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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7月，任仲夷寫成一篇大文章《任仲夷談鄧小平與廣東的改革開放》，並打電話給《炎黃春秋》雜誌的社長杜導正，說：「這是專門給你們《炎黃春秋》寫的，也可以算作我的『政治遺言』了。我希望你一字不要改動，全文發表。」
2004年第8期的《炎黃春秋》，刊登了這份「遺言」。
任仲夷是誰呢？他被認為是中共黨內開明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中共奪取政權後，任仲夷在黑龍江省工作26年；此後，歷任遼寧省委第一書記（1978—1980），廣東省委第一書記（1980—1985），中顧委委員（1985—1992）。2005年11月15日，任仲夷在廣州病逝，終年91歲。
在人生進入尾聲之時，他為什麼要在《炎黃春秋》發表「政治遺言」？又產生了哪些影響？
本期節目，我們就根據任仲夷的《我所經歷的歷次政治運動》等資料，說說這件事。
「政治遺言」什麼樣？
概括地說，任仲夷的這份「政治遺言」，就是希望中共能夠過政治體制改革這一關。
他說：「政治與經濟如長期不相適應，我以為是最嚴重的失調……即使經濟一時上去了，它還是會掉下來的。政治改革跟不上，最終還會出大問題。這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
「政治改革的最終目標就是建立民主的政體。」「靠槍桿子和筆桿子統治的社會絕不是民主的社會，也不會長治久安的。」
現在看來，任仲夷的話已經應驗了。那麼，他為什麼要留下這樣的「政治遺言」？
主要有兩個原因：
親歷政治運動的迫害
第一，他親歷了毛澤東發動的許多整人的政治運動。
第一次是1943年延安整風時，挨整一年半；第二次是1966年文革爆發後，挨整五年多。
延安整風運動時，任仲夷在中共冀南行署工作。他回憶說：1943年11月，他被調到中共北方局黨校參加整風學習。不久，就開始「搶救失足者」。每個人都要寫自己的歷史，交代自己的問題，要求「對黨一條心，不能半條心，更不能兩條心」。審查者對每個人歷史的各個關節都要進行審查和質問，被審查的人如果答覆得不滿意，就被懷疑甚至肯定為有問題，就對他們進行所謂「搶救」。結果，「搶救」出許多「特務」「內奸」，都是屈打成招的。
任仲夷說：「在我被『搶救』時，『積極分子』們對我搞『車輪戰』（輪班對我進行晝夜盤問、逼供），曾在一個月中，只讓我斷斷續續地睡了幾個小時的覺（每次只叫打幾分鐘的盹）。」
「黨校負責人楊獻珍勸我徹底『坦白』。我建議：『希望黨慎重，慎重，再慎重。』他說：『黨要你坦白，坦白，再坦白！』我說：『我相信黨。』他說：『黨認為你有問題！』我說：『我相信毛主席。』他說：『毛主席認為你有問題！』他還問我：『你知道你待的這是什麼地方嗎？』我說：『是北方局黨校。』他說：『什麼黨校，是格別烏（蘇聯特務機關，後譯為克格勃）！』我聽了這話，感到十分震驚，腦子像炸了一樣。」
任仲夷被「搶救」「軟禁」一年半後，沒有發現他當「特務」「內奸」的證據，最後，總算解脫了。
1966年文革爆發時，任仲夷任哈爾濱市委第一書記。他又被當成哈爾濱市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打倒。
任仲夷曾跟他的秘書潘東生談到，在文革的大小批鬥會上，他挨批2300多次，集中在前三年，小規模的批鬥會幾百人，大規模的批鬥會超過10萬人。潘東生很驚訝他能記得那麼清楚。任仲夷透露說，每挨批一次，他就用筆在筆記本點一個圓點。
在一次批斗大會上，在造反派此起彼伏的聲討聲中，任仲夷被勒令站在一張木椅上，戴着三尺長的高帽子，上書「打倒黑幫分子任仲夷」幾個毛筆大字。他雙手被反捆，低頭彎腰，紅衛兵將一盆漆黑的墨汁從他的後脖頸灌入，一路流淌到腳。
時任《黑龍江日報》攝影記者李振盛，用鏡頭記錄下了這瘋狂的一幕。後來2000年，美國《時代周刊》總結上世紀發生的80件大事時，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以任仲夷的這張照片作為代表。1998年，李振盛見到任仲夷時，將這幅照片送給他，他提筆在照片後面寫下：「文化大革命的悲劇不能重演」。
中共發動的歷次政治運動，都是大搞階級鬥爭的結果，所有重大冤假錯案，都被說成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許多「敵人」，都是人為製造出來的。任仲夷親身經歷殘酷的政治運動，希望中共實現政治體制改革也在情理之中。
