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大學生劉建用相機記錄了89學運的全過程。近日，劉建在美國把他珍藏三十年的兩千多張學運照片公之於眾。劉建說，他曾經選擇遺忘六四。但為什麼他如今又公佈這些照片？
記者：劉先生，您這兩千多張八九學運的照片，您當時是出於什麼樣的目的去拍攝的？
劉建：我當時21歲，是個大學生，學校里組織了一些去天安門的活動，我都參加了。實際上，當時我住得離天安門比較近，而攝影是我的一個愛好。我是拿着相機，一直在拍。當時，我拍這些，就是從一個旁觀者的角度來拍的。
參加學運的有社會各方面人士，以大學生為主，還有北京市民，各個企業，政府部門，還有警察和部分軍人。甚至還有中央黨校。
記者：這些照片中有哪些是讓您印象特別深刻的？
劉建：其實很多照片都是經典的，從最開始，包括4.27大遊行，包括絕食，請願，最後到6月3日晚上和6月4日早上。
記者：您說您看到了有軍人參與示威，這些是戒嚴部隊的軍人，還是其他身份的軍人？
劉建：軍人包括有老兵、武警等，都是給了學生很大的幫助，他們很多人是穿着軍裝。我說的不是戒嚴部隊的人，因為他們是軍事行動的組織，不太可能參與到學生的行動裏邊。
記者：您的照片中，有沒有六四事件本身的照片？
劉建：六月三日晚上我沒有拍太多，因為當時是非常危險的。六月三日晚上，我記得我當時是在翠微路附近，就是城鄉貿易中心前面那一塊兒，都比木樨地還要靠東一些。當時是晚上，因為是膠片，是根本拍不出來的，那個膠捲後來根本就廢了。
記者：六月四日臨晨，天安門的局勢平息下去了，事後您有沒有去拍現場的照片？
劉建：沒有去。六月四日早晨六七點，我起床以後，出門看見，當時已經有三輪車（板車）拉來一些已經死亡的人。
記者：你是親眼看到的？
劉建：是我看到的，在水利醫院。這些屍體放到了水利醫院後面的一個小房子裏。我拍了一些照片，那個房子裏大概有三四十具屍體。但是，我不知道他們是大學生，還是北京市民，或是其他身份，但不是軍人。他們死得很慘。
記者：你看到他們身上是什麼樣的傷？
劉建：全是子彈打的。
記者：你能辨別得出那是子彈的傷，是嗎？
劉建：一定是的。如果是磚頭，或是別的東西打的，那傷口都不一樣。
記者：當您看到這些屍體的時候，您的想法、感受是什麼？
劉建：當時的心情非常沉重。因為這些人前幾天還和我一樣，就是在天安門廣場啊。他們可能是學生，可能是支持學生的市民，甚至可能是政府認定的暴徒，我覺得這些人最不該死。但實際上都是被槍打死的。在這二、三十具屍體裏，有五、六具是直接打腦袋，腦袋是被爆開的。現場很慘，那幾個場景我拍都沒拍。
另外的一個房間裏還有十多具屍體，我當時覺得給這些屍體拍照片也是很不尊重的。我拍了三、四張，我就出來了。空氣當時的味道也很濃，血腥味。他們的血還沒有干。
記者：當時您是支持學運的，但三十年後，您怎麼看待這場學運？
劉建：其實我對政治並不敏感。當時，我從一個普通老百姓，或者一個大學生的角度來講，我覺得，爭取民主的運動，無論它對與不對，都應該是每一個人最基本最基本的要求。
我從事件之後，就把這些圖片藏起來了。當時，這些還是膠片，還沒有洗印，大概兩年之後才洗出來。在國內的這種狀況下，這二十六、七年時間，其實我都是選擇在遺忘。
記者：為什麼選擇遺忘？
劉建：對，選擇遺忘。這也是共產黨希望的，把這個事情淡忘，讓時間去遺忘。
記者：您說選擇遺忘，但這三十年，您還是把這些照片好好地保存着，是嗎？沒有想過要銷毀嗎，既然你已經選擇了遺忘？
劉建：六四之後，政府動用了各種手段，包括從學校方面，從社會方面，收繳和六四相關的各種物品，當然圖片和影像是最為關鍵的。
記者：就沒有人找您詢問過您拍的這些照片嗎？
劉建：在學校，老師還是比較偏袒我們的，所以學校裏面沒有上繳。而我住在大院裏，所以也沒有象社會上那麼深入地查。
記者：大院是指政府大院，還是軍隊大院？
劉建：我的父母都是軍人。
記者：軍隊大院裏是個什麼氛圍？對這個事件是什麼樣的看法？
劉建：我覺得他們後來都不太討論這些問題，大院裏都在迴避這個話題。
記者：迴避！迴避也是一種態度。那麼，在事過三十年後，為什麼您有決定把這些照片公之於眾呢？
劉建：我真的很後悔，這麼晚才拿出來。在2018年底，快過元旦的時候，我就對女兒說，明年就是2019年，明年也是8964三十年。我女兒就很驚訝地問我，8964是什麼？
我說，你不知道嗎？她說，從來不知道。當時我女兒是15歲，但她不知道。所以，我很驚訝，我說，你們初中畢業了，你們對歷史，都不知道8964是一個什麼事件？那就是說，在中國的教育裏面，完全把這一段是抹殺了。但作為中國來講，作為教育工作來講，應該讓人知道真實的是什麼。
記者：所以，您公佈照片的意義是想讓更多的人了解這個事件，是嗎？
劉建：是的。
記者：謝謝您接受我的採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