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課程設置方面，對我們一代人日後的事業產生重大影響的，要算是外語課了。在我1956年進初中的時候，或許還早一兩年，初中里就沒有外語課了，一直要等到進高中才有外語課，這種情況只是發生在我們這一代人前後若干年的時間裏，今天回想起來，顯然也同當年的時代特點有關：五十年代前期和中期，正是「向蘇聯學習」口號最響亮的時候，也是政府在人民中大力開展清除「親美、崇美」思想運動的時期，英語差不多就是「敵人」的語言，不能作為主要的外語了，可是「老大哥」的語言——俄語的師資還沒有培養出來，於是乾脆在初中不設外語課。過了幾年，俄語教師多了，初中又恢復了外語課，不過是以俄語為主了。諷刺的是，這時中蘇關係已經出現裂縫。可是這時英語師資缺乏和俄語師資過剩的局面已經形成，於是只能繼續這種以俄語為主的中學外語教學，一直延續到文革中學校停課。記得我升高中時進了開英語課的市西中學，開始的時候很感失望，因為當時市面上能看到的譯成中文的書刊，無論文藝還是科技方面，原文幾乎都是俄文，我看不到學習英語有什麼好處。一直到1962年進了大學，中蘇的論戰已經在報紙上公開，而且發現學校圖書館裏的外文資料絕大多數是英文，這才意識到自己在中學學了英語真撞上了大運，就象自己當年戶口趕早遷入了上海一樣。當年進入大學同一個系的六十位同學中，只有九位同學是中學學英語的，要同其他幾個系的學生合起來才能湊成當時令同學們羨慕的「英語快班」。也就是說，我的同年級人中，學俄語的佔百分之八十以上，這大致反映了那時中國中學外語教學的狀況。
再回到五十年代的上海，那時還沒有電視，收音機也不普及，除了學校教育，電影是對少年兒童影響最大的渠道之一，電影院有隻收幾分錢的學生場，看電影成了我們當時享受得起的「高級娛樂」。我到上海的時候，美國的電影已經在上海絕跡，西方其他國家的電影，如意大利的，也是偶然舉行意大利電影節時才能看到。國產的電影無論數量和質量當時都趕不上群眾的需要，我們看的電影大半來自蘇聯。當時二次大戰剛過去不久，描寫蘇聯衛國戰爭的電影「攻克柏林」和「斯大林格勒大血戰」等等在我們同學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也加強了我們對蘇聯的嚮往和崇拜。而我們關於革命、共產主義理想的教育最早也是從許多蘇聯電影中的英雄形象那裏獲得的，比如內戰時的紅軍將領夏伯陽、衛國戰爭中的青年近衛軍和堵槍眼的烈士馬特洛索夫等等，都是我們學習的榜樣。不過，蘇聯在誇耀她的光榮革命史和偉大成就時，也夾帶了他們革命前的傳統，所以，我們也有機會看到宣揚帝俄時代將領如庫圖佐夫、蘇沃洛夫的電影，有一個電影的名字就叫「海軍上將烏沙科夫」。筆者在幾十年後遊覽聖彼得堡，在冬宮博物館裏看到他們的巨幅畫像，這些久違了的名字才從腦海的深處重新浮出水面——他們在中蘇交惡以後五十年中幾乎再也沒有在腦海里出現過。
除了電影，課外書籍也對我們的少年時代留下深刻的影響。低年級的時候，看的書籍主要是「小人書」——連環畫。在新出版的小人書中有關蘇聯的故事也占很大的比例，比如「卓婭和舒拉的故事」、普希金的「漁夫和金魚的故事」以及高爾基的自傳體三部曲《童年、在人間、我的大學》，這些故事我都沒有看過原著的中文譯本，對它們的了解，直到今天仍然是從小人書上看來的那些內容。進入中學，我們的閱讀範圍就擴展到「牛虻」和「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這一類小說了。同電影一樣，革命前的俄羅斯文學作品，也在蘇聯的革命文學的夾帶下，成為我們的精神食糧中的一部分，如契訶夫的小說「凡卡」甚至還進了我們的文學課本。另一方面，西方的書籍也沒有在社會上和學校的圖書館裏絕跡，其中給筆者留下最深印象的是馬克•吐溫和儒勒•凡爾納的作品。法國的阿爾方斯•都德的「最後一課」也很罕見地進了我們的課本。
