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起懷孕時那篇即將中刊的文章，林軼仍然覺得小有遺憾。
彼時，工科博士畢業的林軼，就職於某科研單位。文章本身很好，要補的實驗也很簡單，橫亘在她面前的，只有要不要、能不能冒着風險去做個幾無難度的實驗的選擇。
畢竟，化學試劑可能會對胎兒產生不好的影響。
「我當時很糾結，一個是自己對自己的要求，一個是家庭的想法，他們不太理解我的焦慮，覺得我該切換角色了，沒有什麼事情比小孩大。」
時年34歲的林軼很清楚，這篇文章實際代表着她的科研最佳時期，只要發出來，她的工作肯定能更上一層樓。如果放棄了，機會或許不再來。
對年輕的女性科研者而言，這是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
當社會中有關青年教師「非升即走」壓力的討論越來越多時，女性科研人員還面臨着另外一層壓力——她們也恰好處於社會所認知的「最佳生育年齡」時期。當社會時鐘嘀嗒嘀嗒轉動時，她們好似必須在此刻做出自己的選擇——這個時段里到底選科研，還是選婚育？
而生育則有三難，佔用時間，消耗精力，損耗身體。與此同時，有生育計劃的女性科研者自己也會猶豫，高齡生育是否會對自己和孩子的身體健康造成影響。
但無論是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還是博士科研啟動基金項目的申請，都有年齡限制。能不能通過申請，還需要考量過去幾年的科研成果。
「不間斷地進行科研」、家庭的期待與婚育的責任三件事，共同構成了一個堅固的三角藩籬，把正處於關鍵時期的女博士們「圈養」在其中。
打破三角形最簡單的方法，是放棄掉其中一個支點。但這不是一個有關放棄的故事。而是她們從內向外打破「圈養」的藩籬，奔跑在科研路上，不斷拷問自己「到底想要一個什麼樣的人生」。
如今的林軼將當時的選擇稱為「命運選擇」，「錯過，就錯過了」。翻越了山丘的她，此時此刻依然在科研的路上狂奔。
「還挺適合做科研」
閆柏，工科博士畢業，此時就職於某高校。在同是材料專業的師妹蘇己印象里，被導師頻繁提起的閆柏很適合做科研，「師姐畢業論文裏用的方法，都是她自己探索創新出來的」。
實驗做不出來的日子裏，蘇己有時反而會向當時已經離開課題組去讀博的閆柏求助。「師姐當晚就發了兩篇文章過來，讓我參考一下辦法。第二天我一做，就成功了。」
但在閆柏的說法裏，自己只是運氣好，在科研上「很順利」的一個簡單原因是，閆柏喜歡。
碩士畢業後閆柏曾經去找了一份工作。「但我去的企業總是無效加班，有一天我突然意識到，我好像更喜歡能夠自控時間的感覺。我認為科研對我來說是更合適、更如意順遂的一條路。」
於是，小時候就想做科學家的閆柏，從碩士變成博士，又成長為青年教師，一直和材料打交道。科研這件事對她來說，有壓力，但如果沒有外界干擾，憑藉自己的力量，總可以克服，也可以做得漂亮。
在別人還需要花一個月準備博士答辯的環境裏，懷着孕的閆柏行動力超強，只花了一個星期就做好了所有事，「要提前規劃，每天要做些什麼，心裏要有數」。
無獨有偶。單論科研這件事，林軼用了「辛苦是辛苦，但是很幸福」的形容。
2010年，林軼博士畢業進入科研單位，轉向更偏實用型的研究方向。「當時單位給的自由空間很大，而且我們不用考慮設備，不用考慮經費，只要考慮技術攻關，實在是一個很幸福的狀態，我就算加班我也樂意。」
在前四年裏，為了能夠迅速熟悉新的研究方向，林軼自述幾乎是「all in」的狀態，體重掉了又掉，但情緒上依舊很飽滿。「我當時覺得自己可以把握很多，把所有的寶都押在自己身上。」
靠自己把握，也是周雋的科研常態。如今，工科博後出身的她，已經就職於材料方向的研究所。
2015年，周雋被公派到法國修讀博士課程。42個月，1個人，在陌生的國度，要面對21立方米的設備容器，自己切割打磨金屬棒材，自己打砂，周雋覺得這段日子比後來在國內做博後更艱難。
「有一段時間，實驗結果達不到自己預期，日子又在一天天過去，心裏很着急。在做一次實驗就非常不容易的前提下，我做了可能有幾十次實驗。等到實驗做完開始寫文章，文章又被拒。而且自己一個人在國外，挺孤獨的。」再說起讀博的崩潰瞬間，周雋的語氣已經很平靜。
