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荇菜,《詩經》中的第一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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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時,食材並不豐富,人們填飽肚子就不錯了,往往貴族統治者才能吃到肉。當時人們吃的菜,在今天看來有不少是野菜。大家熟悉的《詩經·周南·關雎》中,就寫到了一種叫「荇菜」的野菜,堪稱《詩經》中的第一草。

《關雎》寫一個貴族男青年愛上了一個女青年。男子向女子表白,但是「求之不得」,並不順利。女子好像也對男子有意思,所以一直在他眼前採摘荇菜,似乎是在給這個愣頭愣腦的小伙子機會。小伙子也不傻,「琴瑟友之」後,全詩以熱熱鬧鬧的「鐘鼓樂之」終章,似乎是喜結連理的結局。那麼問題來了,出鏡率很高的荇菜是什麼菜?女主人公和作者為何青睞這種植物?

商周時,烹調方式有限,蒜蓉清炒都談不上;動物油脂在當時是稀罕物,植物榨油在魏晉才多起來。想來這個女子不過就是在鬲里、甑里煮煮荇菜,連湯帶水一起吃,就是「羹」。清湯寡水的荇菜「羹」也不會多誘人吧?另外野菜自生自滅,也不像人工栽培的植物那樣扎堆生長,所以才有「良莠不齊」的成語。為了填飽肚子,人們往往會采一大堆菜。單單對荇菜感興趣,應該有深層次原因。

《毛傳》說:「荇,接余也。」《爾雅·釋草》云:「莕,接余,其葉『苻』。」郭璞說:「長短隨水深淺,江東食之,亦呼為『莕』。」這裏的荇菜,也叫「莕」或者「接余」,是種可食用的水草。它是多年生水生草本植物,節下生根。圓形或橢圓形的葉片漂浮在水上,很像睡蓮,還有小黃花。它不僅受古人青睞,今天也被大量種植,既能觀賞,又能食用,還能入藥。《唐本草》說它「主消渴,去熱淋,利小便」,《本草綱目》說它「搗敷諸腫毒,火丹游腫」。

那麼,這個姑娘是要治病,所以單單采荇菜嗎?我們忽略了一點,故事是人講的。《詩經》最初是民謠,經過人們的口耳相傳,被「太師」這類樂官「採風」,並進行了複雜的加工創作,再呈現給帝王和其他貴族。從質樸的民謠到成為《詩經》之首,它經歷過很多人的修改潤色。詩中描述女子採摘荇菜,「左右流之」「求之」和「采之」,表現出十足的畫面感和重章疊韻的節奏美。我們完全有理由推論,該詩只寫荇菜,而不寫其他野菜,也有藝術加工的因素。

這個荇菜,可不是一般的水草。章太炎先生的《小學答問》中有這樣一段精到的分析:

問曰:《說文》無嬙,《春秋左氏傳》曰「以備嬪嬙」,「宿有妃嬙嬪御焉」,本或作牆,果牆字歟?答曰:陽魚對轉,牆聲轉則為序,牆、序一也,故聲轉亦為伃(伃與序同從予聲)。《說文》:「伃,婦官也。」又曰:「婕,女字也」;「嬩,女字也。」嬩、伃蓋同字。漢婦官有婕伃,其名義蓋先漢而有。杏曰接余,故《詩》以杏菜比淑女,以其聲同婕伃,猶狸曰不來,以狸首比諸侯之不來者矣。婦官曰伃,借牆為之,毛嬙、王嬙亦本以牆借為嬩字,所謂女字者矣。

這裏可能有人疑惑,《說文解字》這本解釋古文字的字典,怎麼沒有「嬙」字啊?王昭君不就叫王嬙嗎?《左傳》也有「以備嬪嬙」「宿有妃嬙嬪御焉」的記載呀。太炎先生精通於文字音韻,深知上古時期「音近則義通」的道理。他說,按照音韻學中「陽部」和「魚部」有對轉關係,讀音接近,「嬙」和「序」是一回事兒,「序」也可以轉為「伃」,《說文》有「伃」和「嬩」,就相當於「嬙」字,都和女官、女字有關。漢宮女官有婕妤,次於皇后,按照太炎先生的思路,其名大概在漢代之前就有。《漢書·外戚傳》顏師古注說:「婕,言接幸於上也。妤,美稱也。」荇菜又叫接余,諧音婕妤,故《詩經》以荇菜比淑女。人在水邊見了接余,就聯想到了美女婕妤。

