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和德國醫學界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繫。
英文大紀元專欄作家Robert Kogon撰文／信宇編譯
恰逢美國免疫學家安東尼‧福奇（Anthony Fauci）在美國國會閉門作證之際，最近一份重磅報導指出，根據美國《信息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簡稱FOIA）公佈的電子郵件顯示，2017年6月，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研究所（簡稱WIV）新發傳染病研究中心主任石正麗在首都華盛頓郊外的美國國家過敏與傳染病研究所（簡稱NIAID）會見了福奇。
根據當前最流行的「實驗室病毒外泄」理論，石正麗對蝙蝠冠狀病毒的研究理所當然地被懷疑是導致新冠（COVID-19）的SARS-CoV-2病毒的源頭。
在美國非營利組織「美國知情權」（U.S. Right to Know）的原始報導的基礎上，《每日郵報》（Daily Mail）的標題更加聳人聽聞，宣稱「美國科學家在大流行之前，與研究新冠病毒『蝙蝠女』舉行了秘密會談，目的是使冠狀病毒更加致命……」。眾所周知，石正麗以對蝙蝠冠狀病毒的研究著稱，被外界稱為「蝙蝠女」（Batwoman）。
然而這次會談並沒有什麼「秘密」可言。假設會議確實召開過——從引用的電子郵件內容最多只能推斷出這一點——那也只是沒有公開而已。在當時，即在新冠（COVID-19）疫情爆發之前，這個會面無論如何都不會成為公眾關心的問題。
此外，儘管「美國知情權」報導的標題「『實驗室病毒泄露』風波中心的科學家與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的福奇會面」，暗示福奇本人與石正麗會面，然而福奇甚至不是該電子郵件的參與者。「生態健康聯盟」（EcoHealth）的彼得‧達扎克（Peter Daszak）聲稱的所謂罪證郵件的收件人，是來自美國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NIAID）下屬部門的埃里克‧斯特米（Eric Stemmy）。目前更新版的文章（點擊此處 Scientists at the center of the『lab leak』 controversy met with NIH, Fauci）似乎承認福奇沒有出席相關會議，儘管他確實在四個月後與達扎克見過面，然而沒有見到石正麗。
但是，為了便於論證，我們不妨假設石正麗確實如達扎克所願，陪同達扎克去了NIAID；甚至假設安東尼‧福奇出席了達扎克提議與石正麗一起在那裏發表的演講，正如標題所暗示的那樣。
好吧。
那麼，德國病毒學家克里斯蒂安‧德羅斯滕（Christian Drosten）呢？他是臭名昭著的超靈敏PCR（聚合酶鏈式反應）檢測方法的設計者，這個檢測方法幾乎立即被世界衛生組織（WHO）採納為檢測COVID-19感染的「黃金標準」。可以說，德羅斯滕在全球應對COVID-19的過程中所起的作用要比福奇重要得多，後者的作用基本上僅限於美國。
如果德羅斯滕「也」會見了石正麗呢？
他確實見過，而且我不需要偽造一份極其不可靠的文件來推斷這一點。我可以輕而易舉地證明這一點，事實上我在一年多以前就已經證明了。因為下面的照片正是克里斯蒂安‧德羅斯滕和石正麗的合影。
德國病毒學家克里斯蒂安‧德羅斯滕（Christian Drosten，右）與中國病毒學家石正麗（左）在一起。(Screenshot)
彼得‧達扎克在電子郵件中提到了石正麗，而這封郵件甚至不是發給福奇的，這張照片怎麼看也比那封郵件更具有爆炸性吧？
這張照片來自2015年在德國柏林舉行的「中德傳染病研討會」。該研討會的日程可點擊此處查閱。
此外，如果我們翻出研討會與會者的完整合影，還能發現其他一些值得關注的與會者。
「美國知情權」組織的電子郵件顯示，彼得‧達扎克還希望帶着武漢病毒研究所的另一位研究人員周鵬參加他在美國NIAID的會議。在下圖的前排處，也就是在德羅斯滕的左側幾個位置，那個個子不高、有點齙牙、打着藍色條紋領帶的男人，可不僅僅是另一位武漢病毒研究所的研究人員，他是時任武漢病毒研究所所長的陳新文。（陳新文的照片和簡歷請參見武漢病毒研究所舊版的「所長」簡介頁面。）
2015年在德國柏林舉行的中德傳染病研討會。(Screenshot)
