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文革的起源，有兩種說法最為流行。一是權力鬥爭說，這一說認為，文革起源於毛劉之間的權力鬥爭，劉少奇的集團，已經危及到了毛澤東的統治，所以，才有這場文革。一是理想社會模式說（烏托邦模式），這一說認為，毛搞文革，是因為不滿意1949年建政以來中共的官僚化，力圖建構一個沒有官僚主義的共產主義理想社會。
這兩種流行說法，我都不認同。當年毛劉之間，劉真的威脅到毛的地位了嗎？真的想取而代之了嗎？顯然沒有這個可能，儘管報紙上毛劉並列，兩人的實力對比，就像毛後來說的那樣，只要他動一個小指頭，就會把劉搞掉。雖然按毛後來跟斯諾的談話，早在七千人大會上，他就動了拿掉劉的心思，如果是單純拿掉劉的話，用不着如此大動干戈。而至於烏托邦模式，當年毛還是五四青年的時候，就嘗試過工讀互助團和菜園子，都失敗了。而且，大躍進的大規模烏托邦運動，剛剛慘敗，作為一個一直相當現實主義的中共領袖，怎麼會在幾年之後再行此道？所謂反官僚主義，修正主義的說法，到底是一種鬥爭整人的藉口和旗號，還是真心認為黨內就是存在這樣的危險，或者說，兩者的比例，前者要比後者高很多。其實，很難有定論。
在大饑荒之前，毛在國內，是救世主，是超越一切的神，全黨全國人民，對他畢恭畢敬，無條件崇拜。在國際上，他要做國際共運的領袖，做斯大林那樣的世界革命的領袖。正是為了跟赫魯曉夫爭這個領袖，才倉促發動了大躍進運動。1956年之前的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的所謂成功，給了他嚴重的錯覺，覺得經濟建設也可以通過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在短時間內產生奇蹟。而反右運動的結果，讓所有持不同意見的人，不是被封了口，就是噤若寒蟬，客觀上強化了他的自負和自信。
然而，大躍進過後的嚴重饑荒，國民經濟的大幅度下滑，不僅讓國際共運領袖泡了湯，而且使這個「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人，變成了國際笑柄，尤其是社會主義陣營中的笑柄。更嚴重的是，在嚴重的饑饉，遍地餓殍面前，黨內的質疑聲紛起。七千人大會，原本是個征糧的會，卻在反對聲中，被迫開成了一個讓黨內官員出氣的會。在這個出氣的過程中，毛的神文英武，第一次遭到了懷疑，一向不肯下罪己詔的他，在會上不得不做了檢討。雖然，會上也有林彪這樣的拍馬屁的聲音，但是這樣的聲音並非主流，連彭真這樣昔日的愛將，都對毛提出了質疑。
顯然，毛不是一個輕易認輸的人，他要反擊。因此，饑荒的危機剛剛過去，文革的預演，就已經開始了。首先是重樹他的權威，加強對他的個人崇拜。從學雷鋒，編排大興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到大講階級鬥爭，都是為了一個目的，再搞一次更大規模的延安整風。四清運動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實際上就是小文革，目標就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其實就是在黨內重新洗牌，重建人們對他的崇拜和無條件信任。做一個諳熟傳統統治權術的大師，他知道，只有把人先整了，然後再解放出來，才能徹底降服這些人。期間，死掉的，就算沒有經受起考驗。按照以往運動的路徑依賴，他還是想動員農民，所以，四清和社教運動，在農村開展。然而，此時的農民，先是被工業化運動拋棄了，繼而遭遇大饑荒，已經完全喪失了對革命的興趣和能力。所以，四清運動戛然而止，轉到城裏，開展文化大革命了。果然，文化大革命開展之後，黨內對毛澤東的懷疑消失了，他在國內的神格升高了好幾度，變成超神。在國際上，雖然社會主義陣營的領袖做不成了，但卻成功地在世界非執政的共產黨內，分裂出「馬列派」，毛儼然成為各國共產黨（馬列）的領袖，進而升格為世界人民的紅太陽。從某種意義上說，文革前的兩個他特別在意的符號，都非常明確地落在了他的身上。
當然，文革之所以能發動起來，還有其他的條件。由於中共建政以來，已經形成了以運動方式開展政治運作的模式，從本質上講，文革和此前的多次政治運動，沒有本質區別。毛澤東可以很現成地採取這種形式，動員民眾，操作文革這一場超大規模的運動。
同時，由於這樣的運動接連不斷，中國的政治文化，缺失了最起碼的文明因素。只要進入運動程序，正常的倫理就會變成運動倫理，必定突破人類文明的底線。朋友之間的互相告發，父子夫妻相凌，成為常態。而長期以來，階級鬥爭式的教育，也加劇了人們對文明尺度的背離。人們潛意識裏的惡，被最大限度的激發出來。這樣的文化背景，成為文革得以爆發的重要條件。也使得文革的惡鬥，成為可能。
最後，同樣是由於歷次政治運動，整人太多，形成了普遍的積怨，也造成了城鄉之間巨大的差異，也為運動的發動，提供了廣泛的人脈基礎和社會氛圍。城裏人對運動的熱情，遠遠高過農村人。在這裏，各級官員的官僚主義，長期以來對民眾的整治，當然也是能把運動發動起來的社會因素。但是，必須指出，這個因素，並非是關鍵的。事實上，在運動初期，很多地區都出現了大批保皇的民眾和保皇的團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