這樣似乎越說越離奇了,一個男子,居然想到帝王的女人「婕妤」,這是什麼道理?只有一種可能,男子地位不低,似乎就是帝王本人。《詩經·關雎》序云:「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詩大序》:「《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按照漢代人的解說,這首詩說的是后妃之德,表現「王者之風」,還和周公的教化有關。這已經暗示了讀者很多文化信息,只不過說得不明確。女子怎麼就是后妃了?這和王者又有什麼關係?可能是漢代人對其歷史背景過於熟悉,無需解釋,但今人看起來覺得有些摸不着頭腦。

宋人講得很清楚,歐陽修《詩本義》說:「君子以述文王太姒為好匹,如雎鳩雄雌之和諧爾。」朱熹《詩集傳》說:「女者,未嫁之稱,蓋指文王之妃大(太)姒為處子時而言也。君子,則指文王也。」歐陽修和朱熹大膽猜測,這個男青年是周朝的聖君周文王;採摘的女子是周文王的夫人、武王和周公的母親、著名的賢妻良母太姒。《詩經·大雅·思齊》有描述太姒的記載:「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這是說,文王的母親太任、文王的奶奶太姜、文王的妻子太姒都很賢良淑德。太姒善於繼承前人美譽,給周文王生兒育女。

有人說,這麼對號入座多牽強啊,我們讀完了《關雎》,也沒發現採摘人的身份線索;即使讀一百遍,也未必明白其所以然。這個質疑在五四以後非常流行,人們提倡解放思想,把《詩經》從封建禮教的背景中解放出來,於是包括毛傳、鄭箋、朱熹注都不要了,從詩歌本身入手,探索上古歌謠到底說了什麼。這樣的思考是有道理的,尤其是破除了封建時代對《詩經》煩瑣的牽強附會。然而人們忽略了,古代學者的註疏,有時可能有大量上古文化背景做支撐。許多內容,上古先民習以為常,不加解釋人們也會懂;可是這些信息到了後世,人們會不明白或者產生誤讀。關於《關雎》「后妃」「文王」「太姒」的解釋,就有合理性因素。

其中有一個有力證據:《關雎》詩中有琴瑟、鐘鼓,這幾種樂器的級別可不低,古代只有大貴族才能用到,絕非農夫村氓所能見到。《墨子·三辯》說:「昔諸侯倦於聽治,息於鐘鼓之樂;士大夫倦於聽治,息於竽瑟之樂;農夫春耕夏耘,秋斂冬藏,息於聆缶之樂。」諸侯、大夫和農夫級別分明,諸侯才用鐘鼓,這和周文王的推論合拍——周文王是商紂王封的西伯。而且把它放在《詩經》第一首,如果主人公不是重量級人物,也擔當不起。如果我們綜合鐘鼓、琴瑟和荇菜這些文化信息來考查,就會明白,這個說法恐怕不是漢儒和歐陽修、朱熹的杜撰。

古人賦予荇菜以深刻的文化意蘊。孔子說《關雎》「以色喻於禮」「反內於禮」(上博簡《孔子詩論》),強調「禮」對本能感情恰當的約束作用,讓人「發乎情,止乎禮義」(《詩大序》)。「琴瑟友之」「鐘鼓樂之」是「禮」,「參差荇菜」也是「禮」。它通過諧音雙關,向人們傳達了含蓄朦朧的審美觀念,以及「禮作於情」(郭店楚簡《性自命出》)「禮節民心」(《禮記·樂記》)的倫理態度。這不僅是飲食,也是哲理;不僅是發生在古代的故事,也能被當下的我們所理解。

責任編輯: 宋雲  來源:光明日報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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