文革中說我們在文革前十七年所受的教育統統都屬於「封、資、修」，借用這種「分類法」，上面所說的蘇聯影響也好，還是殘留的西方影響，應屬於「修」和「資」的範疇，畢竟都是外來的影響。而「封建」教育，也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無疑比前二者要深廣的多，確切說是一種薰陶，構成了我們文化修養的底色。中國傳統文化薰陶，實際上從識字前就開始了。現在記得起來的最早的例子是「香煙牌子」：舊時代的香煙盒（講究的是金屬筒）里常會放一兩張帶有圖案的小紙片，畫些歷史或傳說中的人物，比如三國里的五虎上將，紅樓里的十二釵之類，那是廠商的一種促銷手段，希望顧客跟集郵似的為了湊齊一套人物或故事，而經常去買他們那種牌子的香煙。到我懂點事的時候，香煙里已經不時興放牌子了，而是有人專門成批印刷銷售同樣大小的硬紙片，內容仍是歷史人物和傳說，「香煙牌子」這個名稱卻保留了下來。本人頭腦里的「哪吒鬧海」、「大鬧天宮」，「一百零八將」這些故事，以及太乙真人、赤腳大仙、歪頭申公豹、鼓上蚤時遷這些人物，最早就是從那些畫片裡來的。
後來讀書識字，學校里語文課教的，從孔子的「學而時習之」、「吾日三省吾身」講起，按歷史年代，唐詩宋詞元曲，一直講到水滸的「魯提轄拳打鎮關西」，全部都是封建帝王時代的作品。不過，那只是「封建教育」中較小的部分，在當時被認為是傳統文化中精華的一部分。更多的「封建」教育來自流傳在社會上的小人書和其他書籍。那些被列為「封建糟粕」的書籍在我的兒童時代還廣為流傳，比如像濟公傳、彭公案、施公案、七劍十三俠、七俠五義這些書籍在學校的圖書館或許已經封存，但那時店鋪還沒有公私合營，街上的書攤里仍然可以借到。同學在課餘的時候，也常常交流歐陽德、黃三泰、竇爾敦、徐鳴皋、太倉五鼠這些人物的故事，爭論御貓展昭跟錦毛鼠白玉堂哪個武藝更高強。
由於我的家地處城鄉接合部，附近有許多空地，每到夏天，這裏就成為民間說書藝人活動的場地。他們乘人們夜晚納涼的機會，在一塊空地上擺一條長凳，支上一盞電石燈，就算擺開了一個露天書場，人往長凳上一站，敲一面小鑼招徠聽眾。他們的主要聽眾就是放了暑假的學生們。在我的記憶中，從小學到初中的那些年的暑假的夜晚，我都是在免費聽這些藝人用蘇州方言講故事中度過的。就像今天看電視連續劇一樣，每天吃過晚飯，洗完澡，就扛上一個板凳，拿一把趕蚊蟲的蒲扇，到露天書場去了。說書人為了吸引聽眾，常常在開場時講一些滑稽的小段子。今天紅遍大上海的「海派清口」周立波的師承，或許可以追溯到這些被上海人稱為「小熱昏」的民間藝人。開場的段子講完，固定的聽眾也陸續到齊了，就開講正書。每天要講一、二個小時，中間會停兩次或三次，不是說書人要休息，而是他要賺錢：他是不收門票的，而是靠推銷梨膏糖來賺錢。梨膏糖是用草藥土法熬製的糖塊，有清火潤喉等功效，每塊就值幾分錢，現在到上海城隍廟遊覽區的店鋪里還能買到。每每講到故事的關節點，他就會停下來「且聽下回分解」，向聽眾兜售各種配方的梨膏糖，等賣到一定的數量再接着講。聽眾為了早聽下回分解，買糖常常是很踴躍的。他們講的正書，都是楊家將、說唐、說岳之類，在當時既不屬於有資格進教科書的「精華」，也不屬於圖書館封存的「糟粕」。直到今天，那些殘留在記憶中的關於焦贊、孟良、王伯當、秦叔寶、斷臂王佐，雙槍陸文龍等等的人物和故事，還都是從當年的露天書場聽來的。
