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拜登當地時間4月10日在白宮與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進行了約兩個小時的閉門會議。
自上任以來，岸田文雄首次以國事訪問的規格受到拜登政府的盛大歡迎，並像他的前任安倍晉三9年前那樣，享受了在美國國會面向參眾兩院議員發表演說的特殊「待遇」。
這可以認為是拜登對岸田文雄致力於密切日美同盟、應對兩國共同挑戰的一個犒勞。
在岸田文雄訪問期間，日美史無前例地簽署了逾70份雙邊協議，決定將兩國關係升級到「全面全球夥伴關係」，核心是首次改變駐日美軍的結構，達成駐日美軍司令部現代化的協議，將在日美國海陸空三軍和陸戰隊的指揮體系加以整合，成立一個新的聯合作戰司令部。
在包括駐日美軍作戰體系現代化在內的防務合作、聯合軍工生產、聯手加速核聚變研發、以日本加入美國登月計劃為重點的太空合作等一系列領域加強和深化合作，並攜手應對並肩應對印太地區和世界的挑戰，是日美新的首腦峰會的主要內容。
拜登在招待岸田文雄夫婦的國宴上不惜溢美之詞稱讚他作為一位「政治家」，發揮勇敢無畏的領導作用，促成了日美從雙邊合作關係轉變為「一個真正的全球合作夥伴關係」，在普京侵略烏克蘭的回應、安理會優先考慮核不擴散問題、維護南海航行自由並保持台灣海峽和平與穩定、參與推動美日韓三邊同盟等諸多事務中，堅定地與美國站在一起，擴展了雙方合作領域，促進了共同的宏偉目標，將美日聯盟樹立為「整個世界的燈塔」。
岸田文雄在訪美期間表示，日本已經做好準備當美國的「全球夥伴」，並強調這一合作旨在維護和加強基於規則的、自由和開放的國際秩序，強調在維護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關係上，日美一起站在最前線。
他們兩人在會後發佈的聯合聲明中說，日本加強防禦結構和能力的舉措開啟了「美日安全合作的新時代」。新建立全面全球夥伴關係，是要應對複雜且相互關聯的挑戰。
拜登和岸田文雄在華盛頓就兩國關係進行的充滿感情色彩的描述毫不誇張地體現出它們各自領導的政府在共同關心的領域開展合作的緊密程度以及他們彼此從對方那裏獲得相互成就的成果的重要性。
如同一位美國官員所稱，作為美國的「全面全球合作夥伴」，日本的影響力將遠遠超出其所在地區，延伸到歐洲和中東。
這是戰後重新經濟崛起的日本所感興趣的，透過同華盛頓的密切合作，東京能夠實現依靠自身難以有效實現的重返世界領導體系核心的目標。
而且，就像岸田文雄在美期間所說，二戰後日本被剝奪了擁軍權利，通過採取更多行動，與盟友美國分擔責任，有望重新獲得國際社會接受，實現與經濟崛起相匹配的軍事、戰略影響力，突破和平憲法，實現國家正常化，實現日本國際地位的提升。
作為孤懸海上的國家，在其經濟從世界第二跌落到第三後，日本的安全焦慮就日益加劇。安倍晉三作為日本首相率先推進的印太戰略就是為因應中國的地緣政治崛起的針對措施。
拜登政府不失時機地在華盛頓公開撩撥日本的這種不安全感，一位官員說，中國正視圖「孤立日本和菲律賓」，而拜登做的目的是要「扭轉局勢並孤立中國」。
同樣，日本是重視外交和聯盟的拜登政府在其三年多點任期里所取得的最大外交資產，美國在全球和地區的戰略行動中，日本的身影比比皆是，從俄烏戰爭、以哈衝突，到朝鮮半島、南海、台海。
日本已經成為美國在亞太地區盟友中最堅定和最有力的支持者與合作者，沒有誰像日本那樣能夠提供給華盛頓包括地域優勢、國家能力、合作意願及合作成效在內的綜合支持，是美國印太戰略的樞紐和支柱。
日美惺惺相惜不言而喻。美國在傳統盟友扎堆的歐洲和被華盛頓稱為印太戰略核心的東南亞所作的外交努力，如果不能說是成果寥寥的話，那麼也是舉步維艱。
法國、德國和歐盟都與華盛頓的戰略合作的同時保持一定距離，甚至公開強調歐洲戰略自主，不跟美國走。而在東南亞，根據新加坡一家調查機構今年公佈的結果，如果被迫在中美之間選邊站，選擇中國的比率首次超過了美國。
