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去 KTV了，上大學之後出去玩主要是蹦迪，也會去玩桌遊、密室逃脫。」
今年剛從上海某高校畢業的小許在被問及「最近一次去 KTV是什麼時候」時這樣回答，他說，初高中的時候，逢寒暑假甚至是周末，一幫朋友們經常一起聚會唱 K，那時候零花錢不多，湊起來買飲料零食，但也能玩的很開心。
上大學之後，從小地方到了大城市，夜店蹦迪成了更適合自己的娛樂方式。
倒不是說不喜歡唱歌了，而是桌遊、密室這些也很有意思，加上身邊的朋友總有不愛唱歌的，去 KTV的次數也就越來越少。
就算是今年春節在家裏，我在微信提議群里提議去 KTV唱歌，朋友們也都不怎麼熱衷了，最後大家選擇了密室逃脫。
「更重要的可能是，KTV從我第一次去它就是那個樣子，一群人只有唱歌，一直都沒變過。如果說同樣有小吃、啤酒、聚會，那可以去的地方實在太多了，為啥非得是 KTV呢？」
不知你是否注意到，無論是00後還是90後，亦或是更年長的80後、70後，曾是年輕人聚會娛樂場景心頭好的 KTV似乎已經成為了過去時。
去年年初，工體北路的著名 KTV——也是王思聰曾一夜壕擲200多萬而登上熱搜的——K歌之王以《總經理致全體員工的一封信》宣告倒閉而再度登上熱搜。
與此同時，相關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3月，我國現存的 KTV企業為6.4萬家，相較於2014年巔峰時期的12萬家已經腰斬。
不僅僅是年輕人不再青睞 KTV了，KTV行業自身也已近黃昏，變化是從什麼時候發生的？
從卡拉 OK到量販式 KTV，點亮亞洲人的夜生活
首先讓我們把時鐘撥回到50年前，1971年，當時的日本正深受西方嬉皮士文化的影向，年輕人迷戀音樂，到酒吧等場所聽歌手演唱是他們的主要消遣方式。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日本樂手井上大佑在為朋友的錄音機灌制伴奏樂曲時，產生了一個天才想法：做一台可以播放伴奏的機器，這樣所有人都能跟着一起唱歌了。
在機械師的幫助下，史上第一台「卡拉 OK」(即「無人樂隊」)機誕生了，以此為糢板，井上大佑用租賃卡拉 OK機的盈利，又開發出第二、第三代卡拉 OK機……他本人也並未申請發明專利，隨着一些電器大廠家介入大規糢開發，卡拉 OK逐漸走向世界。
據日本卡拉 OK協會統計，卡拉 OK最輝煌的時候，1億多日本國民中有超過6000萬是卡拉 OK消費者，行業年銷售額達160億美元。
也正是因此，井上大佑被《時代周刊》評價為「改變了亞洲人的夜晚」。
到了80年代初，改革開放後的中國面貌一新，老百姓對文化娛樂的需求與日俱增，廣州作為改開窗口之一，廣州東方賓館與日方合作引入成立了大陸第一家卡拉 OK廳，那是一個能容納60人的開放大廳，圓形的小舞台上擺放着點唱設備，主要對外賓開放。
此後這種新鮮的娛樂方式蔓延開來，到了1985年，廣州市在全國率先把非營業性舞廳全部轉為營業性舞廳，卡拉 OK也逐漸在全國興起。
據北京市文化局統計，1993年9月北京市共有註冊歌廳282家，到1995年，包括歌廳等在內的新型文化娛樂場所已達1400多家。
在那個年代，卡拉 OK讓國人們第一次意識到了什麼叫做「夜生活」。
1995年1月，來自台灣的錢櫃在大陸的第一家 KTV落戶上海，用了兩年的時間火遍了整座城市，也拉開了量販式 KTV取代卡拉 OK步入歷史舞台中央的大幕。