他後來反思說：「過去我們把政治等同於階級鬥爭，老是強調其階級性，講政治就是講階級鬥爭。這是不對的。其實政治最根本的功用就是管理……既然是管理，就有共性、工具性和普遍性。西方發達國家現在社會穩定，經濟發達，生活富裕，是他們總結了許多成敗教訓，才在管理國家方面取得了這些成就的。這是人類的文明，肯定有好的東西值得我們學習。」
親歷經濟改革的阻力
任仲夷呼籲政治體制改革的第二個原因，是他親歷了鄧小平發起的改革開放的風風雨雨。
十年文革，把中共折騰到幾乎亡黨的地步。文革結束後，鄧小平為了救黨，開始所謂「撥亂反正」，實行改革開放。
1978年，任仲夷調任遼寧省委第一書記。同年秋天，鄧小平視察遼寧時說：「要讓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來」。任仲夷理解，這是要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
當時，很多人受極左思想影響，談「富」色變。於是，他在全省開展「敢不敢富、能不能富、讓不讓富、會不會富」的致富大討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他主政遼寧期間，在農村和城市恢復了長期被視為「資本主義尾巴」的自由市場，允許搞個體經營，為國企鬆綁，甚至提出在大連辦經濟特區。
1980年，任仲夷調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
當時，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共高層給了廣東特殊政策。鄧希望他在廣東辦好深圳特區，闖出一條路來。
任仲夷到廣東後，充分利用政策，在經濟體制改革方面做了一些大膽實驗。
但是，他的一些舉措受到中共保守勢力的強烈反對。有人甚至說：「特區除了國旗是紅色的以外，已經沒有社會主義的味道了。」還好有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等改革派的支持，他才能闖過一些關難。
任仲夷親身經歷了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重阻力，他認識到，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沒法深入，改革的成果也難保。
「政治遺言」落空
然而，時至今日，中共政治沒有走向民主自由，反而走向獨裁極權，任仲夷的「政治遺言」落空。為什麼會這樣？
主要有兩個原因：
一是鄧小平親手扼殺政治體制改革。
1986年，鄧小平意識到，「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他責成時任國務院總理趙紫陽研究政治體制改革問題。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的任務。
但是，1989年春夏之交爆發的「要民主，要自由，反官倒，反腐敗」的學生民主運動，使鄧感到中共統治受到威脅，鄧下令二十多萬軍隊進北京，製造了「六四」天安門屠殺。從此，鄧再也沒有提政治體制改革了。
如今，中共政治體制改革沒有取得任何實質性進展，相反，還向文革大倒退。鄧當年提出的、任仲夷在廣東實施的黨政分開、權力下放，國企鬆綁等，現在已被黨領導一切、權力不斷集中、國進民退等取代。
任仲夷的「政治遺言」落空的第二個原因，是「共產主義幽靈」對中共領導人的操控。
從毛澤東到鄧小平再到習近平，都堅持以馬列主義為指導。
馬列主義是什麼？就是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第一句話中所說的「共產主義的幽靈」。「幽靈」也被翻譯成「邪靈」。只要中共堅持以馬列主義為指導，就必然被「共產主義的幽靈」操控。
比如習近平，他的父親、母親，他本人以及其他家人，都在文革中挨整。按正常人的思維，習應該對文革深惡痛絕，決不應該回歸文革。但是，今天，習卻一步一步向文革回歸，向獨裁、專制、極權回歸。根本的原因就在於，他的思想實際上是被「共產主義幽靈」操控着。
《共產黨宣言》崇尚暴力，今日中共仍然靠「槍桿子」（軍隊）、「刀把子」（專政機器）強力維持着，與民主政治相去十萬八千里。
好了，今天的節目就到這兒了，謝謝您的收看，我們下期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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