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領們選擇用「經濟形勢不好」來解釋自己被裁，他們決定繼續在技術能力上精進自己，以期待經濟好的時候，自己就會重新回到應有的崗位。
但被裁的羞恥和失業的自責一直折磨着他們，並且時常讓他們陷入抑鬱。
從達拉斯一家互聯網公司被裁後，40歲的亞歷克斯在短短几個月內投遞了幾百份簡歷，也參加了不少招聘會，結果一份offer也沒有，他開始對一遍遍的自我介紹感到生理性厭惡。
半年後，他變成了一家牛排館的推銷員。
「你老是得對着那些討厭的傢伙笑臉相迎。這讓人煩透了，更別說收入還降了85%……你還得笑，不笑就只能哭了。」
實際上，這不是亞歷克斯第一次在這家餐廳打工。10年前，考上研究生的那一天，他氣宇軒昂地給最後一桌客人買了一瓶紅酒，並告訴他們：「除非發生什麼重大命運逆轉，不然你就是我此生服務的最後一桌客人了。」
如今看來，這變成一個無奈的笑話。2001年，美國互聯網泡沫破裂，疊加「9·11」後的經濟大衰退，使得納斯達克市值蒸發了三分之二。美國高新技術行業隨即大規模裁員，一周之內，矽谷和達拉斯有數千人被裁，亞歷克斯就是這麼下崗的。
2001年到2004年，人類學家卡麗·萊恩對400多名高新技術工作失業者進行了訪談，其中75名進行了深度且長周期的跟蹤採訪。她驚訝地發現，這些互聯網高新技術白領和高管選擇理解公司的決定，在他們眼裏，傻乎乎地指望家長式的僱主給他們提供工作保障屬於落伍的行為。
《東京奏鳴曲》
然而，在不穩定時代，中年失業變成難以掙脫的泥沼，在精英主義和自由主義的理念下，他們開始把自己當成「一人公司」來經營，也即領英公司聯合創始人里德·霍夫曼《至關重要的關係》裏所說的「成為自己生活的創業者」。他們接受了所有工作都是臨時的，而只有職業生涯管理才能立於不敗之地。
諷刺的是，支撐這套中產精英新自由主義的生活哲學的，可能是這些中產精英「背後養家的妻子」。
以下內容結合《一人公司》以及新周刊對作者卡麗·萊恩的專訪。
中產精英的被裁羞恥
從被叫進辦公室談話到被收走員工卡、被趕出公司大樓，恩里克只用了1個小時。走出公司大門的那一刻，他甚至不知道往哪兒走，也不敢回家。
接下來，他腦海里盤旋着自己被裁的理由，難道「是我沒有一周工作70個小時嗎」？
當時恩里克35歲左右，是達拉斯一家電信公司的中級工程師兼項目經理，當時他每周工作50個小時，但上司勸說過他多加點班。
那幾年，卡麗·萊恩訪談的便是像恩里克這樣的高科技勞動群體，30~50歲的白人男性、至少都有大學學歷。大多數人在職年收入在4萬~10萬美元之間，在主流評估中為中層或者上層偏下階級。
從2001年的經濟衰退開始，一直到2004年年中，美國足足有19%的科技工作崗位蒸發了。達拉斯受到的打擊更大，當地流失了近30%的科技工作崗位，比全國平均水平整整高出三分之一。互聯網公司拙劣的裁員手法頗受詬病，很多公司甚至連人力資源部都沒有，這意味着裁員可能沒有任何補償，有些公司甚至不發通告，員工直到被除名後也還蒙在鼓裏，至於電信公司，有時一輪就會裁掉一萬多人。
那些年，隨着白領裁員變得越來越普遍，財務顧問開始建議人們存足夠的錢，以便在失業時能夠支付12個月的生活費，因為許多工人，尤其是中上層階級工人，正在經歷長期失業。當然，這個建議假設了人們有能力儲蓄這麼多錢，這是一種罕見的特權。而當時一項研究表明，只有不到一半的美國人能在緊急情況下拿出2000美元。