它一方面固然反映出中美在東南亞的地緣政治競爭激化，另一方面也顯示出，包括印太經濟框架在內的美國政策工具，在東南亞並未取得如其預期的那樣成功。
這更凸顯出對日外交突破對拜登政府的戰略重要性，凸顯出美國所面對的局面與冷戰時期的不同。
拜登政府為此採取了與冷戰時期美國的對外方針和政策不同的策略，尋找目標，各個擊破，在全球層面，推動北約戰略任務東移，不久前北約再與日韓澳新四國領導人舉行「北約+」會議，標誌着北約戰略任務向亞太轉移朝着機制化的方向穩步推進；在亞太地區，美國既開展對日本、菲律賓、韓國、印度及越南的「點穴外交」，致力於取得雙邊突破，又做長期可靠盟友的工作，以加深雙邊同盟、擴大三邊同盟、拓展多邊夥伴關係等不同層次和規格的盟友及夥伴體系的方式，推進其戰略議程，壯大和加強自身的優勢，最大程度地孤立中國、圍堵中國、遏制中國、抗衡中國。
日本是美國在全球盟友中極少數同它一樣將中國視為最大的「戰略挑戰」的國家之一，美日關係最新的「重大升級」特別是防務夥伴關係的升級的最大意義，實際上是為華盛頓提供了一個戰時指揮樞紐，並為美軍能夠有效統合、指揮部署在東亞-西太平洋地區的軍事力量並整合盟友的力量，取得了關鍵突破，創造了必要條件，在台海、東海、南海、朝鮮半島任何一地「出事」時，它們都將能夠迅速投入實戰。
拜登政府的「三箭齊發」之第二箭，是其利用岸田文雄訪美之機，邀請菲律賓總統小馬科斯到訪，首次在白宮舉行美日菲三邊峰會，正式啟動了美日菲三邊同盟，使美國在地區推動的三邊同盟機制進一步擴大——從美日韓三邊同盟到美日菲三邊同盟。
拜登政府自成立之日起就將對菲外交作為重中之重，在杜特爾特當政晚期，儘管美菲軍事聯繫有所加強，但在菲律賓政府層面，美國碰了不少軟硬釘子，與岸田文雄一樣，小馬科斯和拜登也強調，兩國「堅定不移地致力於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就像日本在東海與中國存在紛爭一樣，中菲過去三年在南海的海洋和主權爭端愈演愈烈，灰色摩擦和衝突此起彼伏。
菲律賓參與美日菲三邊同盟，意味着小馬科斯政府的外交政策的重大轉向，是對美國戰略的選邊站隊，在軍事、安全和戰略上實質性地倒向華盛頓，倒向美國在地區的同盟體系，並將成為美國在未來西太平洋諸多潛在衝突中可以依賴的盟友，與美國業已在菲律賓加強的戰略態勢一起，共同助力於美國的印太戰略及其在這一地區抗衡中國的努力。
拜登政府射出的第三支箭，是促成了美日英在印太建立三邊同盟，並邁出了第一步。三國計劃在明年首次舉行聯合軍事演習。
去年11月，日英簽署了「互惠准入協定」，為英國軍隊進入日本排除了障礙。簽訂「互惠准入協定」是日本政府的對外關係中僅次於美日安保同盟的一種國家間關係，等於「准結盟」。
在英國軍隊能夠進駐日本的情況下，美日英三邊同盟就具備了實質意義，為戰時狀態下，英國軍隊參與作戰，開闢道路。
在拜登政府成立的第一年，英國作為成員的澳英美同盟（AUKUS）成立，由此強烈宣示了美英自二戰以來締結的特殊盟友關係，迄今為止仍無國家可以取代。
澳英美同盟是拜登政府盟友外交的「開山之作」，是首次突破，在當年六月之前，無論是在歐洲還是亞太，美國都無法在建立新的聯盟方面取得突破，是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的兩個國家——英國和澳大利亞，率先響應了華盛頓。
如果說日本是美國在亞太盟友的代表的話，那麼英國就是美國在歐洲盟友的代表，都是華盛頓的鐵杆盟友，它們的合流對美國具有象徵意義，也是其盟國外交取得的關鍵進展。
在俄烏戰爭和以哈衝突都焦頭爛額、短期內都無法結束，並使華盛頓一定程度地疲於奔命之際，拜登圍繞其所定義的新的外交中心亞太接連出手，升級合作關係，構建全新同盟，收攏對華軍事圍堵，本質上是要為亞太地區戰事爆發作最必要的準備。
這也暗示，從華盛頓到東京、馬尼拉，再到倫敦，都日益擔心，俄烏戰爭、以哈衝突不久後可能會外溢到亞太地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