和絕大多數職業女性一樣,作為科研女性的林軼和周雋,也面臨着「如何平衡家庭與事業」的社會性提問。她們幾乎「自動式」地在交談間認真證明,自己真的可以平衡好,工作不會影響家庭,家庭也不會影響工作。

閆柏因那句話與公公翻臉,並順順利利在自己父母所在的城市,找到合心意的高校安定下來。「從我們這一代開始,(作為獨生女)我能夠繼承家庭所有的資源和資產,所以我在社會上也擁有了類似男性的話語權,不需要依附另一個家。頭一次,女性像男性一樣有了根基,我能夠在離家很近的地方找工作,真的離不開父母的支持。」

今日,閆柏仍在做着適合自己的事。林軼也是。

林軼開出的「藥方」是溝通——家人們需要理解科研工作的工作性質與工作內容,無論通過什麼方式。如果改變小家,那麼就能改變大家。「工作中已經是競爭的環境了,如果家裏還要升級打怪,就是撐不下去的狀態了。家庭支持是非常重要的。我會儘可能讓我周圍的環境緩和一些,這樣我才能有更好的狀態去生活。」

家庭的支持,對於科研者而言總是非常重要的。某種程度上,周雋尚未生育的原因也在於,她理解同為科研工作者的丈夫——他正處於「非升即走」的關鍵階段,兩人還沒有一個能稱作穩定的狀態,來迎接新生命。

但比起僅僅關懷理工科學類女性,閆柏總認為,應該從更宏大的視角去看待這個問題。當工作的確成為了女性能夠擁有社會話語權的重要原因時,如何讓女性能夠獲得、保住一份工作,或許是更重要的。

女性為生產付出的損傷,哺乳所需要的精力,這都是社會在衡量男女工作要求時,更多需要去考量的方面。「客觀來說,工作單位確實在這期間少了一個勞動力,怎麼讓工作單位能夠平和地看待這些事,挺重要的。」閆柏說。

反過來,如果有太多的傾斜,也會造成問題,「這就像人類馴化野生動物一樣,有過於好的待遇,能力就會下滑」。在閆柏看來,女性自己保持鬥志不滑落,也是「留在牌桌上」的重要一環。

一路走來,周雋已經聽了太多「女生讀博不值得,讀那麼多書終究是要結婚生小孩」的話,但她搬器械設備的時候沒有停過,打砂的時候沒有停過,切割金屬棒的時候也沒有停過。當自己具備科研熱情的時候,科研就是不辛苦的,周雋始終這麼認為。

「不要害怕,做好今天的事。」她最後這麼說道。

責任編輯: 李華  來源:南風窗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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