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意，我還罵了他一次。我只能罵罵而已，我換不了他。因為有人支持他。耀邦一下台，他很快提出"第二次撥亂反正"。我問他："撥誰的亂？反誰的正？撥胡耀邦的亂？不能全算是胡耀邦的問題吧？"我還說："我知道，這話不是出自於你。"他急忙說："是我說的。是我偶爾失言。"我批評他："聽到小平說'主要是反左'，你們宣傳部如喪考妣。這是什麼精神狀態？"和他在一起聽批評的還有王維成。我罵他時胡啟立也在場。
這一層人都不是在前台的人所能決定的。總書記耀邦不能決定我能不能當總理。在最高領導層的人事上我們前台的人沒有發言權。真正有發言權的就是兩位老人（鄧、陳）。第三位（先念）有影響，但不起決定作用。只要兩位老人達成了一致，就成了。稍微了解中國政治的人，不會相信耀邦下台我起了作用。
吳江講的幾件事情都不符合事實。說耀邦贊成鄧退休，就讓他下台。耀邦決不會說"我舉雙手贊成"，鄧也決不是在這件事上對耀邦有意見。耀邦下台前鄧從來就沒有對我說過他退不退的問題。外國記者問我鄧退休問題，我從不回答。
小平對耀邦很好。有這樣的結果是兩個人政見不合。主要是對知識分子問題。從反精神污染沿下來，到和陸鏗談話。和陸鏗的談話是導火線，86年學潮也是導火線。僅這次學潮小平不會把耀邦拿下來。小平和耀邦分手與和我分手不一樣。"六四"前鄧對我是信任的。他認為"六四"看清了我。說我是"自已暴露的"。小平和我分手沒有耀邦那麼長的過程，只是"六四"。他和耀邦是幾年的積累。他對耀邦的信任一年一年地減少，最後到完全不信任。
耀邦下台我沒有為他說話，也沒有落井下石。為什麼不為他說話？說也沒有用，我也認為耀邦再也無法搞下去了。
耀邦下台後在我腦子裏最重要的問題是怎麼對待反自由化問題。搞不好就會傷害很多人。耀邦一下台，鄧力群一批老人勁頭大得很。他們一搞就會傷很多人。我和鄧力群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決裂的。他恨我勝過恨耀邦。我把他的研究室撤了，不讓他管意識形態。耀邦不敢做的事我做了。這是因為他們勁頭太大，沒有迴旋的餘地。我在國務院工作時不知道耀邦的苦處。我一當總書記就怕這件事。我說我這個人對意識形態沒興趣，我也懂。我喜歡幹些實實在在的事。反自由化上有小平，下有鄧力群，還有中紀委，我很難。開名單啊，一批一批地往上送啊。中顧委一些老同志一說反自由化，就認為過去幾年都錯了。還好，我把我的想法和小平徹底談了一次。他這根神經（指怕否定改革）比較緊。我跟他談了一次，他轉過來了。說，不能這麼搞。這就產生了我的"五一三"講話。我不願當總書記，但是，在反自由化的情況下，我認為我在這個位置比別人要好一些。要讓別人當總書記更不好辦。
小平在政治上決不放鬆，經濟上他無所謂，只要把經濟搞上去就行了。這也是你提的"政治上反右，經濟上反左"那個問題吧？我現在認為，長期政治上集權，經濟上放開，不行。現在社會上很多問題歸根結底就在這裏。再這樣搞10年，中國社會成什麼樣子很難說。
現在要找到政治體制如何逐步適應經濟基礎的辦法。現在這個問題是禁區，不允許討論。這就找不到建設性意見。
腐敗啊，社會風氣不好啊，問題都在這裏。解決這些問題原來的辦法不靈了。不研究新辦法只好用老辦法。整風，整黨，教育，培訓，解決不了問題。現在的問題歸根結底是另外的原因。如果完全回到過去，所有的都由國家安排，離了國家飯都沒吃的，老辦法就有效。能回到那個時候嗎？又想搞市場經濟，又想搞那一套，不行。怎麼辦呢？這是很重大的課題，要允許討論。閉着眼睛不看現實，只搞思想淨化運動，是不靈的。有人說現在的辦法只能治標，不能治本。我看連標也治不了，都是空話。
現在社會上這些問題究竟是怎麼產生的？怎樣才能解決這些問題？經濟基礎變了，上層建築如何改變？過急了不行。完全照搬外國也不行。但是，怎麼走，要允許討論。他們怕一說可以討論，就收不住了。還是輿論一律。
楊問：聽說1975年您去四川時小平和您有一次重要談話。1976年您在這個問題上保護了他。這是他後來起用您的一個原因。是不是有這回事？
趙答：1975年我去四川時小平是和我談過一次話。主要內容是要大刀闊斧地干，不要怕人說你是還鄉團。那時派賈啟允到雲南，小平也和他談過這樣內容的話。在批鄧時賈啟允慌了，沉不住氣了，把這段話說了出來。"還鄉團"就成了鄧的一條罪狀。我當時覺得這是口頭談話，就沒有說出來。
楊問：外面有這樣一種說法，說北京風波時，鄧之所以沒有採納你緩和矛盾的意見，是因為那時鄧對您不信任了。而不信任的原因是陳毅元帥的兒子讓您和鄧劃清界線，您接受了，您下面的人還按照這個想法有些活動。有這麼回事嗎？
趙答：你說是陳小魯吧？他曾在政治體制改革研究會幹過。北京風波時我沒見過他。我下台前沒和他接觸過。他當駐英國使館武官時我在英國見過他。我下台後他來看過我一次。我說：你還敢看我？他說，我已經下海做生意了，怕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