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的中央大學，是南方最好的國立大學。羅家倫從1932年開始主持校務，長達十年之久。在此期間，無論是院系整頓、課程設置、添置圖書儀器以及未來的發展建設，以及師生的日常瑣事，他都過問。
有人說他好大喜功，他卻說自己是想把中央大學辦成美國的哈佛、英國的牛津和劍橋，以及巴黎大學和柏林大學。為此，他在精簡行政機構、節約開支的同時，非常重視增添圖書儀器和教學設備。羅家倫上任前，有一年圖書儀器方面的開支是3萬6千多元。他上任以後，四年內圖書儀器經費高達120萬元，每年平均30萬元，是過去開支的將近10倍。羅家倫說：我在中央大學，「充實的不僅是圖書儀器，而且還有教學人才。聘人是我最留心最慎重的一件事。」
因為中央大學位於當時的首都，所以有人想把親朋好友安插到這所學校，但都被羅家倫拒絕。因此他在離任時能夠說這樣的話：「我撫躬自問，不曾把教學地位做過一個人情。縱然因此得罪人也是不管的。」
據說蔣介石曾問教育部長王世傑：「羅志希（羅家倫字志希）很好，為什麼有許多人批評他、攻擊他，這是什麼原因？」王回答說：「政府中和黨中許多人向他推薦教職員，倘若資格不夠，他不管是什麼人，都不接受，因此得罪了不少人。」
1934年，羅家倫感到中央大學地處南京市的中心地段，四周車馬喧囂，市井氣逼人，既不是研討學問的環境，又沒有發展的餘地。於是他決定在郊區另覓新址，建造一所能容納五千至一萬人的首都大學。
羅家倫的想法得到教育部長王世傑的大力支持。王世傑曾經是武漢大學校長，他在珈珞山主持建造的武漢大學校園，在30年代初被胡適視為「中國進步」的標誌。
當時國家急需航空人才，上面把這一任務交給中央大學。羅家倫利用這一機會，徵得蔣介石同意和國民黨中央全會批准，先獲得240萬元建築經費，讓新校園建設開始起步。
為了選擇合適地址，羅家倫在南京郊區四處尋覓，終於選定中華門外石子崗一帶。他認為那裏山林起伏，氣象宏大，「不但環境優美，格局軒昂，而且其間有安置一切近代式的實習工廠和農場之餘地。再加上還有一條秦淮河的支流通過，更能增添校園美好的景致。」
羅家倫說，他這樣做是參考了英國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的經驗，吸取了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和德國柏林大學的教訓才決定的。因此他在詩中把新校址視為「理想的學術都城」，並把這一計劃當作「玫瑰色的甜夢」。經過緊張的準備，新校址於1937年1月鑿井，5月正式動工，預計在1938年秋季可以落成。
這時的中央大學，除了文、理、法、教、工、農、醫七個學院及其所屬三十多個系科外，還有一個附屬牙醫專科學校，一個實驗學校，一個畜牧獸醫專修科，一個航空機械特別研究班，兩個研究所，一所實行義務教育的小學、22個實驗農場，其規模可謂蔚為大觀。
正當羅家倫雄心勃勃地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時候，突然爆發的盧溝橋事變，打破了他那「玫瑰色的甜夢」。這時羅家倫正在廬山開會。幾天後，他為學校招生出題的事飛回南京，同時開始佈置遷校事宜。在這方面，羅家倫有未雨綢繆的遠見。