能夠堅持下來的原因，無非是探索兩個字。「做科研給了你容錯試錯的機會，也是接觸新事物，還可以去國際學術會議和別人交流，我自己還蠻願意做這些事的。」高密度的知識「輸入」和對未知邊界的探索，讓周雋感到幸福。
而這種幸福感足以對衝掉科研所帶來的痛苦。「我其實還挺喜歡這份工作的。」周雋想了想說。
時區
但好似年紀一到，林軼就再不能擁有這樣「純粹」的時間。她的大腦被強制性地塞入許多「需要考慮」的事。「什麼話都來了。」林軼這麼形容。
在全身心投入科研的幾年裏，林軼也順利完婚。於是，父母開始煩惱她的下一件「人生大事」，生育。「醫院還真的就把35歲以上的產婦自動劃分為『高危產婦』，高危這兩個字一出來，就讓人心裏不是滋味。」
父母無法理解為何林軼還不抓緊懷孕，甚至問過她，夫妻倆是不是要不到小孩了？
在林軼的想法裏，博士畢業後的幾年工作時間，對於一個科研者來說非常重要。「錯過了這三五年就沒資格申請一些項目了，而且項目申請過程中還要看近3年或5年的成果，這就決定了我們真的不敢輕易停歇。一旦中間斷了一兩年，特別是學術上的東西也不是說撿就能撿起來的，所以當時真的處於非常糾結的狀態。」
為此，林軼「稀里糊塗」地考慮過丁克的可能性。
從本心出發，在已經全身心投入事業6年之後，林軼還是覺得自己應該有一個孩子。受科研影響，林軼可以說是一個「計劃通」，想做，那麼最好就在計劃的時間內做完。
喜歡戶外運動的林軼，每周會有固定的5公里跑步計劃，但在生育面前不得不「服老」。「生完之後，我才意識到年齡是真的有差距。同病房有一個二十來歲的姑娘，她生完就走路回去了，我還住了一個禮拜的醫院才恢復過來。」
2024年，已經在研究所工作的周雋35歲，周圍催生的聲音越來越多，「也是來自同事、朋友、親戚和家人，總感覺聊着聊着，就會聊到生育的話題上」。在這個話題中，周雋的媽媽「火力」稍強，她會直接對女兒說，夫妻倆無論工作上有多大的成就，哪怕賺再多的錢，如果沒有一個後代那都算不得成功。
但多數時候，周雋也是「左耳進，右耳出」。「我覺得也是一種關心，但倒也不是他們一說我就覺得我得趕緊怎麼樣，心裏還是有自己的想法和計劃。」
時區，周雋提到這個詞。雖然社會給女性劃了一個時區，但她還是覺得，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時區。在聽從哪裏的聲音這件事上，周雋的選擇更貼近自己的內心，她很喜歡自己現在30多歲的心理狀態。
周雋覺得自己才剛剛到心理成熟的年齡，「生育這個事情，不是說我生理上到達某個年齡了就可以了」。合適的時機，尚未出現。
閆柏的父母，反而是開明的那一個。從頭到尾，他們都是支持女兒的那批人，無論是結婚還是生育，他們都覺得應該要尊重女兒的意見。
於是在閆柏的家庭里，這個催生的人成了丈夫。本想等到博士畢業再考慮生育的閆柏，在丈夫日復一日的「嘮叨」下最終妥協。31歲，博四，即將畢業的閆柏決定生育。
不過好在，彼時，閆柏已經基本完成了所有實驗，距離博士畢業，只差後續的測試和一篇寫下來的文章。「其實，我的導師、同門都很支持我，我運氣真的很好，科研這方面很順。女性的艱難，我是從成家後的家庭中感受到的。」
不理解
「能過就過，不過就離（婚）」，從公公嘴裏聽到這句話時，閆柏好像被狠狠扇了一巴掌。爭吵，始於博士畢業後的閆柏，要不要前往丈夫所在城市繼續科研路的問題。彼時她剛剛生育完不久，小朋友才三四個月大。
閆柏覺得，自己30歲之前的人生實在是太順遂了，她在學術的岩壁上為自己攀爬，努力就能收穫，周圍的人也支持閆柏去做自己。30歲之後，她意識到，結構不平等問題幾乎徹頭徹尾否定了她過往的一切努力。
「在他們的視角里，嫁過去的我就是一個附屬品，去哪是由我丈夫決定的。」閆柏在電話那頭這麼說道。
從打定主意讀博開始，就想未來進高校繼續科研的閆柏，在懷孕時從婆家處接收到了這樣的信息：如果能進站做三年博後就很好，因為丈夫當時還沒辦法「安家」，三年後也會換城市，正好閆柏可以跟隨他一起換。
還沒博士畢業的閆柏被立馬推到了找工作的「懸崖」邊，被要求着往丈夫所在的城市投遞簡歷，自己的意願直接被無視。不理解科研工作的長輩們甚至要求閆柏趕緊博士畢業找工作，「這樣好拿生育津貼」。
還大着肚子，準備博士畢業答辯的閆柏，幾乎獨自面對着這樣的糟糕局面，沒有得到丈夫任何的心理支持。
