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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平:我能喊就喊幾嗓子

中國政法大學有教授私下裏不客氣地評價說,江平的歷史價值大於事實價值。我把這話告訴江平,他哈哈大笑,連連稱"說得對",又說,歷史價值就很好了。他在法律出版社的演講集,就叫《我所能做的是吶嘁》。他的自傳,正在"慢慢寫"的過程中,他說,其實沒什麼說的,說來說去就幾句話:中國的民主和法治進程不可逆轉,他能喊就喊幾嗓子,加快這進程,別的事,他也幹不了。

【中國政法大學原校長、終身教授、有「法學良心」之稱的江平19日在北京中日友好醫院逝世,享年94歲。】

我坐下來的第一件事,是偷偷觀察江平的腿。他很安然地坐着,怎麼也看不出只有一條腿。他曾騎單車去全國人大開會,門衛無論如何也看不出這個胖老頭是全國人大常委,愣不讓進。我的"看不出"和門衛的"看不出",或許不全是因為眼拙?

江平應該是一個非常有榮譽感的人。客廳的鋼琴上擺着一些小飾物,細看才見上面都有字,一個獲什麼稱號的小金杯,還有他70、75壽辰的禮物:一個水晶小座,一個燒了他照片的瓷盤,幾張照片,東西都不貴,但有敬愛在其中。小物什森森立着,樣樣都驕傲挺拔,皆因是"江平的獎品"。江平對坐着滿架人生的獎品,細說他一生的三起兩落,每每發出渾厚而富於磁性的笑。

房子的裝修風格是西式的,主人的做派也西化:他讓我自己倒水喝,接電話前先道歉,對稿子的要求是"你認為沒侵犯我的名譽權就行"。但採訪結束時,他不無艱難地起身,到臥室換了衣服出來,只為配合照張相。在我採訪過的人當中,只有最老派的先生,才有這般謹嚴的禮儀風範。

中國政法大學有教授私下裏不客氣地評價說,江平的歷史價值大於事實價值。我把這話告訴江平,他哈哈大笑,連連稱"說得對",又說,歷史價值就很好了。他在法律出版社的演講集,就叫《我所能做的是吶嘁》。他的自傳,正在"慢慢寫"的過程中,他說,其實沒什麼說的,說來說去就幾句話:中國的民主和法治進程不可逆轉,他能喊就喊幾嗓子,加快這進程,別的事,他也幹不了。

一起一落,去國懷憂

我在大連出生,北京長大,寧波只是老家。過去講家庭出身和成分,我填"高級職員"。因為父親是銀行的職員,在東北的時候相當於中國銀行會計室主任什麼的。

1937年,全家到了北京,我在英國教會學校崇德中學讀書。當時北京有八所基督教教會學校,都屬於思想比較自由的,而且和燕京大學關係密切,可以保送。所以中學畢業後我就讀了燕京大學,學的是新聞,我想當記者,跟你一樣採訪提問(笑)。

燕京大學有很多學生社團,政治、文藝、學術、社會性的都有,社會性社團就是現在的志願者,做義工和社會服務工作。我什麼社團都參加,還加入了民主青年同盟,算黨的一個外圍組織。也搞文藝演出。

實際上大學沒讀半年就解放了。學校也不上課了,我們忙着做宣傳工作,所以我算1949年3月參加工作的。當時對共產主義、共產黨的主張倒談不上很了解,但是從國民黨的腐敗來看,我們相當多的同學還是傾向於共產黨的。

最初我報名參加第四野戰軍南下工作團,手續都辦好了,連行李都打好了,臨出發前一天晚上,一個命令下來,把我留下來搞團市委的工作。北京當時組織青訓班,成立了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北平市籌備委員會,我在團市委管過文工團,還有段時間在軍體部搞體育工作。

人生的第一個轉機,是1951年,解放後國家第一次派人出國學習。當時根本沒有自費留學一說,都是公派,去的人很少。華北局來選派人,整個北京就一個名額,挑中了我。我是"革命青年知識分子",現在又是黨的幹部,在崇德學過英文,也讀過大學,算有文化的,各方面條件都符合。很難得有這麼個機會,也是非常光榮的事。

去的時候就確定學法律,我自己對法律是一無所知。原來對新聞有感情,後來在團里搞體育,也想過如果學體育多好啊。但是這麼想是不對的,一切都要服從組織分配和安排,國家派你學什麼就學什麼。

