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CDT報告匯》欄目收錄和中國言論自由及其他人權問題相關的報告資訊。這些報告的來源多種多樣，包括機構調查、學術研究、媒體報道和網民匯集等等。也歡迎讀者向我們推薦值得關注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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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豐是資深媒體人，也是一位長期活躍在一線的時事評論員，他是知名微信公眾號「城市的地得「、「張3豐的世界」、"成都客"的主理人。在網絡上持續進行時事評論的同時，他也在成都經營一家書店。從公共表達到公共空間，張豐始終活躍在第一線。過去一年張豐從成都搬到了紐約短住，在本期節目裏我們聊了聊他在出走這一年的公共表達寫作，以及張豐如何在公共寫作中克服政治抑鬱。
一、美國與中國的競爭必須是勝利而不是管理
近日，隨着美國財政部長耶倫(Janet Yellen)訪問中國，美中關係似乎有回暖的跡象。然而，無論回暖與否，兩國高層近日互動頻繁確實是不爭的事實。
針對這一現象，外交事物(Foreign Affair)期刊在10號刊登了一篇重磅文章，批評了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指出對於兩國的競爭關係，美國要明確目標：美國要做的是想辦法贏得這場競爭，而不是拜登政府所提的「管理」競爭。此文作者是美國前副國家安全顧問、「中國通」博明和剛剛卸任的美中戰略競爭特設委員會主席加拉格爾(Mike Gallagher)。
文章封面截圖
文章指出，為了達到這一目標，美國需要接受這樣一個事實：「中美關係將需要更大的摩擦，華盛頓將需要採取可能讓人感覺不舒服的對抗性言論和政策。」
「這意味着要讓 中共領導人習近平為其製造全球混亂的政策付出代價。這意味着坦率地談論中國損害美國利益的方式。這意味着迅速提高美國的國防能力，以取得對北京明確無誤的軍力優勢。這意味着切斷中國獲取西方技術的渠道，挫敗習近平將國家財富轉化為軍事力量的努力。這意味着只有在華盛頓和北京都認為美國實力強大的情況下，才能與北京展開密集外交。」
作者首先讚揚了拜登早期的對華政策，比如半導體出口控制、拉近盟友關係和AUKUS協議等等。然而，在俄烏戰爭之後這一切就變了。中國雖然沒有直接向俄國出口武器，在實際上提供了資金到物質的支持。此外，中國還支持朝鮮和伊朗。作者表示，譴責並制裁中國已經時機成熟，然而拜登卻做出了相反的做法，不僅無動於衷反而還緩和美中關係。作者認為，「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即同時抵制俄國、安撫伊朗、遏制朝鮮，以及對中國即競爭又接觸，是徹底支離破碎的(manifestly incoherent)」。原因就在於中國支持俄羅斯、伊朗、朝鮮以及哈馬斯，利用這些地區熱點問題給美國和世界製造麻煩，因此拜登的政策完全是相互衝突的。
人民日報「拜習會」截圖
不過作者、拜登政府甚至 中共當局都承認當今的國際社會是混亂的(chaos)。作者認為當下的時刻和上個世紀70年代有着相似之處。「蘇聯在世界各地破壞美國的利益，默許其盟友埃及1973年對以色列突然襲擊；援助安哥拉、葡萄牙和越南的共產黨人；迅速擴充核武庫，並在常規軍事領域投入巨資。」作者認為這都是因為當時的前總統尼克遜、福特以及前國務卿基辛格等人造成。他們是對蘇政策「緩和關係」(détente)的始作俑者。最終，這一政策一直持續到蘇聯入侵阿富汗，在前總統卡特任上壽終正寢。之後，在里根總統任上，美國才決定要打贏冷戰而不僅僅是管理。
