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知道就業市場很艱難。但沒有人想到竟會如此艱難。
中國經濟正在持續放緩中掙扎，房地產開發商深陷債務泥沼，家庭不敢支出，企業家猶豫是否要冒險。年輕人的失業率創下歷史新高。
我們採訪了五位中國年輕人，了解他們在這種不確定性下如何找到工作。他們描述了搬回父母家、耗盡積蓄、接受無薪實習或同時打兩份工等情況。
他們還談到了一代人的幻滅。他們出生在中國經濟最繁榮的時期，成長過程中比他們的父母擁有更多的機會，生活更加舒適，也有着更高的期望。他們被告知，通過努力工作和良好的教育，他們的未來幾乎是有保障的。
如今，那些繁榮歲月正在消逝，許多年輕人的希望也在消逝——這給中國和世界帶來了不可預測的後果。
納迪亞·楊（音），2019屆
為了找到理想的工作，納迪亞·楊花費了約3.5萬元，從繁榮的沿海城市搬回家鄉，在20個月的時間裏，除了學習之外幾乎什麼都沒做。
這一切都是為了得到一個工資還不到她以前收入一半的職位。但這不要緊，因為那是一份政府工作。
中國的公務員工作往往收入較低且乏味。但它們被視為有保障的工作的典型——這對楊女士來說很有吸引力，她曾從事的私人補習行業一度蓬勃發展，但在2021年突然被政府的打壓所摧毀。
楊女士的經歷並不罕見：近年來，隨着政府的打壓和經濟放緩導致私營部門大規模裁員，參加公務員考試的中國年輕人數量創下了歷史新高。
為了準備考試，楊女士離開她居住了兩年的杭州，搬去和父母同住。在花光了自己的積蓄後，她開始靠父母資助。她花了約1400元購買學習材料。她報名參加了15場考試（每個城市都有自己的考試）——再支付1500元的報名費。
由於中國的新冠限制措施當時仍然存在，她還必須負擔跨城市出行總共三周的隔離住宿費用。
然而幾個月以來，楊女士一直苦於無法通過初試進入下一輪。
「你會覺得自己把自己逼入了一個死胡同，」她說。
2022年10月，開始學習一年多後，她發現自己進入了北方小城市延安一份工作的最後一輪面試。為了做好準備，她報名參加了為期一周的面試準備課程，費用為1.6萬元。她買了新皮鞋、化妝品和衣服。然後是等待——持續痛苦的五個月的等待。
今年3月，楊女士終於通過面試，並於同月被延安市交通運輸局錄用。
她的月薪只有約3000元，而她在杭州的工資是7000元左右。但現在她工作時間正常，不用擔心被解僱。住房和餐費均有補貼。內心的平靜是值得的——至少現在是這樣。
「我就是說知足常樂，」她說。「不然怎麼辦？」
菲奧娜·秦（音），2023屆
直到最近，菲奧娜·秦一直都有自己的計劃。她想考上一所好大學，然後是一所頂尖的研究生院，最後在大城市的新聞機構找到一份記者的工作。
2022年秋，隨着畢業臨近，似乎一切都在按計劃進行。在北京攻讀碩士的同時，她還完成了幾份實習。她設定的目標是向100份職位遞交申請，她覺得這肯定足以讓她獲得一份工作。
但很快，她的計劃開始崩塌。那年秋天，隨着新冠病毒的廣泛傳播，中國實施了新一輪的大規模封鎖。秦女士連第二天是否能離開家都無法預測，更不用說幾個月後她會在哪裏了。
由於經濟大環境不景氣，她的大部分求職申請都沒有得到回覆。秦女士開始申請任何她認為可能會要她的領域，不僅是新聞業，還有科技行業、出版社，甚至零售品牌。
無助感讓她不知所措。她說：「你想，投一百個，沒什麼回復，這是很恐怖的一個事情。」
今年1月，上海一家新聞媒體終於向她提供了一份無薪實習機會。她依靠自己的積蓄和父母的資助搬到了這座城市，簽下了一個月2600元的租約。
不過，秦女士以前可能會想辦法儘可能增加留在上海的機會——比如申請其他工作——但她現在決定只專注於手頭的實習。如果實習變成長期工作，她會很高興。如果沒有，她會到時候再想辦法。
幾個月後，她獲得了一個全職職位。但即使是現在，秦女士也對制定任何長期計劃持懷疑態度。
「有太多意外了，」她說。「現在儘量做好當下。」
伊森·易（音），2022屆
回想起來，伊森·易覺得自己有點自以為是，至少是太天真了。
易先生於2022年6月畢業，獲得了管理學學士學位。他一直聽別人說，大學學位會帶來一定的好處，他不需要像父母那樣辛苦地做蔬菜批發商。他可以得到高薪和尊重。
起初，他的期望似乎得到了證實。他在中國吉利汽車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月薪近7000元，高於像他這樣的應屆畢業生的平均水平。
