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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耀明:特區間諜故事說不好 香港與西方關係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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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政府需要面對的挑戰是,一個經貿辦可以變質為情報及間諜中心,對三年來十五萬移居英國的香港人構成安全威脅,因此移除個別違法者之後,必須盡力避免同樣事情再次發生。方法一是提高戒備,由英政府審查駐英的香港人員,排除某類背景或高風險的人物參與辦事處工作;二是將香港駐英人員與中國及俄羅斯人員歸為同類,加強監視人員的活動,甚至限制英國公務人員與他們交往;三是乾脆取消香港駐英的經貿辦事處。

一名香港駐倫敦官員,以特區公帑聘用兩名英國紀律部隊人員,長期跟縱及偵察留英的香港活躍分子,近日被英國政府拘捕,再以間諜罪行起訴。姑勿論三人最後是否罪成,特區當局此舉不僅惹起外交風波,處理不慎的話,更會損害香港與西方國家的關係。

根據英方的控罪簡報,該名香港官員是特區駐倫敦經濟及貿易辦事處的行政主任袁松彪,他聘請兩名人士涉嫌協助一個外國情報組織,搜集情報,監察目標人物,並強行進入民間住所,而服務報酬由經貿辦支付。由於有證有據,負責調查的執法人員直言,上述控罪涉及的外國情報組織正是香港當局。消息公佈後,特區政府只強調英方必須保障當事人的合理權利及利益,沒有否認指控的事實,也沒有否認該官員以官方身份行事,看來爭議焦點只限於英方指稱的行動是否違法。

近年來,西方朝野緊密留意,中國以什麼手法影響(或稱影響力行動influence operations)他們國家的不同領域,如政府決策、政治選舉、傳媒內容、當地中國人等等。其中一些極端例子,如「獵狐行動」(Operations Fox Hunt),亦即跨境執法,以強迫手段把逃離中國的經濟罪犯或異見人士遣返中國,早已引起輿論強烈關注。

一年內,英國國會情報及保安委員會和國際特赦組織先後發表報告,公開指責這些不法舉動。同期間,歐美政府亦加強戒備中國滲透其他國家的間諜活動。英國《泰晤士報》指出,歐盟外交部認定中國在布魯塞爾的特務人數約250名,比俄羅斯的二百人還要多。上月底,德國警方拘捕四人,懷疑他們為中國當特務,其中一人更是國會議員助理,而英國則以間諜罪名起訴一名國會的研究員,也被指與中國有關。

在此背景下,英國警方今次偵破的間諜案,無疑提供又一事例,確定中國對他們懷有敵意,視歐美等地為藏污納垢之所,必須伸展長臂跨境執法,才能保住中國的安全。更甚者,此舉加深歐美政府對中國的疑慮,甚至會引發反制行動,因為如果控方指陳的事實無誤,即統籌跨境執法是特區官員,財政支持來自特區政府,也就代表這些違法的監視以至干擾行動,完全是香港官方授意的行為,而中國既有權行使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同樣責無旁貸。

一直以來,欺凌中港民運、工運人士的干擾行動,時有發生,例如暴力襲擊、被潑紅油、跟蹤盯梢、黑客入侵等,但由於沒有證據斷定由官方指揮行事,最後只能歸咎中共的支持者。同樣,歐美政界及非政府組織以往對中國政府滲透外地的指控,大多根據作證者的經驗和見聞而推斷,難有直接證據確證官方的參與。例如孔子學院,遍佈歐美各地,從活動性質和宣揚內容看,都不失為中共官方意識形態的海外樞紐,但若從組織及財政關係看,仍欠直接證據確定兩者的從屬關係。

反觀今次由倫敦揭發的香港間諜事件卻叫人大開眼界,因為特區當局無法推卸其法律責任。如果袁松彪只是執行上方委託的職務,而英國《國安法》與香港《國安法》看齊,可以同樣應用於世界各地,香港特首即刻符合資格,成為英方起訴的對象。不過,即使英方不能離岸起訴香港特首,相信他也不會到訪英國,除非法庭判袁松彪無罪,否則特首身處英國,不被控告也要協助調查。

刑事起訴只是開端。英政府需要面對的挑戰是,一個經貿辦可以變質為情報及間諜中心,對三年來十五萬移居英國的香港人構成安全威脅,因此移除個別違法者之後,必須盡力避免同樣事情再次發生。方法一是提高戒備,由英政府審查駐英的香港人員,排除某類背景或高風險的人物參與辦事處工作;二是將香港駐英人員與中國及俄羅斯人員歸為同類,加強監視人員的活動,甚至限制英國公務人員與他們交往;三是乾脆取消香港駐英的經貿辦事處。

其實不論一二三,都有損香港聲譽,也削弱它對駐地的影響力,其他西方國家仿效英國的話,損害將會更大。面對英國的指控,特區政府的最佳策略是老實面對,若認為招聘英方紀律人員監察當地的香港活躍分子是合理合法,便該理直氣壯,直言「間諜」無罪。若自認理虧或事敗認輸,何不退一步海闊天空,速速道歉止蝕,換取英方諒解,以修補港英關係。

如今溫溫吞吞,「間諜」故事是對是錯也說得拖泥帶水,又如何講好香港故事呢?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自由亞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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