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藤：這個沒有證據，所以不好說。也有可能吧。潘漢年和岩井公館有密切的聯繫，在這樣的關係的情況下，他們當然不考慮打共產黨。
東方：您在書中提到了莫斯科駐延安的一個特派員，也是塔斯社的記者叫彼得。他也曾經揭露過毛和日軍暗通的行為，而且他說這是比種植和販賣鴉片更嚴重的事件。你是不是認為毛的這種行為實際上在出賣中國的利益？
遠藤：是啊，出賣中國，出賣中華民族嘛。他愛的是自己，沒有愛中國人民。如果是愛中國人民的話，建國之後為什麼要殺掉幾千萬的無辜老百姓和無辜的中國人民？我在長春被圍困的時候，也是好幾十萬的無辜的中國人被餓死。當時連這個都不承認嘛。所以對毛澤東來說，最重要的是他當中國的帝王。其他的就不考慮，讓幾十萬、幾百萬、幾千萬的無辜老百姓喪生他也不在乎。不擇手段。我是這麼想的。
東方：提到這個不擇手段，我們可不可以這樣說，毛澤東暗通日軍集中力量打擊國民黨的這種行為，是他為了奪取政權的一種策略？你怎麼看待這種策略？
遠藤：策略？我沒有他是好人還是壞人的這種想法，一點都沒有。他是戰略家，作為想奪權的戰略家，一個大帝國的帝王的話，沒有像他那樣的手段的話，很難佔領中國吧？所以他作為戰略家的話，這個詞不知道合適不合適，可能是給了他很高的評價吧。
潘漢年通日是個人行為嗎？
東方：「一將功成萬骨枯」，個人的權力登到頂峰，而身下是數以百萬、千萬計的白骨鋪就，這個的確是非常的殘酷。你認為潘漢年的行為，是他個人的行為，還是延安方面的行為？中共最後有一段時間，把潘漢年打成漢奸，對他進行了迫害，並把所有和日軍勾結的事實都歸咎在潘漢年身上。你認為他的行為是個人的漢奸行為，還是受到中共的指使？
遠藤：潘漢年不可能是個人行為，那時沒有毛澤東的命令，哪裏有人敢做那樣的事情？不可能有那樣的事。在《毛澤東年譜》裏明確有毛澤東致電潘漢年的記載。如（《毛澤東年譜》1937年11月12日毛澤東和張聞天致電秦邦憲、潘漢年、部署上海失陷後的救亡運動和黨的秘密工作）。所以這個是明確的，是毛澤東的命令，而且和周恩來一起做的，潘漢年和周恩來一起做的。所以當然是有周恩來的指示，也有毛澤東的指示，才做這樣的事情嘛。
《延安日記》
共產國際駐延安特派員兼塔斯社記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一本書中寫道：「我無意中看到一份新四軍總部的來電。這份總部的報告完全清楚地證實了：毛等與日本派遣軍最高司令部之間，長期保存着聯繫......電報無疑還表明與日軍司令部聯繫的有關報告，是定期送到延安來的。」
「葉劍英告訴了毛，我已經知道了新四軍發來的電報內容。主席跟我解釋了很久，說明領導人為什麼決定與日本佔領軍司令部建立聯繫。」
「領導人中只有幾個人知道此事，毛的一個代理人，可以說一直隸屬於南京的岡村寧次大將總部的，什麼時候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間諜機構的嚴密保護下，暢通無阻地往返於南京與新四軍總部之間。」然而，「領導人卻要做出打日本的樣子欺騙莫斯科。」
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為毛澤東效力的中共紅色間諜，大都不得好死，而當年入侵中國的日本皇軍，卻成為毛澤東的座上客，歷史的諷刺，無異於此。
十殺潘漢年
1925年國共第一次合作，，斯大林的共產國際下令中國共產黨全體黨員以秘密身份加入國民黨，毛澤東也以國民黨員的身份前往廣州並因受到國民政府主席兼宣傳部長汪精衛的賞識和器重，最終進入國民黨的核心領導層。毛澤東先是汪精衛的秘書，並被「恩師」汪精衛推薦接替他作為國民黨中宣部的代部長。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病逝後，廣東政府於1925年7月改組，汪精衛被舉為國民政府常務委員會主席兼軍事委員會主席，成為國民黨的頭號人物。汪精衛兩次提議讓毛澤東擔任國民黨宣傳部的代理部長。兩次提議均獲得國民黨常委會的通過。
毛澤東和汪精衛這段非比尋常的師生關係，日後卻使潘漢年死於非命。
1955年4月3日，為中共壯大和建政立下汗馬功勞的中共特工潘漢年在毛澤東的親自過問下被捕入獄。據人民出版社出版尹騏所著《潘漢年的情報生涯》1996年第239頁中介紹,潘漢年的被捕，甚至「就是參與其事的陳毅、羅瑞卿等高層人士也是始料未及的」。