此外，一些觀察家認為，石正麗身邊的這位長發飄飄的年輕女性正是王延軼，她是武漢病毒研究所的現任所長，當時還是該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員。（王延軼的照片和簡歷請見武漢病毒研究所現任「所長」網頁。）與德羅斯滕、石正麗和陳新文不同的是，王延軼並未被列為研討會的與會者。然而她可能參加過研討會，這並非不可能。
中德傳染病研討會由德國衛生部資助。時任衛生部長赫爾曼‧格羅赫（Hermann Gröhe）親自擔任首位發言人。其他德國與會者包括德國醫學協會主席弗蘭克‧烏爾里希‧蒙哥馬利（Frank Ulrich Montgomery）和德國公共衛生機構羅伯特-科赫研究所疫苗接種常設委員會現任主席托馬斯‧梅爾滕斯（Thomas Mertens）。梅爾滕斯就是那個戴着領結、活潑可愛的大鬍子，他就在德羅斯滕後面幾排。
此次研討會由位於埃森大學（Essen University）醫院病毒學系的中德跨地區合作研究中心主辦。中德研究中心或中德跨學科重大合作項目「TRR60」由德國研究基金會（DFG）從2009年至2018年提供資助。德國研究基金會相當於德國的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
照片中間穿條紋襯衫的光頭男子是TRR60項目的德國負責人、埃森大學醫院病毒學系的烏爾夫‧迪特默（Ulf Dittmer）教授。
您可以點擊TRR60網站，向下滾動找到這張照片。
除東道主機構和德國的波鴻大學（the University of Bochum）外，合作研究網絡還包括四所中國合作機構。六家合作機構的徽標見下圖，圖片來自TRR60網站。以「阿斯克勒庇俄斯之杖」和蛇為主題的無字標識是埃森大學醫院的標識。然而我們在此特別關注的是圓圈底部的綠色和紫色標識。
下面我們再來聚焦一下，仔細看看下圖。
這是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研究所的標誌。
TRR60網站上顯示，中德合作的主題是「慢性病毒與免疫系統細胞的相互作用：從基礎研究到免疫療法和疫苗接種」。
現在，最近關於達扎克、石正麗和福奇之間可能接觸的大部分外部關注，都聚焦於「生態健康聯盟」、武漢病毒研究所和其它美國研究機構之間擬議的聯合項目的披露，達扎克在2018年為該項目向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DARPA）申請了資金。例如，請參閱此處，了解《每日郵報》的詳細報導。然而這個提議遭到了DARPA的拒絕。這到底如何證明美國贊助了石正麗的所謂危險研究呢？
相比之下，中德聯合病毒學研究項目TRR60得到了德國研究基金會整整十年的資助！此外，當兩個五年資助期中的第二個資助期結束時，該項目並沒有解散，而是如我之前在多篇文章（詳見這裏和這裏）中所討論的那樣，成立了一個成熟的中德病毒學實驗室，總部就是設在……中國武漢！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為什麼會有雙重標準？難道美國人，或許還有英語圈的其它成員，真的如此狹隘，以至於不屑於關注與非英語國家及其政府有關的有據可查、明顯相關的事實嗎？抑或是社交媒體的算法，尤其是X平台的算法，放大了美國的敘事，壓制了德國的事實，從而讓天真的美國人為德國的錯誤行為背黑鍋嗎？
畢竟，就在一年多前，全球首富埃隆‧馬斯克（Elon Musk）在X平台上告訴全世界，他的代名詞是「起訴/福奇」。我現在要重複我之前已經說過的話。為什麼不是「起訴/德羅斯滕」？如果X平台允許上述圖片成為熱門話題，毫無疑問，許多人也會提出同樣的問題。
說到武漢的中德聯合實驗室，那裏進行的究竟是什麼性質的研究？為什麼沒人過問？為什麼沒有德國記者追問？此外，為什麼沒有類似「德國知情權」的非營利組織試圖獲取相關的電子郵件往來，比如克里斯蒂安‧德羅斯滕的電子郵件？畢竟，德羅斯滕曾經說過，他是先於世界其它地方從武漢未具名的同事那裏了解到這種新型冠狀病毒的。
如果真的存在「實驗室病毒泄漏」事件，也許我們應該更多地了解這個實驗室的來龍去脈。
畢竟，正如我所指出的，武漢首次報告的新冠病毒（COVID-19）病例群恰恰發生在中德聯合實驗室附近，而不是武漢病毒研究所附近。也許石正麗也只是被當作替罪羊罷了。
作者簡介：
羅伯特‧科貢（Robert Kogon）是一位歐洲財經記者、翻譯和研究員，涉獵廣泛，著述甚豐。欲閱讀他的文章，請瀏覽網站：EdV1694.substack.com。
原文：German Scientists Met Openly With Wuhan『Batwoman』原刊登於美國布朗斯通研究所（the Brownstone Institute），授權英文《大紀元時報》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