但剛入職時，分配給他的主要是行政工作，比如申報費用，易先生認為這些工作配不上自己。五個月後，他辭職了。
在尋找下一份工作期間，他做了一些臨時的工作。失望隨之而來。他只做了三天服務員就辭職了，不久又離開了在一家酒店和一座遊樂園的工作。
「我好歹也是個本科生，」他說。「你讓我去給別人當服務員，我覺得有點卑躬屈膝，說實話。」
易先生遭遇的是一個中國的新問題：大學文憑不再是像過去那樣的敲門磚。幾十年來，政府成功地推動了大學擴招。然而，與畢業生資質相匹配的工作崗位供應卻沒有跟上步伐。
不過，隨着有關失業的新聞越來越多，易先生開始懷疑問題是不是在於自己的期望太高。其他做着不理想工作的年輕人似乎就能堅持下去。
去年9月，易先生決定到上海碰碰運氣。他發誓，這一次他一定要堅持下去，即使這意味着要做一些他曾經不會考慮的工作。
「其實我有時候會想憑什麼我去挑，別人挑我就算了，我沒有什麼太大資格去挑別人，」他說。
兩周後，他被一家農業化學公司錄用，月薪5200元。他在市郊租了一套公寓，全身心投入到培訓中。
「發展怎麼樣就再慢慢來，」他說。「掙快錢是不可能的，我現在想到了這一點。」
菲比·劉（音），2022屆
菲比·劉十分想在TikTok背後的中國科技公司字節跳動工作。於是，當她獲得了在這家公司的面試時，她決定全力以赴。
她花250元雇了一個線上面試輔導，會給她進行一個小時的模擬面試，並給她反饋。
許多大學生通常會在秋季校園招聘期間拿到工作機會。但現在情況不同了，儘管發出了數十份簡歷，但劉女士一個工作都沒定下來。由於壓力太大，她開始嚴重爆痘，於是她去看了醫生，花了大概500元。
花出去的錢越來越多。在北京，她在另一家科技公司小紅書實習，為在這個城市一間與他人合住的房間本來就要支付大約3000元房租。實習工資為大約150元一天——幾乎不夠線上面試輔導費用的一半。
但劉女士很是迫切。進入了字節跳動第二輪面試後，她又花錢買了一次輔導。然後她又進了下一輪面試——於是，又買了一次輔導。
「人就會在這個時候想盡一切辦法，買一個保底和心安，」她說。
劉女士最終沒能獲得字節跳動的工作。為了準備別的面試，她需要跟實習單位請假，每次都要放棄半天的工資。她又去看了醫生，導致她在醫療方面花的錢已經達到了約1000元。
最終在12月，劉女士憑藉着她在小紅書的實習獲得了一份全職工作。她拿到的薪水高於平均值，年薪約為25萬元。
但找到自己第一份全職工作是如此之難，令劉女士感到心有餘悸。例如買房等其他成年生活的傳統指標感覺更難以企及了，尤其是在北京這個如此昂貴的城市。儘管她經商的父親在中國經濟繁榮發展時頗為成功，但她對自己是否能像父親一樣向上流動感到懷疑。
「我想，我自己奮鬥10年20年，真的會變得那麼有錢嗎？」她談到自己的父母一輩時說。「現在你靠努力或者什麼的，你絕對不可能這樣去實現。」
蘇琪·金（音），2020屆
蘇琪·金在中國內陸一個小城長大，但一直都想體驗外面的生活。4月，她決定實現這一夢想——不管外面好不好找工作。
金女士要求文中只用她的姓氏和別名。她辭去了已做了兩年的人力資源工作，在下一份工作還沒着落且僅有約5000元積蓄的情況下搬到了上海。
「我覺得年輕人不應該過得太舒適，」她說。「去外面看看挺好的。」
金女士走的路體現出一些年輕中國人是如何堅守自己的抱負的：他們願意在其他幾乎所有事情上妥協。
她迅速接受了另一份人力資源工作，儘管那份工作工資每月只有約5000元，只比她在老家掙得多一點，而老家的生活成本要低得多。她找了兼職工作，周末在遊戲廳做收銀員。
金女士儘可能地減少支出。她的主要目標是留在上海。其他都是次要的，包括對工作的要求。
「我的要求不高，」她說。「有許多人要優秀得多。」
她的實用主義讓她一直有底氣冒新風險。她在第一份工作做了幾周後就辭職，以尋找一份薪水更高的工作，因為她知道如果有必要，她完全可以回去做不那麼光鮮的工作。
大約一個月後，她又換了現在這份工資約為每月9000元的工作——比她在老家掙的多了一倍。
即便是有了這份新工作，金女士還是已經在提前思考她的下一個冒險了。在上海工作幾年後，她想試試其他城市。
「都是人生經驗，」她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