在萊恩採訪的中產群體中，很少人認為失業就意味着失去住房或者無法養家餬口，但大多數人幾乎都經歷了斷崖式的消費降級。就恩里克來說，他取消了原本買車的計劃，有線電視停了、不喝汽水了、不下館子了，從失業到那之後的兩三個月，他們沒有再到外面吃過飯，原本想要修理的東西也先擱置，看牙醫的時間也推遲了，最後他們還在家裏的車庫舉行了二手用品大甩賣。
很少人能在幾個月內重返職場，回到他們熟悉的工作領域，2002年和2003年的廣播和報刊報道記錄了全國各地一系列的類似案例——擁有工商管理碩士學位的電信工程師在給美國郵政服務公司打工、互聯網天才在GAP賣卡其褲、常春藤名校生在開叉車。
卡麗·萊恩
但被裁員除了帶來經濟危機，更要命的是身份認同的問題。
那些年，萊恩經常出現在求職者們常常參加的交際活動里，在交流中，她發現這些被裁的高新技術白領，大多數認為在被裁員後起訴公司或者要求拿到遣散費是不合理的，相反，他們傾向於認為公司解僱員工完全公平，儘管突然被掃地出門讓恩里克感覺自己「像一把被扔掉的辦公椅」。
就像另一位被裁員的高新技術白領菲爾·賴特所言：「我不知道有哪家公司會把給人提供就業機會寫進他們的章程或者當成公司的目標。你懂吧，沒那回事兒。他們做生意是為了提供服務或者產品，不是為了僱人。」當時，賴特47歲，在一家高科技公司幹了25年，然後突然被裁了。
在美國，藍領大規模被裁比白領來得更早，但對於那些製造業工人的失業，白領往往缺乏同情。不少人會用社會達爾文主義的邏輯來責備剛失業的藍領鄰居們，因為他們沒能適應不斷變化的經濟形勢。比如他們會覺得，汽車工人就是沒有為應對後工業化的未來而自我提升的人，所以被淘汰是咎由自取。
但等到這一波裁員來到自己身上的時候，這群高新技術白領們難免感覺到了「背刺」。在美國幾次經濟大衰退中，公司越來越重視「靈活」的約聘模式（更容易招聘也更容易被解僱），通過技術外包等尋找海外廉價的白領勞動力，對公司來說也更省錢得多。
在這樣的情況下，白領們選擇用「經濟形勢不好」來解釋自己被裁，他們決定繼續在技術能力上精進自己，以期待經濟好的時候，自己就會重新回到應有的崗位。
然而，即便嘴上不願意承認被裁的不公平，但被裁的羞恥和失業的自責一直折磨着他們，並且時常讓他們陷入抑鬱。
在工作與我們的身份認同和價值感緊密相連的文化中，失業不僅影響經濟狀況，還具備心理打擊作用。對他們來說，最大的消極面可能是沒有歸屬感。過去，他們幾乎把生活之外的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那讓他們感覺自己是有價值的，但「現在的感覺好像漂着」，不屬於任何地方，失去目標的曠野令人茫然。
許多失業者因此有意識地堅持原來上班的節奏——早起、即使在家裏也穿得很專業，有的人則堅持去每天出門，去公共圖書館查閱郵件、修改簡歷。
也有人在長時間的失業期間開始成為志願者，比如基思在一段時間內成了警察局的日文志願翻譯，甚至長期加入了保潔俱樂部從事社區清掃；菲爾·賴特雖自稱失業者，但他每周都要工作很長時間，給創業公司提供無償的諮詢服務，這會讓他們重新感覺到自己的價值。
裁員是必然的嗎？
在萊恩力求為美國白領在職業和經濟危機中的生活、感受和思考方式描繪的細緻圖景中，這些失業的高新技術白領們的「一人公司」（即職業生涯管理哲學）尤其令人印象深刻。
想不明白自己為什麼被解僱的人。（圖/《在雲端》）