我們一共才幾個人,先去了喀山大學。喀山大學還是很有名的,列寧曾在那裏讀書,我們上課的教室里就保留了一個座位,上面刻着"列寧曾經坐過的座位"。高爾基也在那裏待過很長時間。

但我們更嚮往莫斯科,兩年後就轉到莫斯科大學了。莫斯科當然是非常的漂亮、非常現代化,生活條件跟我們比好得太多了。我們都很興奮,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未來就應該是這個樣子的!其實現在想起來也不怎麼樣,非常一般。畢竟蘇聯當時戰後沒多久,到處都有戰後的痕跡。我們的好些老師都是斷胳膊斷腿的,因為副教授以下都要上戰場打仗。不過當時覺得他們真發達,真先進。

那段時間應該是很幸福的,我還認識了一個女同學,比我低一屆的,年輕嘛,感情還是好的,只是在蘇聯不能結婚,後來回國結的婚。

蘇聯的大學要讀五年,我們加上還要先學一年俄語,一共六年,應該是1957年畢業。可我好強,原來就有英語的基礎,在國內又學了點俄語,所以在蘇聯只學了半年語言就上學了。頭半年的四門課,我後來陸續都補上了。就這樣,1956年,我比所有的同學都提前一年畢業,提前一年回來,就這樣緊趕慢趕,趕上了評為右派。

這件事對我一輩子的影響太大了。不過,嘿,歷史是不能假設,任何人和國家的命運都是如此,如果我沒提前回來會怎麼樣?當然不是右派,不會斷條腿,但也許文革又被衝擊了。假設西安事變沒發生,中國會怎麼樣?誰知道?誰都不能假設。歷史就是各種不同的因果形成的鎖鏈。

我回來就到了北京政法學院,一輩子就在那兒了。我在國外五年,中間不能回國,《人民日報》要半個月後才到,還不能全看到,所以對國內的政治運動完全不了解,一點準備也沒有,也沒有任何運動的訓練。回來時正在大搞幫助黨整風,鼓勵大家向黨提意見,尤其我是從蘇聯回來的,更應該積極。領導當然是動員我,我也覺得自己應該配合,表現積極進步,就寫了一個大字報,提了五個內容,大概是成立整風促進委員會、中層幹部要揭發、工會要自下而上搞選舉之類的,五點。大字報貼出來,開始學校還認為寫得很好,後來就看作是向党進攻。1957年定了我的右派。冤不冤不好說,又不光我一個人,全國有五十多萬呢,多少人沒活到摘帽的一天,多少人活到後來摘不摘帽都沒意義了。我不算慘的。

右派分六類,一二三類是極右,在校外勞動,四五六類在校內勞動,我是第五類,降一級,處理還算輕的。說起來,學校對我真的是比較從寬。劃右派時還專門開會討論,說我這樣的青年怎麼會成為右派。因為我在歷史上跟共產黨沒有任何仇恨,還是革命青年,是黨派出國學習的,怎麼也反動?最後討論的結果是,我受了美國等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影響。就這麼定的性。

我一划右派,很快就離婚了。兩人的感情當然很好啦,完全是因為政治原因。就在那一年,我被派到北京郊區參加勞動,抬鋼管過鐵路,不知道怎麼就是沒聽到聲音,結果被火車撞了,整個人被卷到火車底下。出事那地兒離門頭溝還有兩個鐘頭,馬上拉到最近的門頭溝醫院,也來不及,就這樣一條腿沒了。很不錯了,一條命是撿回來了。

那一年我27歲,從參加工作以來一直很順利,黨派去蘇聯學習,突然一下,政治上劃成敵人,離了婚,腿又斷了。都在一年中發生的。感覺整個世界全變了,人生也變了。刺激非常大。

1959年我就摘帽了,但即使摘了帽,仍然不能重用,摘帽右派要低人一等。而且人生的巨變已經形成,無可更改了。斷了腿後1963年我就開始教書,教俄語。

接着就到了文革。長期以來,雖然這樣那樣的運動不斷,但我一直還是相信國家能變好,還是有希望的,但到了文革,是真的比較失望了,當時已經到了中國政治上極左的地步,看不到未來。

文革期間主要不是鬥我們,我只是陪着鬥,輕輕挨幾下打是正常的,坐飛機也坐過,但是死老虎嘛,沒什麼鬥的價值。然後就下放到安徽的"五七幹校"勞動。北京政法學院文革一開始1966年就不招生了,鬧了幾年,1972年,學校正式宣佈解散,我們就地分配。可是當地不歡迎我們,要我們自已找落腳的地方,我就回北京,找到了延慶一所中學教書。這樣一直到了1978年。

