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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濠仲:校園抗議後的「下一代美國政客」會是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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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為止,確實有輿論將美國年輕人愈來愈同情巴勒斯坦,部分歸因於社交媒體的使用習慣(尤其指向18到34歲美國人中,有超過五成人使用的TikTok),但即使社交媒體上確實存在親巴勒斯坦言論,但光是「短影音」的效用,似乎仍不足以解釋美國這次大學的抗爭風潮(TikTok算法造成的政治效果學界繼續研究中)。此外,若稍事探究美國政界、學界近來提出的分析,倒是可見在「眾說紛紜」中,還是有幾個可見的交集。

基於政治心理推論,這波大學生的示威風潮,自然也為我們對美國未來的外交(國防)政策提供了重要的觀察視角。(攝影:李濠仲)

直到今天,2001年發生的「911事件」仍被視為美國世代政治的重要分水嶺,因為那是近代以來,許多美國人第一次真正且充分意識到自己國家面臨了迫切的危機。當時有多少家長在看到新聞後,第一時間是馬上放下一切衝去學校接小孩(紐約之外亦然),「恐怖主義」突然間不再只是一個外交用詞,而是彼此生活中實際的威脅。

那麼,當年屬於千禧世代(約莫1980出生的世代)最早期一代的「大學生」,又是怎麼反應?

就在美國911遇襲的一個月後,哈佛大學政治學院向全美青年進行一次民調,結果顯示,有79%的美國大學生支持對阿富汗進行空襲,68%支持出動地面部隊,有四分之三的大學生相信美軍絕大部分時間是在做正確的事,有92%的人認為自己是愛國的。如此輿論基礎,間接促成當年小布希政府中的鷹派佔了上風,進而也讓美國出征阿富汗「師出有名」。

至於政治、心理學家關注的另一個問題是,倘若如研究顯示:「一個人在14到24歲間發生的政治事件,對塑造其一生的政治態度影響最大」,以及「18歲時發生的政治事件,對一個人世界觀的影響是40歲遇到時的三倍」,則藉由911事件為例,或許也印證了「美國校園」和「美國外交/國防政策」的對應關係。

位於曼哈頓市中心的911事件紀念壁畫。(攝影:李濠仲)

回到當下,自去年10月哈馬斯襲擊以色列,及隨後以色列在加薩持續發動攻擊,這場衝突不僅成了尖銳的全球事件,現在也是美國棘手的政治問題,它一面鼓動了激進主義和其他形式的公民參與,並可能在即將而來的美國大選中發揮作用。

根據皮耶研究中心於以哈戰爭後,今年4月初的調查,便呈現出了這番面貌:

30歲以下美國人中,有三分之二完全或大部分同情巴勒斯坦人民。只有14%的人表示他們完全或大部分同情以色列人民。

在65歲以上的人中,有47%的人表示他們完全或大部分同情以色列人民,而完全或大部分同情巴勒斯坦人的僅僅只有9%。

在這之前,皮耶研究中心曾在2022年針對美國人對以色列、巴勒斯坦態度進行調查,當時已有顯著的「世代差異」。即18到29歲受訪者中,有61%的人對巴勒斯坦人民持正面看法(對以色列持正面看法尚有56%),且是唯一對巴勒斯坦人好感度高於以色列人的族群。(30到49歲人中,有65%對以色列人民有好感;50到64歲的人中,有68%對以色列人民持正面態度;65歲以上,有78%對以色列人民持正面態度)。

如此一來,20餘年前後對照,我們是否發現了,「911事件時的大學生」(今天約莫40歲左右),和「以哈戰爭時的大學生」(今天約莫20歲上下)兩者的思維差異。20年前的大學生中不乏「美國外交鷹派」的支持者,20年後的大學生,則又有為數不少是站在美國外交鷹派的對立面。至於以哈戰爭下的Z世代,是如何形塑出對美國長期盟友以色列的負面態度,這也是美國人自己正藉由這次學校抗爭,想問的問題。

2001年發生的「911事件」被視為美國世代政治的重要分水嶺。(911紀念館/攝影:李濠仲)

