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nione Sarda》最後只查出這名神秘中國女性的英譯名為Nina Wang，根據彭博新聞網同名資料顯示，Nina Wang為現年33歲的中國電商巨頭。另2018年12月在香港成立的JD Health(HK) Limited，公司負責人也叫Nani Wang，但隨後JD Health(HK) Limited在香港上市時，股東名單已沒有她的名字。

加州大學歷史學教授瓦瑟斯特倫在今年度習近平入選評語上寫著：「自習近平2012年上台以來，他對中國和這個世界產生了深遠影響，並在中國帶動自毛澤東以來最大的個人崇拜。」要評估習近平在2022年的特殊影響，最值得強調而他沒做，但可能做的四件事就是：「重新考慮被世衛批評為『不可持續的』的（病毒）清零戰略；在新疆這個嚴重侵犯人權的地方扭轉政策方向；與好戰的普京拉開距離；當然，還有指定一個繼任者。」只是，可能嗎？

中國所謂的「戰狼外交」，其外交官在鏡頭前經常呲牙裂嘴，多是仗勢自己背後國家影響力狐假虎威，回頭看去年退休的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疫情間，他曾在接受美國媒體訪問時，一度「『暗指』一些中國外交官散佈新冠病毒是來自美國的言論很瘋狂」，然後就在中國外交圈整個黑掉了，和新一代「中國外交戰狼」相比，崔天凱的作風確實顯得老派溫吞，但和龐達列夫一樣，他們反而都做出了比任何同僚還要勇敢的事。

過去幾年來，中國對台灣發動了多少無煙硝戰爭，左手挖走邦交國，右手利用經濟槓桿企圖在全球舞台上孤立台灣，還直接干預台灣民主，明的有軍事恐嚇，暗的是假訊息滿天，較之烏克蘭，台灣不也一路多靠自己挺到現在。今天，民主與威權的競爭，早不只是幾個少數國家間的事，更不只存在於台灣和中國，而是這個時代的特徵，台海安全國際化，到頭來和烏克蘭一樣，都不是「喊出來」的，是在自助下局勢因運而生。

1982年，共產黨總書記任期僅次史達林的勃列日涅夫過世，官方並沒有立刻對外發佈這項消息，取而代之，卻是要國營電視台插播播放完整四幕共計三小時的《天鵝湖》，後有俄羅斯芭蕾舞史學家解釋，因為消息終究封鎖不了，要電視台播放《天鵝湖》其實就是一種拖延戰術，好讓共黨高層在爭取時間處理接班問題時，電視台不會泄露半點消息。而後，1984年蘇聯共黨第六任總書記安德羅波夫過世、1985年第七任總書記契爾年科過世，電視台又都各如法炮製一次。

「我以為你只是社會主義，結果原來是在搞裙帶資本主義和國家資本主義，我以為極權蘇聯已經解體，結果經濟條件的改善，只是愈加擴大無情專制政權的野心。」此刻，來自美國輿論的部分自省，大致如此。許多評論者這時提出這樣的反思，很簡單，無非希望美國不要因為中國又懊惱一次。

以人類歷史來說，獨裁政權其實佔去了絕大多數時間，「民主」原來直到近代才取得些許成就，兩者之間卻已是天差地別。美國總統被稱為全世界最有權力的人，但看看拜登，又即使是他的前任川普，面對強勢的國會、獨立的司法、自由的媒體和難搞的選民，即可知這樣的總統，必然和普京之流處於截然不同的權力情境。

美國民主確實走到升沉關卡，值得慶幸的是，儘管受到嚴峻挑戰，但成功的民主制度從來都是靠各個不同環節維繫，除投票選舉和領導者良窳，國會、聯邦制度、法院、官僚機構和新聞界，於今仍繼續扮演着美式民主的護欄，以此確保任何人對於美式民主直白嚴苛的批評，皆可透過任何媒體、期刊或著作發表，無一會被「全網刪除」，或只能轉往海外發佈。此令美國民主即便有讓人悲觀的一面，但距離中國官方所稱「美國民主制度痼疾已積重難返且亂象叢生」，其實仍有千里之遙。

正是奧運（尤其冬奧）面臨的現實生態、經濟問題，但一直以來卻很難得到符合問題嚴重性比例的重視和討論，儘管有專家早提出了減緩傷害的辦法，包括讓「擁有先天環境條件」的城市輪流舉辦、減少賽事、比賽現場遊客總量管制等等，但這簡直是不可能的任務。何以如此？這似乎又得回到充滿濃濃政治味的「國際奧委會」，從它開始，恐怕就不會允許那些專家所提的建議發生，為什麼？因為「體育歸體育、政治歸政治」就是句奧運比賽的外行話。