其實早在一年前冀東事變時，他就讓總務處準備了一批裏面釘了鉛皮的大木箱。廬山談話會結束後，他先拿出550隻木箱用來裝重要的圖書儀器。可以設想，如果事先沒有準備，事到臨頭肯定是來不及的。
因為是突然事件，中央大學根本不知道該向何處搬遷。於是羅家倫派幾位教授分別去兩湖、四川尋覓校址。在這危急關頭，教授們不但顧不了家庭，還要承擔意想不到的風險。據說心理學教授王書林在湖南醴陵時，居然被當地縣長當作漢奸捉了起來，最後還是由省教育廳廳長朱經農出面才被釋放。
不久，敵人開始空襲南京，中央大學破壞嚴重。在這種情況下，羅家倫指揮若定，他剛讓男女生從危險的宿舍搬出，那裏就遭到轟炸。他說這樣做這不是什麼靈感和直覺，而是因為有一顆負責任的心。
隨後，他率領教職員工，在戰火中井然有序地進行搬遷。經過兩個月多月努力，到了10月下旬，中央大學不僅全部遷往重慶，還在嘉陵江畔的沙坪垻蓋起可以容納上千人的校舍。11月初，中央大學在重慶正式上課，「這個速度，不能不算是一個紀錄！」
後來羅家倫回憶說：「我們這次搬家，或者可以算是較有計劃有組織的；幾千個人，幾千大箱東西，浩浩蕩蕩的西上，於不知不覺中，竟做了國府為主持長期抗戰而奠定陪都的前驅。這次搬來的東西，有極笨重的，有很精緻的；還有拆卸的飛機三架（航空工程教學之用），泡製好的死屍二十四具（醫學院解剖之用）。」
他還說：「若是不說到牧場牲畜的遷移，似乎覺得這個西遷的故事不甚完備。中大牧場中有許多國內外很好的牲畜品種，應當保留。我們最初和民生公司商量，改造了輪船的一層，將好的品種，每樣選一對，成了基督教舊約中的羅哀寶筏（Noah's Arc），隨着別的東西西上。這真是實現唐人『雞犬圖書共一船』的詩句了。可是還有餘下來在南京的呢？我以為管不得了。所以我臨離開的時候，告訴一位留下管理牧場的同人說，萬一敵人逼迫首都，這些餘下的牲畜，你可遷則遷，不可遷則放棄了，我們也不能怪你。可是他決不放棄。敵人是十一月十三日攻陷首都的，他於九日見軍事情形不佳，就把這些牲畜用木船過江。由浦口、浦鎮，過安徽，經河南邊境，轉入湖北，到宜昌再用水運。這一段遊牧的生活，經過了大約一年的時間。這些美國牛、荷蘭牛、澳洲牛、英國豬、美國豬和用籠子騎在他們背上的美國雞、北京鴨，可憐也受日寇的壓迫，和沙漠中的駱駝隊一樣，踏上了他們幾千里長征的路線，每天只能走十幾里，而且走一兩天要歇三五天。居然於第二年的十一月中到了重慶。我於一天傍晚的時候，由校進城，在路上遇見它們到了，仿佛如亂後骨肉重逢一樣，真是有悲喜交集的情緒。領導這個牲畜長征的，是一位管牧場的王酉亭先生；他平時的月薪不過八十元！」
對於這件事，當年還是學生的王作榮說：「在所有內遷的學校中，中大是唯一事先有準備，臨危又不亂，將全部圖書儀器遷至後方，立即安定下來，維持弦歌不絕的一個學校。雖然其他中大老師對遷校之功甚大，但究竟不能缺少當家者的氣魄與眼光。中大不僅圖書儀器全部內遷，連農學院的外國種牛豬雞等都經過一年多迢迢萬里的跋涉，而到達重慶。在化龍橋附近與羅校長的座車相遇，連天烽火，幾番生死，老友異地重逢，羅校長的詩人氣質又來了，單向熱淚盈眶，下車與那些畜牧擁抱親吻了一番。中大附近的居民常羨慕中大的校工廚師的談吐舉止，都有大學生之風，其實，中大的牲畜都有中大之風——樸實而有光輝。默默的走遍長江黃河，秦嶺蜀山來參加抗戰行列，多麼樸實，多麼光輝。」寫完這段話以後，他真誠地表示：「羅校長遷校成功應得到一個勳章」。