到目前為止,確實有輿論將美國年輕人愈來愈同情巴勒斯坦,部分歸因於社交媒體的使用習慣(尤其指向18到34歲美國人中,有超過五成人使用的TikTok),但即使社交媒體上確實存在親巴勒斯坦言論,但光是「短影音」的效用,似乎仍不足以解釋美國這次大學的抗爭風潮(TikTok算法造成的政治效果學界繼續研究中)。此外,若稍事探究美國政界、學界近來提出的分析,倒是可見在「眾說紛紜」中,還是有幾個可見的交集。

其中一個是Covid-19大流行期間發生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運動的氛圍影響。不可否認,在這波校園抗議中,確實是有部分活動人士是把美國過去對有色人種的差別待遇,移作對比加薩走廊巴勒斯坦人的處境。(這部分另可參見本報:【現場直擊】哥大校園抗爭有「後COVID-19」味道)。另一個是非操之在美國的「以色列政治」,尤其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濃郁的右翼政治手段,在美國年輕族群中相當不受喜愛,他對加薩的強勢軍力壓制,所造成的反感,甚而已遠超過「哈瑪斯的恐怖攻擊」,至令美國校園「反猶主義」高漲也在所不惜(這部分可參見本報:【現場直擊】紐大牆內一場無涉「反戰」的「反猶」內爆)。第三則是屬於一種長期的內在變化,且讓美國年輕人對「拜登軍援以色列」產生相當的質疑。

就第三點來說,它的成因其實又和911事件的後續具有相關連結。雖說當年有將近八成美國大學生,基於對國家安全的強烈不安,支持美國政府攻打阿富汗,但今天的美國大學生,卻只「見證」到了美國在阿富汗、伊拉克戰爭中的後半圖像和後果。2021年,拜登宣佈美國自阿富汗撤兵,儘管強調它標示着「美國武力改造他國時代的結束」,不過,如此結局,也等同於一併反映了「美國力量的局限性」。

如果說,911事件時的美國大學生,是成長於雷根時代開始的繁榮和和平,然後被911事件給驚醒,那麼,以哈戰爭下的美國大學生,就是成長於美國為伊拉克、阿富汗戰爭付出巨大血汗,且仿佛除了麻煩之外什麼也沒有得到的時期。這樣一來,再又一定程度影響了這一代美國人在外交和國防政策上,出現兩個特徵,一是「冷感」:2005年一份哈佛大學政治學院的調查,有43%受訪的美國青年將國防、外交問題視為個人最關心議題,到了2019年,認為國防、外交是個人首要關注議題的美國大學生,只剩下1%;二是在美國世界角色上的「退位」:在同為哈佛大學政治學院2019年的民調中,關於「過去十年美國的外交政策對世界其他國家來說利大於弊」一題,只有26%的大學生表示同意,而絕大多數的回答是「不確定」。

根據上述民調所產生的最嚴苛描述,或是「美國Z世代(也就是這波校園主要抗議者)的成長過程,剛好伴隨着美國一系列外交政策的失敗」(關於「失敗」一詞,尚須連結美國「內政」為之定義,也許較精準)。這又解釋了為什麼相較於911時期,這一代的美國大學生,會更排斥美國對外軍事的參與,而傾向投入在氣候變遷、人道危機和經濟承諾此類「軟實力」議題。

美國政治上的世代分歧,並不是今天才有,就像黨派政治癒顯差異化一樣,也有繼續走向擴大的味道。當年911事件,引領了無數帶有反恐政治意識的青年步入政壇,不少還成為今天的決策中堅,如今,美國各大學「帳篷抗爭」雖已漸次平息,但近日在密歇根大學畢業典禮上,仍有抗議者高舉巴勒斯坦國旗,當眾呼喊反對以色列的口號,而美國年輕人在以色列、巴勒斯坦數十年歷史中,當下表現出大幅傾向支持巴勒斯坦的態度,雖然真正緣由還有待進一步回溯釐清,不過,放眼未來,基於政治心理推論,這波大學生的示威風潮,應該也已為我們對美國未來的外交(國防)政策提供了重要的觀察視角。

以哈戰爭下的美國大學生,等於是成長於美國為伊拉克、阿富汗戰爭付出巨大血汗,且仿佛除了麻煩之外什麼也沒有得到的時期。(哥大校園外/攝影:李濠仲)

責任編輯: 李安達  來源:上報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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