之後，作者提出了一些列解決方案，比如推倒中國的防火牆，重新武裝美國軍隊和進一步制裁中國等等。
然而，作者指出最關鍵的問題是：美國對華政策的最終目標到底是什麼？「當今美國外交政策的一個奇特之處在於『房間裏的大象』——華盛頓希望在與北京的競爭中實現的最終目標——是一個諱莫如深的話題，以至於歷屆政府來來去去，卻從未就如何結束競爭提出一個明確的目標。拜登政府將管理競爭作為目標，但這不是目標而是方法，而且是適得其反的方法。華盛頓允許其對華政策的目標成為過程：接觸，本應成為美國推進其利益的工具本身卻成為了核心目標。」
最後作者表示，「最好的策略在里根時代得到了最終的結果，那就是讓蘇聯人相信他們正在走向失敗。」作者指出要想結束當今世界的混亂，「華盛頓應設法削弱中共帝國主義的力量，並努力尋找一位行為不那麼像無情敵人的 中共領導人。這並不意味着強行更換政權、顛覆或戰爭。但正如 中共領導人常說的那樣，這確實意味着實事求是，以及理解對於倡導自由價值觀並因此對其統治構成根本威脅的大國，中國共產黨無意與之無限期共存。」
二、中俄問題專家陳寒士：中俄邪惡聯盟已經形成而且並不存在」基辛格「策略
俄國和中國問題專家陳寒士(ALEXANDER GABUEV)9號在外交事物期刊撰文，指中俄的邪惡聯盟已經形成，並不存在俄國版本的「基辛格」，即類似1970年代中美建交來「離間中國和蘇聯」。他明確指出西方任何想要拉攏俄國制衡中國的想法都行不通。
編者註：作者陳寒士，俄羅斯人，俄語名為加布耶夫，現任柏林卡內基俄羅斯歐亞中心主任，曾是俄羅斯最有影響力的新聞周刊之一《生意人報》的副主編，並擔任過中國復旦大學的訪問學者，他能說流利中文，英文和德文，是研究俄國外交政策的權威，在2022年俄烏戰爭之後離開了莫斯科旅居德國柏林。
文章封面截圖
陳寒士指出，西方國家想當然的認為中俄兩國之間的新興夥伴關係不會持久。然而，他指出客觀現實是俄烏戰爭之後中俄兩國則顯著拉近了關係，「中國和俄羅斯比20世紀50年代以來任何時候都更為堅定的站在一起」。然而，他表示可悲的是西方世界並沒有改變看法。
他表示，「習近平和普京有意識的努力推動了這一方向的調整，但這也是西方與這兩個國家之間日益加深的分裂的副產品。西方官員不能希望這一軸心消失，不能徒勞地希望克里姆林宮屈服於中南海，也不能徒勞地試圖在兩個大國之間打入楔子。相反，西方應做好長期同時與兩個擁有核武器的大國對抗的準備。」
在俄烏戰爭中，「儘管北京最初採取謹慎態度，但大多數現有數據表明，自入侵以來的兩年裏，中國和俄羅斯之間的關係正在發展得更加牢固。2022年，雙邊貿易增長36%，達到1900億美元。2023年，這一數字增長到2400億美元，超過了11月的2000億美元大關，這是習近平和普京最初計劃在2025年實現的目標。」
這種親密關係還體現在軍事和外交上。「即使在俄羅斯的侵略戰爭中，中國人民解放軍也增加了與俄羅斯軍隊進行聯合活動的次數」，並且兩國外交互訪關係也在增加，原來往往只有兩國最高領導人普京和習近平接觸頻繁，現在「兩國總統特別鼓勵兩國高級官員共同努力並相互了解」。甚至，由於受到西方制裁，「俄羅斯精英及其子女開始學習普通話，這在俄羅斯歷史上尚屬首次。」而民意調查也顯示，「截至2023年底，85%的俄羅斯人對中國持積極態度，而只有6%的人對中國持負面看法。」
習近平授予普京中華人民共和國「友誼勳章」