我第二次組織家庭,是別人介紹的,在1967年。她老爸也是劃右派的,算同病相憐。我到延慶時,孩子已經六歲,我帶着他在延慶上學。她另外還有一個孩子,還有別的事。就這樣過了六年半。

在延慶那一段其實還是很愉快的。生活當然很差,但精神愉快,沒有什麼壓力。下面沒有太多政治歧視,更認可你的為人,你的水平。文革以前我教書,只能教俄語,不讓教馬列課程。可在延慶,學校讓我教政治課,周總理逝世,我還能在全校作報告,這算是政治上的榮譽了。

二起二落,憂讒畏譏

我人生的低谷,從1956年劃右派算起,整整二十二年。能挺過來,無非就是兩個東西在支撐着:從大的方面說,我們國家確實多災多難,我覺得自己還是應該為國家做一點什麼,讓它好起來。從個人來說,自強不息,不能成為弱者。

我當時最喜歡的一句話,刻在桌上的座右銘,是"困難只對於怯儒者存在"。無論如何,我要做生活中的強者,不能讓人恥笑,即使因為劃右派、斷腿受歧視,在業務上人家總還是認可的,認為我有學問、有能力。我從小喜歡古詩詞,在最困難的時候,寫些舊體詩,其中有"千語萬言滿胸臆,欲訴欲泣無從。長吁三聲問天公:為何射日手,不許彎大弓"這樣的句子,現在看當然有些太狂妄了。但那時候,我自認為還是有能力,但是一點都用不上,我就是這樣激勵自己的,天生我材必有用。精神苦悶的時候,我就想想卷到火車底下的那一幕,我這條命就是撿來的,賺了!連這事都經過了,人生還有什麼可怕的?還有什麼過不去的?人各種磨難都經過了之後,就不感覺痛苦了。我自己認為對待這件事還是樂觀的。裝上假肢,就要跟正常人一樣。

1978年下半年,北京政法決定復校,我就回來了。文革這一段,所有人都荒蕪了。一旦改革開放,急需法律人才,我就算有用武之地了,因為一上來就能講《羅馬法》和《西方國家民商法》兩門課。終究過去還是正規科班出身,又有英語和俄語兩門外語的優勢。終於能夠發揮自己的才能和智慧,我很高興。

也許是一個不重要的細節,這麼幾十年,我從蘇聯帶回國的法律專業書一直都保存着,也沒怎麼想,那時候也不可能有什麼想法,根本不敢想像國家還有什麼法治,只覺得這些書還有資料價值,捨不得丟,偷着還看看,現在都派上用場了。

1983年,院裏組織新的領導班子,我當了副院長。1984年,學校改成中國政法大學,我是副校長,以後是校長,就這樣。我還是七屆全國人大代表、人大常委會委員、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這一段時間,我最興奮的一件事,是"依法治國"真正寫進了憲法。對我們搞法律的人來說,靠法律能混碗飯吃還在其次,真正能實現依法治國才是最重要的。共產黨敢於把"依法治國"四個字寫進憲法,標明自己的言行活動也要在法律的範圍內,這個了不得,是進了一大步。這樣寫了,人們就可以以這個作為檢驗的標準,也是我們說話的理由。

我一直有這樣的觀念:中國社會必須前進,所謂前進、發展,其實不過就是兩條,一個是國家富強,一個是民主自由,經濟要發展,政治要進步。另外,中國不能大亂,我們從民國建立到軍閥混戰,蔣介石國民革命軍剛剛穩定,日本人又打進來了。始終不穩定。中國如果無人來管理,亂起來就不知道要倒退多少年。理智地考慮應該是這樣的。這幾點是我堅持的。

1989年,你說我主動辭職也好,被免職也好。我從中國政法大學校長崗位上下來了,做個普通教授,一直到現在。當天我帶團在國外。美國教授都勸我先別回來,看看再說,但我自己主動回國來。這大概也是我罪過不太大的原因,我率團回來了。已經事後了,學校黨委擴大會議上,書記說完要校長說話,我就說了三句。當時我想明白了,大不了這個校長不當了,不相信會把我抓起來,我還是教授,還是人大常委會委員呢。我知道後果。但自己的政治態度要明確,見解要表達,否則沒法跟自己、跟歷史交代。這個跟1957年反右不同。57年我思想上沒有太大的對抗,因為還沒有完全獨立的政治見解,更多的還是確實覺得自已做得不對。