中央大學在重慶的校址選擇在沙坪垻的松林坡。這裏景色是非常美麗，一邊是碧綠的田野，一邊是清徹的嘉陵江。鱗次櫛比的教室和宿舍以圖書館為中心，散佈在小山坡上，再加上松濤洶湧，花香襲人，儘管校舍簡陋，卻是個很好的讀書環境。入川後第二年，由於流亡青年的湧入，中央大學學生增加到兩千多，於是羅家倫又在嘉陵江對岸的柏溪建立分校。柏溪是嘉陵江支流，這裏山巒起伏，恬靜幽雅，風景極佳。羅家倫以松林坡建校經驗，歷時兩個月，又蓋起數十棟校舍。據王作榮說，這裏「桃李滿園，……蔓草叢生，蛙鳴陣陣，蟲聲唧唧」，倒像一個世外桃源。
羅家倫說，由於手裏有那筆建校款，因此他在南京沒有實現的理想，卻在兵荒馬亂中到重慶實現了。所以他感嘆造化的安排使他「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於是，中央大學學生人數由南京的一千多人增加到三千多，教師、學系也大有增加。當時日寇對重慶狂轟濫炸，中央大學也不能倖免。王作榮親眼看到，「一天下午敵機來襲，緊急警報已發出，大群的同學們仍在行人路上游來游去。羅校長身着夏布長衫，兩臂伸張，不顧自身的危險，跟在同學們的後面追趕大家進入防空洞，像個牧羊人要保護他的羊群不受傷害一樣，那景象感動人極了。」這一幕讓他終身不忘。
羅家倫對學生的愛護，還體現在人格的薰陶方面。早在抗日戰爭前，他就指出：「近年來高等教育今生知識的灌輸，而缺少精神人格的訓練」。抗日戰爭中，有人提出要用戰時教育取代常態教育。不少學生受其影響，也要求改變課程設置，接受速成教育。針對這種情況，羅家倫懇切地指出：有人「以為知識里有一種『萬應丸』，一吞下去就有用，對於按部就班的學問，不耐煩學。在這抗戰的年頭，不耐煩是普遍的心理，也無怪乎學生。但是知識里的『萬靈丸』是沒有的，世界上也決無速成的事。從前中國就害在日本的『速成法政』『速成師範』這些學校或班次上面，造成了一班『速成大家』回到中國來，什麼東西都是一知半解，做文章瞎吵卻是第一。你看民國元二年國會裏的人物，大部分都是日本速成的反映。『一點知識是最危險的事』，這是西方一句顛撲不破的格言。」
1941年7月7日，是盧溝橋事變四周年紀念日，羅家倫在這一天主持了他上任以來第十個畢業典禮。在這個值得紀念的日子裏，他諄諄告誡自己：「我首先要說的就是青年到社會上去要有偉大而堅定的抱負。抱負是由理想而生的，所以不能不先有理想。我們不要專看見物質的現實，人事的現實，而把自己埋葬進去了。」
接下來他要求大家走出校門後無論如何忙碌，都不要放棄學問。因為「理想是人生事業的蓓蕾，學問就是滋養這蓓蕾的雨露。」另外，他還勸大家在工作讀書之餘，要留出閒暇來思考問題。在思考問題的同時，不但要讀專業方面聽書，還要讀常識和修養方面的書。他為什麼要這樣講呢？這是因為他認為「現在的大學教育，往往容易造成狹隘的專家，不容易造成豁達的通才」。他還指出：如果沒有堅實的學問做基礎，單純憑藉學生時代的激昂慷慨或斷指血書來呼號愛國，這種人是靠不住的。
為了防止年輕人誤入歧途，他告誡自己的學生：對於黑暗勢力既不要偏激反抗，又不要同流合污。偏激反抗是拿千百萬人的生命作實驗，將國家民族的存亡當兒戲；同流合污則是非常可恥的人格崩潰。
2020-12-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