「一人公司」職業生涯管理的核心原則之一，即裁員是「自然職業周期」的一部分。因此要把自己當成一個獨立的創業者，而不是員工，人們要不斷提升自己、經營自己的個人品牌，以及永遠不要對一份工作感到滿足。
「職業生涯」可能包含着兼職、短期且多半是約聘（短期合同，並非正式員工，不享受企業福利和假期，需要自己交社保）、失業期、不充分就業期、自謀職業期。這很像當下國內的「自由職業者」所構建的具備吸引力的圖景。
萊恩指出，「一人公司」的巧妙之處，就在於成功將失業/求職的不穩定逆轉為一種讚美而非詆毀，同時解除了失業與失敗的關聯，並將失業與自立自強和不惜一切代價謀求成功的精神聯繫到了一起。相對應地，這些失業者認為，那些迷戀穩定性的人是缺乏前瞻性的「傻子」。不難想像，這種敘事對白領們來說，道德優越感有多強。
「一人公司」的想法，部分是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產物，它也來源於美國長期以來的自力更生和個人主義思想。
1998年，著名的新自由主義圖書《誰動了我的奶酪？》出版，它便是這種信念體系的完美範例，這種信念體系要求工人對自己的職業成功負全部責任。它表明，成功的關鍵是一個人的心態，而不是無法控制的系統性問題。這在當時的精英群體中很賣座，讓人感覺自己掌控着自己的命運。
但這種理論完全忽視了一個問題：裁員真的是一種自然現象嗎？或者說裁員是必然的嗎？
在19世紀末的美國，自謀職業是中產的普遍追求，於是公司必須讓員工相信，對於志向遠大又精明能幹的年輕男性來說，忠誠於一家公司工作，直到有一天成為公司掌舵者，才是一個夠男人的選項。僱主由此便開始在尚處於萌芽期的福利資本主義制度下為員工提供保險、養老金等各種福利，白領由此產生。
以前，公司希望培養長期穩定的職員。（圖/《桃色公寓》）
然而如今，裁員和工作不穩定已經成為美國的常態，裁員也有可能出現在效益很好卻遵循新的「精簡式」管理理念的公司。箇中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自動化、去工業化、經濟周期以及成本削減（達成這個目標的辦法，通常就是將工作崗位轉移到海外，也就是離岸外包）。萊恩指出，裁員是企業決策的產物，是一種文化、一種政治現象，而非所謂的「自然周期」。
回到那本激動人心的《誰動了我的奶酪》，萊恩說：「我們可以隨心所欲地追逐奶酪，但如果僱主決定將其從迷宮中移走，我們實際上只是在追逐自己的尾巴。」
在職業生涯管理哲學的指導下，這些失業的男性精英們即便從事了藍領工作，也不認為自己是失敗的，他們反而會為自己在尚未找到好工作的情況下、「不惜一切」代價養活家人感到自豪。
恩里克失業一年多後，他和妻子分別從事兩份兼職，在生完孩子5年後，妻子安娜重返職場，在一家童裝店做銷售，每小時7.5美元的時薪，每周工作30個小時左右。
事實上，在達拉斯地區，略過半數的失業科技工作者在丟掉工作時都有在職配偶。也就是說，大多數男性在失業後，家庭經濟責任很大程度上由伴侶來承擔。
但萊恩敏銳地觀察到，這時候失業的男性精英們基本不會使用「依賴」伴侶的收入來形容這種轉變。他們反而會強調男性應該尊重和支持妻子的事業，也就是說，在職的中產階級女性理應樂於承擔主要養家的責任，使得失業男性依賴伴侶收入也成為新的男子氣概的證明。