「很多有一定學歷的女性，傾聽別人的能力和共情的能力是很強的，所以我最開始也願意去考慮他們的觀點。但是往丈夫所在城市投完簡歷後，結果是不理想的。一個是需要我做博後，另一個高校幾乎是不合理也不合法的試用。」
爭吵，從這裏開始爆發。科研路一直非常順利的閆柏，在這一環上耽誤了整整一年。然而，職業時間是緊迫的。「後來入職高校的時候，對方也顧慮我快35歲了，好在國家延長了女性申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的時間，所以我當時說我可以申到40歲，這麼看我還小。」
閆柏覺得很糟糕的另一點在於，當婆家在要求自己立馬成為傳統意義上的妻子和母親時，自己的丈夫進入角色卻非常緩慢。還在坐月子的閆柏，要忍着育後生理與心理上的不適，反過來「哄」丈夫。
閆柏能隱隱感覺到，在丈夫看來，什麼事只要女性可以做到，那一定不是一件難事，於是如果自己能博士順利畢業，那這也一定是件簡單的事。
不理解，不支持，幾乎充斥在彼時閆柏生活的方方面面，這是閆柏過往人生中從未經歷過的。相比起來，林軼家庭中的氣氛，只能算小小地絆了她一腳。
當兩家人為了新的生命而聚在林軼身邊時，壓力也隨之而來。「我們自己知道，有些關鍵時間不把握就錯過了，但是家人那時確實不夠理解我。他們不明白明明懷孕了為什麼還每天晚上工作到很晚，為什麼養在家裏準備生育了，還那麼焦慮。」
面對家人的不理解，林軼同樣「憤恨」於，家人們仍然要用傳統的家庭分工框架，來框住她。可是從事科研工作的她，分明註定了不可能是傳統意義上相夫教子的女性。
「傳統家庭里，大家會自覺去給賺錢為主的爸爸讓位。可是我雖然是媽媽、妻子，我的工作也不比你少，怎麼對女方就不是這樣的標準」。最讓林軼接受不了的，是一路看着自己走來的父母也希望她回歸家庭。
「為什麼鼓勵我走上這條科研路的是他們，反過來讓我再回歸家庭的也是他們？」林軼真實地為這個問題困惑過。
支撐與新生
時至今日我們仍需要知道，在組建家庭，尤其是生育之後，「我」如何才能在社會藩籬不斷擠壓空間時，仍然有可能作為「我」存在，如何不把自己忘掉。
和絕大多數職業女性一樣，作為科研女性的林軼和周雋，也面臨着「如何平衡家庭與事業」的社會性提問。她們幾乎「自動式」地在交談間認真證明，自己真的可以平衡好，工作不會影響家庭，家庭也不會影響工作。
閆柏因那句話與公公翻臉，並順順利利在自己父母所在的城市，找到合心意的高校安定下來。「從我們這一代開始，（作為獨生女）我能夠繼承家庭所有的資源和資產，所以我在社會上也擁有了類似男性的話語權，不需要依附另一個家。頭一次，女性像男性一樣有了根基，我能夠在離家很近的地方找工作，真的離不開父母的支持。」
今日，閆柏仍在做着適合自己的事。林軼也是。
林軼開出的「藥方」是溝通——家人們需要理解科研工作的工作性質與工作內容，無論通過什麼方式。如果改變小家，那麼就能改變大家。「工作中已經是競爭的環境了，如果家裏還要升級打怪，就是撐不下去的狀態了。家庭支持是非常重要的。我會儘可能讓我周圍的環境緩和一些，這樣我才能有更好的狀態去生活。」
家庭的支持，對於科研者而言總是非常重要的。某種程度上，周雋尚未生育的原因也在於，她理解同為科研工作者的丈夫——他正處於「非升即走」的關鍵階段，兩人還沒有一個能稱作穩定的狀態，來迎接新生命。
但比起僅僅關懷理工科學類女性，閆柏總認為，應該從更宏大的視角去看待這個問題。當工作的確成為了女性能夠擁有社會話語權的重要原因時，如何讓女性能夠獲得、保住一份工作，或許是更重要的。
女性為生產付出的損傷，哺乳所需要的精力，這都是社會在衡量男女工作要求時，更多需要去考量的方面。「客觀來說，工作單位確實在這期間少了一個勞動力，怎麼讓工作單位能夠平和地看待這些事，挺重要的。」閆柏說。
反過來，如果有太多的傾斜，也會造成問題，「這就像人類馴化野生動物一樣，有過於好的待遇，能力就會下滑」。在閆柏看來，女性自己保持鬥志不滑落，也是「留在牌桌上」的重要一環。
一路走來，周雋已經聽了太多「女生讀博不值得，讀那麼多書終究是要結婚生小孩」的話，但她搬器械設備的時候沒有停過，打砂的時候沒有停過，切割金屬棒的時候也沒有停過。當自己具備科研熱情的時候，科研就是不辛苦的，周雋始終這麼認為。
「不要害怕，做好今天的事。」她最後這麼說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