這之後我的態度一度比較對立。後來到小平同志南巡講話,要繼續堅持改革開放,我的態度才緩和下來。堅持改革開放是對的。

撥亂反正後,我的兩個大的思想變化,這是一個,依法治國寫進憲法是另一個。

三起不落,寵辱不驚

你說到新一代身份證問題,正面是"公民",背面是"居民"身份證,這當然是個問題。身份證要表明的什麼,這一點不明確。"公民"是憲法的概念,身份證本來就應該是"居民"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身份證?這個牽涉到一個複雜的背景。過去講偉大的光榮的公民,判刑的人就不算公民,是剝奪了公民權的,但判刑不能剝奪居民的身份,從這一點來說,身份證明還應該是從居民來說更合適。

公民教育是另一個問題。中國的老百姓從臣民、到國民、到人民、到公民,是一個逐漸法制化的過程,現在有些人提倡公民教育是很好的。

至於物權法……它保護私有財產。私人財產這個概念的範圍很寬泛,個人儲蓄、生活資料、個人房產、民營企業家的企業、農民的土地都算,承包經營權歸農民了。

制定物權法的意義當然很大啦,民主推進很重要的一個東西就是私權。民主、自由、人權這三個東西是密不可分的。財產權是人權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人權不僅是政治權,還有經濟權。如果一個人的財產都得不到保障,隨時都會被剝奪的話,就失去了在社會上立足、存在的基礎。我們長期以來,私有財產任何時候都可以隨便被剝奪。

我喜歡說私法精神。原來我說"羅馬法在中國的復興",後來修改為"羅馬法精神在中國的復興"。所謂羅馬法的精神,其實就是私法的精神。羅馬的私法是最發達的。所以後來羅馬法的影響下,有了大陸法國家,民法典,德國民法典,就是這個道理。

所謂私法,就是民法,就是每個人的地位平等,對於自己個人的私事(家庭、婚姻、經濟生活)能自治,完全由自己來決定,國家根本不干預,或者是最小限度干預、儘可能少地干預。新中國建立以來,國家無孔不入地干預:個人生活、住房、結婚離婚生孩子,都要領導批准,一段時間吃飯都要國家管,必須吃大食堂。而要建立民主社會,就要給予私法自治。對,就是你說的消極自由。

我國改革開放以來,一直提倡羅馬法精神的復興。提倡市場經濟就是減少國家干預。中國現在的市場經濟相對來說國家還是管得太多。我們要處理好"國家"這隻手和"市場"這隻手的關係,就是經濟領域的自由主義和國家干預主義的關係。市場這隻手失靈了,國家這隻手要干預,這就是凱恩斯主義。但在中國,市場這隻手還是比較軟。

我常說,中國現在的法治建設是進兩步退一步。比起反右、文革那個時期來說,中國民主和法制終究還是前進的,但這個進程很曲折。這個領導人出現可能快點,那個領導人時又慢一點,那個事情上表現有促進,這個事情出來了可能又倒退一點。這說明中國還沒有實現真正的法治,真正的法治不應該是這個樣子,從這一點說,又覺得中國民主法治的進程還是慢的,應該可以再快一點。我們只能寄希望於共產黨自己能吸取教訓,內部更開明,更清廉些。

民主最好在於監督。我們現在老說完善監督機制,最好的監督機制就是新聞自由和輿論監督,就是你們現在做的工作(笑),你們有什麼就能說,領導不能壓下去。言論自由是根本的問題。

我說過,我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法學家,我是很多著名大學的名譽博士和客座教授,有很多社會兼職,但我沒正經讀過多少法學名著,也沒寫過正經像樣的專著,這裏當然有歷史的原因。

準確地說,我是個法學教育者,我更多的還是講課,演講,普及法律知識。你說到我的社交活動太多,這是事實,但這不是沒有原因的,我是大學教授,但並不想限於自己的舞台。我也不是你說的啟蒙思想者,不要這麼說,但我想起這個作用,儘可能作法學的宣傳,中國跟西方國家不同,在西方,法制知識已經普及人心,大家都有法律理念這麼一個準繩,我國不同,從國家領導人、企業家到普通民眾,對法律的基本理念、基本準則還不熟悉,缺乏基本的了解。在人們心中確立法制的理念很重要。比如制定物權法,就是對法律物權的一次大普及。

本文選自《山河判斷筆尖頭》,陳潔/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8月。

責任編輯: 李安達  來源:江平自述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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