蓬佩奧並不是第一個如此積極減重的美國政治人物，在美國言論尺度下，批評政治人物的身材並不為過，很多過胖的政治人物也的確是在飽受「關注」下，開始進行大幅度瘦身計畫，因此每逢選舉時期，很明顯可見各地不少候選人都會特別利用選舉年來鍛煉身體，並由此向選民展現自己的紀律和毅力，證明自己是個可以承擔重任的人。

可以說，過去兩年來真正清晰的一件事，唯有科學趕不上病毒變化，人為手段又遠落後科學本身（美國也是在疫苗問世後的七個月才達疫苗接種率六成）。因此，既要保有健康，又難以再承受防疫封鎖造成的大規模損失，「風險評估」就成了眼前美式日常，直到Covid-19能如醫學專家所指，將逐漸成為季節性病毒而威力減弱，最後流感化，就像1918年西班牙流感及其後所有大流行病毒株所遵循的模式一樣。

有YouTuber坦承在製作影片之前，確實接受了中國地方政府的食宿招待，強調影片內容屬於推廣旅遊性質，並以「做節目當然要收費」解釋，而這事實上便吻合了澳洲一智庫曾經公佈的文件，指中國網絡監管機構正積極聘用「外國網紅」替中國政府宣傳，尤其是要凸顯脫貧成效。

美國人對香港的熟悉，來自過去香港的高度國際化和與他國密切的交流往來，因此它的處境，比起其他東方城市／國家的動亂，更容易令一般人心有戚戚，那麼，當下美國人對美國出兵協防台灣的支持比例，會持續上升且首度過半，道理之一，或是美國人也清楚，若讓中共拿下台灣，下一步就是像Peter Beinart所稱「落得和香港同樣的命運」。

過去大半年來，許多國家都被病毒整得不成人形，接着很多國家再為搶疫苗人仰馬翻，於是，就又輪到疫苗一邊救人，一邊捉弄這個世界，或者還應驗了「歲不寒無以知松柏，事不難無以知君子」的名言警句。

過去一整年期間，被疫情攪得天翻地覆的紐約，讓很多人都感到焦慮，不過，真要比較痛苦指數，多數中產階級，及至百萬富翁、億萬富翁等級人士，絕大多數很快就能和社交安全距離下的生活接軌，實際上來說，他們並沒有受到太大的痛苦，更何況，還有如Amazon這般電商巨擘，可以在疫情下收益增長250億美元，當時布朗克斯區卻有不少失業居民等了好久失業救濟金都沒下文。無可否認，病毒肆虐，疫情的衝擊不只再次凸顯社會結構的不平等，而且又把距離拉得更大。

疫苗問題從來不只是科學問題，當然也有政治因素，尤其迫在眉睫當下，美國不就是以政治手段逼出了科學成效。而終歸一句，回顧美國過去一年，「科學」原來也只是人類大千世界的一個小框框，人性的複雜面，往往會讓壞的事情更壞，當然，也有幸讓好的事情更好。

川普也從不諱言自己是個善於交易的人。而他的交易風格一直很單純，就是一開始就會把目標定得很高，然後不斷推進，就算沒有完全達到他理想的境界，低於目標值的成果通常也不會太差。不過，他也坦言這麼做的重點並不在於讓他的生活更快樂或更美好，而是「感覺很不錯」。他發跡紐約，曾和世界上最難纏的人周旋於最棘手的交易，他自認見識過不少「邪惡的對手」，偏偏他相當樂在其中與之對抗，真正會讓他快樂的就是打敗他們。

鮑‧博瑞說，他要提醒所有他的中國朋友，「中國以其世界超級大國之一，擁有超過10億以上的人口，卻說自己被一個只有3千500萬人口的國家霸凌，結果竟是用那樣的方式對待兩名加拿大公民，這是我們永遠不會忘記的事，我們將繼續提及那些受到中國嚴厲對待和任意拘留的案件，而如果你（中國代表）以為用侮辱我們或侮辱我的國家，或侮辱任何人的方式就可以解決問題，那你可就錯了。」

中華民國曾是聯合國的一員，1971年被迫退出聯合國之後，原有邦交國不斷減少，當年台灣外交人員以勇於在全球各地重新開館的氣魄，存續了台灣的外交命脈，之後仰賴國家經濟成長，再以金援模式維繫住不少邦誼，直到中共的壓迫日大，台灣的外交戰則由早年的遍地開館，轉而不再求取邦交國數量突破，最後乾脆以靜代動，說台灣只需20多個邦交國就很夠了，繼之是外交休兵，然後再默許由中國政府代為發行台灣交往國際組織的通行證，接着，就是中共為懲罰台灣選舉結果的斷交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