五十年代生活便宜，我初中曾經在學校的食堂搭夥，每頓飯菜分為三擋，最貴的也不過一毛五。那些說書藝人每天賣糖賺幾塊錢，一個夏天下來，也是一筆不小的收入。不過，每年只有一兩個月的時間可以這樣做，他們在其它的季節靠什麼為生呢？這是我後來年紀大一點一直納悶的問題，始終也沒有得到答案。只能作如下猜想：當時的國家剛剛從戰亂中走過來，許多有學問和技藝的人，由於種種原因，沒有找到他們能夠發揮所長的位置，流落在民間，幸運一點的在中小學裏謀得一個位置，不幸的，就只能漂泊江湖，甚至充當販夫走卒，這其中或許就有當年那些街頭說書的藝人吧？不過這種狀況沒有維持幾年，到我升初三的那年暑假，說書人就沒有出現。不僅說書人不見了，其他走街串巷的小販也減少了許多，因為那時已經開始「大躍進」和「大煉鋼鐵」了。那些在城裏沒有戶口的人，都被趕回鄉下參加人民公社的集體勞動去了；有城市戶口的人，小販都成了公有或集體所有的店鋪營業員，其他「閒雜人員」和家庭婦女都被組織起來進了各種「生產組」。
那時我在復旦中學已經上了兩年初中，校址是原來李鴻章的祠堂，我上學的時候校門內花園裏還有一個高大光滑的石墩，據說那上邊原來站着李鴻章的銅像。學校的禮堂叫做「登輝堂」，那是為了紀念復旦大學創辦者之一、一個名字也叫李登輝的人。復旦大學的前身復旦公學當初就是辦在這裏，後來大學部遷到江灣，這裏就叫復旦中學了。這個學校設施很好，有遠離教室的音樂課堂，還有一個植物園和一些氣象儀器。我上學的時候它已經同復旦大學沒有什麼關係，倒是離交通大學很近，所以學校里建小高爐煉鋼鐵都是請交大的師生來指導。不知什麼原因，我們的物理課有一學期也是由一位西裝革履、頭髮抹油的交大研究生來上，教我們電磁感應的右手定則、左手定則。當時規定，高中生要參加大煉鋼鐵，三班倒上小高爐幹活。初中生不用，但是我們要下工廠勞動，以貫徹「教育與勞動生產相結合」的方針，這是我第一次進入工廠給工人師傅做幫手，記得車間裏的師傅大多是女的，因為青壯年的男勞力都被抽調到小高爐上去了。除此之外，那一年，還有許多我人生中的「第一次」：秋天的時候第一次到郊區「支援三秋」，在剛成立的人民公社食堂里吃了幾個星期的大鍋飯。也是第一次參加由同學主持的小組討論會，這種事以前都是由老師或者少先隊輔導員來做的。我們的班主任老師自己的孩子年紀比我們小几歲，她大概聽到了什麼精神，對我們說，你們這些孩子，跟從前不一樣啦！今後不僅要自己召集會議，還要自己組織學習毛主席著作吶。那時毛澤東的著作被看成是很高深的，只有高級幹部才會去學習。
不久，班主任老師那半是讚嘆、半是疑慮的預言就實現了。我們的文學課本，到初三的時候，按原來的安排是應該講中國近代的作品，課本也發了，有葉聖陶、魯迅等人的作品。開學後教了幾篇，其他許多課文都跳過不教了，而是用另外下發的補充教材，裏邊就有毛澤東的「反對自由主義」一類的文章。到了高中一年級的時候，語文課本里不僅有毛澤東著作，還有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和叛徒考茨基」以及恩格斯的「論權威」。那時，我已經不能在復旦中學讀下去了，因為它的高中部在大躍進的高潮中改成了「上海計算技術學校」，這是一所中專，入學有年齡限制，我年紀太小，只能考到別的學校上高中。計算技術在那個年代絕對是新的尖端技術，如果堅持辦下去，也不失為是我國的電腦科技人才的培養基地之一，可惜接下來的是「三年困難時期」，計算技術學校不久就下馬了，我原來的同學中進入技校的畢業後也沒有人從事與電腦有關的工作，這段短暫的變遷完全湮沒在歷史中了。
沒有能繼續在復旦中學讀書，只得到離家更遠的市西中學去上學，這所學校質量很好，儘管他的校舍和設施都不如復旦中學。學校的校長叫趙傳家，關於他的印象是，每當學校要進行大掃除了，稱作「愛國衛生運動」，那一定是由趙校長來動員的，因為他是一位市級「愛國民主人士」，其他學校的事務很少看到他參與領導。