雖然莫斯科一直存在警惕的聲音，「全球秩序的分裂可能導致中國成為其鄰國的霸主和歐亞大陸最強大的國家，而俄羅斯則在未來許多年裏扮演着順從附庸的角色。」然而，「對烏克蘭的全面入侵徹底破壞了這種不穩定的平衡。只有將俄羅斯的經濟、人才和軍事技術融入中國主導的以歐亞大陸為地理中心的秩序，才是俄羅斯能維持與西方對抗的唯一途徑。」
作者表示，「俄羅斯現在正將自己鎖定在中國的附庸之中」，然而「只要普京需要中國的支持來打他在烏克蘭的戰爭，克里姆林宮就沒有太多選擇。」因此，作者認為無論俄羅斯多麼擔心自己成為中國的附庸，俄羅斯都無法選擇。而且，俄國和朝鮮相比，朝鮮雖然完全依賴中國但是仍然有自己政策迴旋的餘地，而俄國則比朝鮮強大的多。因此，「無論它多麼需要中國的支持，它都不會簡單地成為中國的安靜聽話的僕人。」
另一方面，長期來看，美國無論哪個政黨上台，都會選擇和中國對抗，因此中國也需要俄羅斯的戰略支持。「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像俄羅斯那樣為中國帶來如此多的利益，尤其是現在。」
「莫斯科和北京可能永遠不會簽署正式聯盟，但未來幾年兩國關係的演變將日益影響世界並挑戰西方。」因此，作者表示基於兩國彼此需要，所以西方想要離間中俄，搞一個俄國版本的「基辛格」策略是完全不可能的。
特朗普政府時期，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提出了這一想法，「與較弱的夥伴俄羅斯接觸」制衡中國。然而，作者認為這無濟於事。「儘管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在冷戰期間通過向北京提出與美國關係正常化來討好共產主義中國，但美國官員目前無法向莫斯科或北京提供此類協議。任何將他們分開的希望都只是一廂情願。」
因此，作者呼籲西方世界正視中俄結盟的現實。「如果中俄之間的競爭將持續下去，西方領導人就必須制定一項長期戰略，考慮到同時與中國和俄羅斯競爭所帶來的各種影響，從而幫助維護和平。」
三、「摘下面具，障礙依然存在」——駐華外國記者協會2023年媒體自由報告
駐華外國記者協會在8號發佈了最新一期的在華國際媒體年度自由報告，指出2023年是充滿挑戰的一年。儘管中國結束了嚴厲的「清零」政策並且報道環境有所改善，但困難依然存在。
報告封面
該機構調查發現，81%的會員表示，「與疫情時期相比，2023年的報道環境有所改善。然而，開放也意味着更多的記者要面對對實地獨立報道的強硬阻撓，這種情況在疫情發生前就已經長期存在。」
報告主要發現：
沒有任何受訪者表示報道條件好過疫情前的水平
幾乎所有受訪者（99%）都表示，中國的報道條件很少或從未達到過國際報道的標準。
五分之四（81%）的受訪者表示，他們遇到過干擾、騷擾或暴力。
54%的受訪者至少有一次受到警察或其他官員的阻撓（2022年：56%），45%的受訪者至少有一次受到不明身份者的阻撓（2022年：36%）。
大多數受訪者有理由相信當局可能或肯定泄露了他們的微信（81%）、手機（72%），和/或在他們的辦公室或家中放置了錄音竊聽器（55%）。
近三分之一（32%）的受訪者表示，他們的分社人手不足，因為無法引進所需的新記者。
82%的受訪者稱，他們的採訪遭到了消息來源的拒絕，這些消息來源稱他們不允許接受外國媒體採訪或需要事先獲得許可。
超過三分之一（37%）的受訪者表示，由於官方壓力，已經確認的報道行程或採訪在最後一刻被取消（2022年：31%）。
49%的受訪者表示他們的中國同事至少有一次受到壓力、騷擾或恐嚇（2022年：45%；2021年：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