1956年4月26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談到潘漢年時說：「什麼樣的人不殺呢？胡風、潘漢年、饒漱石這樣的人不殺，連被俘的戰犯宣統皇帝、康澤這樣的人也不殺。不殺他們，不是沒有可殺之罪，而是殺了不利。」
1962年，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再次提到潘漢年：「有個潘漢年，此人當過上海市副市長，過去秘密投降了國民黨，是一個CC派人物，現在關在班房裏頭，但我們沒有殺他。像潘漢年這樣的人物，只要殺一個，殺戒一開，類似的都得殺。」
兩次講話中，毛澤東竟然用了10個殺字，被史學家稱為」十殺潘漢年「。
一脈相承
歷史學者王康認為，毛澤東對潘漢年的態度，是和蘇俄一脈相承的。在斯大林時代，很多蘇聯的特務頭子都死於非命。
王康：「不光是中國，如果說得稍微遠一點，比如說蘇聯共產黨在列寧、斯大林時代以後的雅戈達、耶洛夫、貝利亞等、這些最高的情報特務頭子們，都死於非命。他們知道秘密太多。潘漢年呢，是僅次於李克農的這麼一個情報人員。應該是中共第二號情報人員。他為中共做出的貢獻太特殊了，他居然說動魯迅出來，放棄魯迅他的獨立性，引導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他曾經說動楊度，袁世凱稱帝的核心人物之一，參加中國共產黨，他也說服宋慶齡參加第三國際，說動兩廣軍閥和第19路軍反蔣。」
潘漢年被抓捕的直接原因，按照中共官方的說法，是因為1943年秘密會見汪精衛沒有向毛澤東及時匯報。然而這次會見使得共產黨軍隊和日軍以及汪偽軍達成停火默契，從而促進了中共的壯大，應該是有功於黨和國家。而毛澤東為何對中共的功臣潘漢年恨之入骨呢？
王康：「他帶着毛澤東的親筆信到南京去見汪精衛。這個很多專家都說，在情節上、邏輯上是完全站得住腳的。因為他見過兩次汪精衛。那麼潘漢年如果沒有毛澤東的授命的話，他自己絕對不敢去見汪精衛的，他也不會空着手去見。毛澤東曾多次寫信給一些關鍵性的人物，那麼給汪精衛應該也有一封親筆信，這封親筆信現在所有專家都找不出來。網上有一封，我查了一下，我覺得完全是偽造的。一個是毛澤東的文風，包括對汪精衛的稱謂都完全不對。毛澤東是一個筆頭很硬的人，他是文人嘛。比如稱謂，汪精衛主席，他絕不會這麼稱呼。然後信快要寫完了，他提到延安陝北的醫藥奇缺，希望汪主席能夠提供等等。毛澤東怎麼會說到醫藥的問題，這顯然是現在的無聊之輩偽造的，但是這不等於說毛澤東就沒有這封親筆信。這封信要麼是還隱藏在什麼地方，要麼就是已經銷毀。從道理上來看，汪精衛和毛澤東之間，在24年的上下級關係之後，到了抗戰期間十幾年之後，重新走到一起是完全有可能的。」
滅口
王康：「但是這個事情，如果潘漢年一旦走漏了消息之後，那對毛澤東，對共產黨是太不利了。那直接這是個投敵行為啊，這是一個賣國行為啊，這是一個典型的漢奸行為!所以潘漢年做完這個事情後，就決定了他這一輩子恐怕不得善終。果然，55年就開始倒霉了，一直到77年死於獄中，跟他夫人一塊，死的很悲慘。他必死。其實因為毛澤東76年9月9號去世，潘漢年77年的年初去世，潘漢年應該還有活的可能性。當時可能是因為毛澤東死了，估計沒有人想到潘漢年，因為太多的事情都需要重新開始，潘漢年就被擱到了一旁。潘漢年身體不好，就去世了。從情報工作的特殊性、他去見汪精衛而且很可能帶了毛澤東的親筆信這個事件本身來看，那麼潘漢年這輩子是凶多吉少。
天威難測
潘漢年1955年4月3日被捕。
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法院刑事判決書一九六二年度刑事犯一字第一號》稱：「抗日戰爭期間，被告人又背叛祖國，秘密投靠了日本特務機關，當了日本特務，並與汪精衛進行勾結賣國求榮。1940年春，正當抗日戰爭的艱苦時期，被告人對於擊敗日本帝國主義喪失了信心，認為中國共產黨很難與日本對壘，中國將會出現第三國局面，想在日本方面找出路，於是便在上海會見了日本特務、日本駐上海總領事館副領事岩井英一，親筆寫了為日本特務機關搜集情報的計劃，領了特別通行證，充當了日本特務……被告人投靠日本特務機關以後，又和汪精衛政權特務總部頭子李士群、胡均鶴陪同秘密會見了汪精衛」。