在失業期間，恩里克一邊做兼職，一邊不得不承擔起了部分家務、育兒的工作。有趣的是，「家庭煮夫」的新角色，讓他對在過去5年裏一直作為家庭主婦的安娜多了一份體諒，「這活兒可真夠難的」。但他認可自己重回家庭陪伴家人的價值，能屈能伸，這也是很多「家庭煮夫」們的普遍敘事。
曾經有不少研究都認為，失業男性會因為未能履行養家的核心職責而感到挫敗，讓他們喪失「男人身份」，甚至如果當妻子出去工作，男人可能會因為無力感的加重而對妻子施加暴力。
但萊恩在高新技術領域職員的調查中發現，隨着女性主義的發展以及女性進入職場的障礙被部分清除，許多失業的男性可以依靠「進步男人」的敘事來贏得更多心理空間，這顯然有力地證明了，男性毋庸置疑也是女性主義的受益者。當然，除了意識形態的轉變之外，還有一個簡單的現實，即使是中上層階級家庭也需要不止一份收入才能達到他們的生活水平。
不過，我們也無法就此對當年的性別平等狀況過於樂觀。即使在婦女是主要或唯一經濟來源的雙親家庭中，婦女每周在家務和照顧孩子上花費的時間仍然比男性多得多。萊恩說，「20年前，美國家庭中全職做家務的男性大概只佔18%」。
在對待失業的態度上，女性的感受可能沒有男性那麼自我良好。接觸了被裁的高新技術女白領接觸之後，萊恩發現女性在被裁後反而因為不能承擔家庭責任而感到愧疚，這似乎可以理解為一種「獨立女性的包袱」。
如果說，對一些男性來說，更多地依賴伴侶標誌着他們對婚姻和性別角色採取了一種前衛的態度，那麼對女性來說可能是「倒退」的。萊恩的受訪者之一，娜塔莉·勞森，一位30歲的網站主管對失業之後更依賴伴侶感到惴惴不安。
儘管她在失業後更多地照顧伴侶了，但她依然覺得自己「付出得太少」，因為自己沒有工作，就不算成功。
你是如何變成打工人的？（圖/《在雲端》）
應該給年輕人一些支持
如今距離這本書最初寫成已經過去了13年有餘，萊恩發現，儘管有過豐富被裁員經歷的中年人和老年人已經對裁員有所預期，他們知道了教育背景、努力工作等都不可能避免被裁員。但最近一波科技巨頭的裁員潮中，年輕人依然毫無準備。
她認為，今天的社會或者說教育傳達給年輕人的內容與實際情況存在脫節。美國人非常相信個人能動性和積極思考，但如今，任何程度的努力都無法保證工作，「人們失業並不是因為懶惰或生產力低下。這種事可能發生在我們任何人身上，但一代又一代的美國人似乎必須重新吸取這一教訓。」
近些年來，在通脹高企、信貸收緊、需求放緩等多重不利因素衝擊下，伴隨着經濟衰退擔憂加劇，不僅科技企業前景堪憂，「白領衰退」似乎也正在美國上演。對此，萊恩認為，勞動力市場的結構似乎正在發生變化，所謂衰退和蕭條的觀念應該被重新審視了。
「我們衡量經濟的方式，往往完全脫離實際工人的經歷和福祉。如果股票上漲並且公司盈利，那麼我們就說經濟正在蓬勃發展，但我們仍然可以看到低工資、惡劣的工作條件和遠遠高於報告的失業率（因為該失業率不包括那些放棄尋找工作或已經失業的人，以及因找不到全職工作而選擇兼職或合同工）。」
作為一名人類學家，萊恩一直對人們在一定環境中的感受和思考感興趣，如今責備年輕人不喜歡努力、不想從底層干起仍是一種主流的聲音，她對這種聲音不敢苟同。
她覺得年輕人因為職業選擇而感到沮喪是對的，畢竟他們可以從事的職業變得越來越糟糕，工作時間更長、福利更差、更沒有前景。
作為一名已經「成功」的老年人，萊恩覺得「我們的角色是支持年輕人，而不是批評他們對工作質量和數量不斷下降的理性反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