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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家祺:我的心隨香港而跳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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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生有三個大轉變點,一是1959,二是1989,三是2019。1959年我離開家鄉來到北京,1969年結婚;1989年從北京逃亡香港,然後到法國、美國,與以往多次到國外訪問的感覺迥然不同,流亡完全是另一種人生。這時,我從「第一人生」進入「第二人生」;2019年,我的心胸被三種力量所撕裂,我就像一條魚一樣,沿着中線被切開了一半,重新放進河流里,活了下來。這一刀,使我進入了「第三人生」,人生觀就此改變了三分之一。

我的心隨香港而跳動(我就像一條魚一樣,沿着中線被切開了一半,重新放進河流里,活了下來)

給香港《蘋果日報》2020-1-19,編輯未回信,文章未發,部分內容寫進2020年出版的一本書的後記

去年9月4日一早,我給《蘋果日報》編輯寫信,就《護港運動,不可戰勝》一文,談我對改動文章題目的想法,寫好後發出只一分鐘,我就與我妻子急急忙忙開車到Kaiser醫院,因為預約8時半要看醫生。看病後,Kaiser醫院的醫生就叫了急救車,要把我送到華盛頓市內的心臟醫院動手術。當醫生離開後,一位護士說,可以送到離病人家附近的醫院。這樣,進入了Shady Grove醫院。住院兩天,醫生說,Shady Grove醫院不能做心臟手術。護士一句話使手術延後了多天,9月11日住進了華盛頓市內的MedStar醫院,當天全身麻醉,大概是觀察心臟內部病變。9月13日,又一次全身麻醉,從胸部沿着中線從上至下開了一刀,作了一次心臟手術。

手術後我比預定的時間提前醒了過來,發現自己不能發聲,沒有記住病床上呼叫電鈕的位置,這時,我第一次感受到什麼是「心胸撕裂,痛徹心扉」。從進入MedStar醫院後,為了作全身麻醉和手術,我多天不能進食,依靠輸血輸液維持生命。手術後兩天,胸部還不斷出血,我慢慢地失去了生存下去的意志。

大多數病房的門是不關的,從鄰近房間,可以聽到病人整夜有節奏發出的、八個音節的「垂死呻吟」。我頭腦十分清醒,沒有「垂死呻吟」,但在「垂死掙扎」,覺得自己的事沒有做完,還盼望着結束30多年流亡後,踏上祖國的土地,回到家鄉,看望在中國的親友、同事和同學,我覺得生命對我還有意義。我知道,如果一個人失去生存意志的同時,也失去了生命意義,就很難再活下去了。正是我還保持着對生命意義的認識,在醫生護士的悉心治療和妻子每天的陪伴下,我活了下來。

在醫院一周,在手術後,心率一直高達130以上,每次醒來,都是大汗淋漓。9月18日第三次全身麻醉,又一次治療。當天就大大好轉,心率開始正常。這天晚上和第二天,我做的夢,是輕鬆愉快的中國夢,我沿着一條小路行走,有許多小孩,好像是放學回家,路邊插了許多兒童玩具,五彩繽紛,可以隨意取走。太陽的那麼溫暖、明亮,周圍的一切是那麼安寧、輕快,像童話插圖一般美麗,好像回到了中學時代。我想,這大概是因三次全身麻醉,使大腦中幾十年沒有的神經元之間的聯繫得到了短暫的恢復,讓六、七十年前的感覺重新浮現出來了。

在第三次全身麻醉後,多次醒來,都產生幻覺。幾次看到有像畫中的人一般的人,慢慢向我走來。牆上的圖案中,有許多不認識的方塊字,看到病房中充滿發光的無數線條。當一次醫生查房時,我突然不知道自己是在什麼地方,好像又回到了上一次住院的Shady Grove醫院。我對醫生說,感到經常產生幻覺。醫生一連串問了我許多簡單的問題,醫生說,你很正常,沒有幻覺。原來華盛頓MedStar醫院與Shady Grove醫院病房內部的佈置完全一樣。

在醫院十天,全身插滿了管子,兩條手臂上都有應急輸血的插口。每一項檢查、治療、復健、送飯、更換設備有不同人進行,更換的護士有十多個,與「遠程醫療」類似。因感到難受,我幾次拔掉胸口的連接線,很快就被護士知道。這種醫療,手術醫生就是「總指揮」,他的名字叫巴飛,他為我做手術用了很長時間。做手術前我們見過多次,但每次只有幾秒鐘,只是點頭微笑。在出院後9天複查時,巴非醫生對我進行檢查,加上談話有半小時。我要求與他合影,他答應了。巴飛醫生是我的救命恩人。

三次麻醉在不同麻醉室,麻醉室內部的分工合作,程序安排,無限精密,一絲不苟。我當時想到,手術室、病房、醫院是一個政府權力禁止進入的地方。政府權力也不能進入大學,不能干預教學。人權更是政府權力不能進入的領域。當然,對非醫療、非教學事務,像對一般機構一樣,政府有按法律許可的管轄權。

我的人生有三個大轉變點,一是1959,二是1989,三是2019。1959年我離開家鄉來到北京,1969年結婚;1989年從北京逃亡香港,然後到法國、美國,與以往多次到國外訪問的感覺迥然不同,流亡完全是另一種人生。這時,我從「第一人生」進入「第二人生」;2019年,我的心胸被三種力量所撕裂,我就像一條魚一樣,沿着中線被切開了一半,重新放進河流里,活了下來。這一刀,使我進入了「第三人生」,人生觀就此改變了三分之一。

撕裂我心胸的是三種力量,一是30年來的情緒積累;二是近十多年來的喝酒。我不是酒徒,不知道空腹不能喝酒。去年5月29日,空腹喝酒後,有四、五個小時心動過速,當天晚上12時後,頭腦清醒了,把當時感覺作了記錄,實際上開始犯心臟病。在這以前,我曾經在飛機上,自己要了兩次酒後,空服員主動又給我倒第三次酒,發生了嚴重問題。空服員幫助我渡過了難關。

第三個原因是,5月29日後有心臟病而不自知,在5月29日到九月4日住院前的三個月中,我幾乎每天凌晨4時左右起床,修改經濟學全球貨幣問題的書稿,並每天讀香港新聞,擔心六四在香港重演。我的心隨香港而跳動,為香港問題連續寫了九篇文章。7月3日在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上發表了一篇關於全球無國界貨幣的文章。每天晚上,我感到像在船上一樣晃動,我自以為是、錯誤地解釋為「大腦神經元的連接」與「產生周期性的晃動」,認為這兩種不同現象是等價的。我妻子是中國的醫生、美國的護士,對心臟病並不了解。

當然,這三個因素中,最主要的、直接是起因是空腹大量喝酒,而且是中國的二鍋頭。從9月21日出院後,因沒有去康復中心,直接回到家中。一周有三次MedStar系統的護士家訪,由於胸部傷口很長,每次從床上起身,非常困難,根本不可能寫作,偶爾看香港新聞,這些新聞,除了有心胸撕裂的感覺外,就是痛徹心扉。(2020-1-19)

責任編輯: 李安達  來源:臉書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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