不過那一年還有更加印象深刻的事留在我的記憶中。那就是糧食供應突然緊張起來，家裏煮飯每頓都要稱好限定分量的米下鍋，否則到月底就可能沒有米了。報紙上也開始介紹各種提高「出飯率」的煮飯方法——就是怎樣用同樣分量的米煮出更多的飯來填飽肚子。同時，牛奶供應也變得緊張起來。原來上海市民喝牛奶，一直沿用舊上海的老辦法，向牛奶場按月訂購。那個時候，家庭里都沒有冰箱，人們喝的是新鮮牛奶，裝在由蠟紙和火漆封口的玻璃瓶內。每天天還沒有亮，牛奶場的車就將這些瓶裝的牛奶放到訂戶的家門口，換回用戶放在那裏的空瓶。到了這一年，規矩變了，新的牛奶訂戶要有特殊情況，如家中有新生嬰兒、危重病人，到居委會開證明才能訂到。而且，越來越多的訂戶抱怨，早上開門時，放在家門口的牛奶不翼而飛了，送貨的辦法不得不隨之改變。開始的時候，訂戶在大門上裝一個木製「奶箱」，配上防盜的鎖，每天晚上把空瓶放進去，送奶的工人送達後負責把箱子鎖上。再後來，大概是奶場不勝其煩，也由於它不愁銷售，就不再送奶到戶，而是由訂戶到指定的地點去領取了。又一個舊社會留下的遺蹟就這樣走進歷史，沒有多少人記得了。
不僅是糧食和牛奶，市場上的各種物資供應似乎都約好了一樣，突然緊張起來，原來好像只有到電影院買學生票要排隊，現在卻變得許多物品，包括每天都不能少的副食品，都要排隊才能夠買到。不過學校的團委書記還在繼續鼓吹大躍進，說六年內就可以實現共產主義，同學們不要因為暫時的物資緊張喪失信心，不要排隊搶購商品，困難很快就會過去的。所以我們在不得不排隊的時候要左顧右盼，生怕被同學老師發現，那是「對革命喪失信心」，很不好意思的。可是不久老師跟同學就達成了共識：很多生活必需品不排隊根本買不到，於是排隊也就成了我們生活的常態。我後來注意，比我們小几歲的人，排隊時一點都沒有我們那種心理障礙，因為他們的記憶中沒有不需要排隊購物的日子，排隊是他們成長過程中心安理得的一部分。
對此，丁抒在他的文章里說：「買菜往往由爸爸包了。每天天不亮他就悄悄起床去菜市場排隊買菜。葷菜、蔬菜、豆製品，如果都想要就得排三個隊。沒有三個人，爸爸會用破籃子、破磚頭作替代物。這得跟別人搞好關係，跟賣菜的說好話。不管颳風下雨，天寒地凍，天天如此。要是早上六點才去，那就什麼都沒有了。要是過節或請人吃飯，那就得幾個人去買。這時我就倒霉了。黑咕隆咚地，大概只有三四點鐘，我被叫着從被窩裏爬起來，去參加排隊。一般是六點才開始賣，這樣我還可以坐小板凳上打一陣瞌睡。」這一段描寫里的情景，我們這一代人都不會陌生。我上高中的第一個學期末，也就是五十年代的最後一個冬季，新年前夕，學校里給了我們一個任務，就是到學校附近的烏魯木齊北路菜場維持秩序，為此我必須在冬天的午夜時分起床，早班的公共汽車還沒有出場，只能在昏黃的路燈下冒着寒風步行五六里路，從家裏走到菜市場，菜市場裏已經燈火閃爍、人頭攢動。我們的任務就是協助管理人員，監督顧客不要插隊。平常日子裏破籃子、破磚頭等替代物尚可容忍，到了過年過節的時候常會引起爭端，調解這類爭端也是我們這些臨時糾察的責任。那一年的國慶和新年，我家買到的是一隻比鴿子大不了多少的冷凍雞，那是憑票供應，而且票面上印着「小戶」，因為我家裏人少。
就這樣，那個在寧靜的鄉鎮小學琅琅讀書的五十年代，那個高唱「毛澤東——斯大林」的五十年代，那個在夢境般的展覽館裏憧憬社會主義天堂的五十年代，那個夏夜裏在蚊蟲的叮咬中聽藝人說「岳飛槍挑小梁王」的五十年代，那個早晚時分可以聽到小販叫賣聲五十年代，那個煮飯不用稱分量的五十年代，那個牛奶放在門口不用擔心丟失的五十年代，一去而不復返了。
2009年9月華夏文摘cm0909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