1963年1月9日，最高法院開庭，潘漢年認罪，被判有期徒刑15年，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一個月後，潘漢年意外地被假釋出獄，與妻子董慧一同被安置在北京的團河農場勞改。獨立學者馮勝平在《毛澤東與潘漢年的歷史恩怨》一文中評論道：「眾所周知，潘案由毛澤東親自主持，縱使潘的好友和直接領導陳毅、李克農和周恩來出手相助，也於事無補。抓潘出乎意料，放潘更出乎意料。毛澤東判案，實可謂天威難測，不按牌理出牌。」
紅色間諜奉命行事
潘漢年的所謂罪行，到底是奉命行事？隨着時間的流逝，越來越多的歷史真相水落石出。
王康：「（中國）國內一些為毛澤東辯護的人，國內有些為毛澤東辯解的人，說毛澤東絕對沒有指示潘漢年見汪精衛，見日本特務情報機構等等，這是煞費苦心了。辯解的其中之一就是1949年後，潘漢年因為他是上海常務副市長嘛，他向陳毅透露，他（未經組織許可）擅自去見了汪精衛。這個編得是太幼稚了，是在是太幼稚了。這絕對是不可能的。中國共產黨的黨紀的嚴厲性，尤其在戰爭時期，現在幾乎無法想像和體驗，那是鐵的紀律，尤其是情報機構，尤其是見汪精衛這種人物，沒有毛澤東的授命，沒有毛澤東的親筆信，見汪精衛，你敢？根本不可能！他想都不可能想。從事情報工作的人員是重中之重，是把紀律看的比生命還重的一個特殊的群體，比一般的軍人，比一般的黨員幹部，把紀律看得更重，這個是他們情報工作的生命所在，也是他們一切工作的生命所在。所以，說潘漢年私下見汪精衛，這是太幼稚了，這完全是謊言，潘漢年而且不是一次，是兩次見了汪精衛。」
謝覺哉：潘漢年是當代岳飛
中國大陸最近和出現為潘漢年翻案的文章。據稱審判潘漢年時的最高法院院長謝覺哉當時就知道潘漢年是冤案，並把潘漢年比作岳飛。《三聯生活周刊》（2011年5月11日）發表了彭樹華回憶潘漢年案件的文章稱，
「彭樹華曾任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庭庭長，也是潘漢年案件的審判委員會成員。彭樹華當時曾單獨向時任最高法院院長、黨組書記謝覺哉匯報潘案，謝覺哉對他說：「潘漢年案是很複雜的，涉及中央許多重大機密，直接領導潘漢年工作的是周總理和康生，許多事情毛主席也是知道的。對潘漢年的處理，是黨中央定的，毛主席早有指示不判死刑。人不殺，是非功過，總有一天會弄清白的。」
謝覺哉還把潘漢年比作宋朝的岳飛，說「他主張抗金，卻被誣陷要謀反。難道當時沒有人知道岳飛是被冤枉的嗎？當然有人知道。但在當時，宋高宗一心要和金人議和，所以誰能救得了岳飛？」
中聯部部長羅青長多年後寫了一篇《潘漢年冤案的歷史背景》的回憶文章，透露了很多鮮為人知的細節，同時也旁證潘漢年和日軍與汪偽的秘密聯絡是在中共中央的命令之下進行的。這篇回憶文章寫道，當周恩來得知潘漢年1939到1948年和中央來往的電報都在時，他讓羅青長等人把這些材料搜集起來，按年、月、日排列。羅青長回憶稱，「根據檔案材料，當時潘漢年所做的工作，如打入日寇內部、利用李士群等，中央都是知道的，檔案中都有記載。而且當時採取革命的兩面政策，中央也有指示，是完全允許的。中央對他的工作也是肯定的」。
夜半鐵窗悽慘離世
1967年3月，中國進入文革高潮。潘漢年再次入獄。1975年5月29日，依照中央項目三辦的意見，潘漢年夫婦被公安部十五局所屬的項目組和秦城監獄共同押送到湖南省第三勞改農場，也就是湖南省茶陵縣米江茶場勞改。1976年1月，潘漢年被正式宣判無期徒刑，並永久開除他的中國共產黨籍，此時潘漢年已患癌症。
1976年毛澤東死後的一個除夕夜，潘漢年與妻子仍被分別關押。這是他的絕望留言：
《歲暮念妻》
黃昏人影伶仃瘦，夜半鐵窗風雪寒。
又是一年終歲暮，難忘往事走延安。
1977年4月14日，潘漢年以「蕭叔安」的名義在長沙病亡，享年71歲。
往事並不如煙
日本戰敗後，70多年過去了。當年中國大地上演的三國志，在今天的地緣政治背景下，敵人和朋友已經發生了令人匪夷所思的變化。國共間的血海深仇，隨着國民黨諸位大佬在中國受到的熱烈歡迎而煙消雲散。當年太平洋戰場上殊死纏鬥的美國和日本，則結成親密的盟友。然而，東京福祉大學遠藤譽教授通過解密的日本外務省文件，挖掘出延安和中共當年派紅色間諜從事聯日聯汪反蔣謀略的證據，對今天中共權力的來源和繼承的合法性提出的質疑，仍然讓我們感到歷史並不如煙。（中集完共三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