藉助資本力量的注入，量販式 KTV構建了全新的經營糢式和標準：比如改變了卡拉 OK按歌曲收費的計價糢式，而是按照每小時來計價，沒有小費，明碼標價，在曲庫、印象、服務、包廂等多方面全面升級優化。
再比如，錢櫃率先提供超市自助式購物，不僅有果盤酒水，還有零食、自助餐等等，這些也都成為了量販式 KTV的標配。
彼時也恰逢華語樂壇鼎盛時期，KTV行業迎來黃金時代，發展迅猛，麥樂迪、寶樂迪、K歌之王等眾多品牌湧現。
從豪華大堂到私密包廂再到吃喝玩樂一條龍，帶來的是可以娛樂，可以社交，更有面子談生意的綜合型線下娛樂場所，這完成了對卡拉 OK的降維打擊。
也是從這時起，無論是年輕人失戀消愁，還是生意人商業往來，亦或是中年人同學聚會，甚至是一家人聚餐之後，KTV都成為了一個最佳選項。
能與之一交高下的或許只有如今還「獨步東北」的洗浴中心。
其實唱 K能紅極一時，和東亞文化也有千絲萬縷的關係，與西方人思想行為開放，敢於表達自我的特質相反，受儒家文化薰陶多年的東亞人民性格習慣內斂，大部分人都不善於在人前長篇大論，反而是拿起話筒之後，更敢於把不敢說的話，通過唱歌的方式唱出來。
KTV行業近黃昏：天要亡，非戰之罪
90後的 K歌歷史就是從量販式 KTV開始，對於幾乎沒接觸過歌舞廳的他們來說，一首周杰倫的《黑色毛衣》，一首信樂團的《死了都要愛》，足以勾起那個年代的 K歌記憶。
從1995年到2014年，是 KTV行業行走於巔峰的20年，隨着80後、90後步入社會，曾經是 KTV主力消費者群體的他們開始逐漸淡出。
90年出生的張樂坦言，自己上初中那會兒經常約著同學去唱歌，那時候流動電話沒什麼好玩的，也沒有 wifi，唱 K的時候，有一個人唱歌其他人聽着聊著，也有一個人唱歌大家一起起鬨，還有一個人唱歌大家跟着合唱。
「那時候還會臨場發揮的改歌詞，還會即興的在巨幕投影前跳舞，樂趣太多了，現在去唱歌，就是一個人唱，其他人玩流動電話，感覺完全不一樣了。」
「還有一個更關鍵的，我們這一輩人都工作了，要不忙着996，要不忙着老婆孩子熱炕頭，過日子夠累了，熬不動了，也嗨不動了。」
而00後們並沒有接上茬，隨着移動互聯網的快速普及，新一代年輕人早已作坐擁更多線上線下社交娛樂玩法。
正如更年輕的小許所說，比起去 KTV唱歌，如今的年輕人們更願意刷短視頻、看直播、打遊戲消磨時間，就算是線下社交娛樂，也有桌遊、劇本殺、密室逃脫、真人 CS、酒吧等更多更具備吸引力的玩法。
這分流了大量原本應該是 KTV目標消費者群體的年輕人。
如果想唱歌，線上有各種在線 K歌 APP如唱吧、全民 K歌、酷狗唱唱等，線下開始湧現出迷你 KTV這樣的新物種。
用戶群體的流失只是一個方面，KTV行業從2014年開始就仿佛流年不利。
首先是團購行業的誕生，用拼低價的方式搶奪市場份額，倒逼 KTV企業們陷入低價競爭的泥潭。
要知道，選址要 CBD、裝修要豪華、服務要全面的 KTV本就是一個重成本行業，魅 KTV的投資人吳海曾表示，2016年公司 KTV租金成本佔據經營成本的25%。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不能漲價反而要以各種優惠招攬顧客的團購玩法讓大量 KTV企業在虧損的道路上一去不復返，最終在2015~2016年引發了一輪倒閉潮，根據《中國音樂產業發展總報告》顯示，2016年一年裏，傳統 KTV數量斷崖式減少了近60%。
2018年，才剛剛重整旗鼓緩過勁來的 KTV行業再次遭遇當頭一棒，我國唯一音像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中國音像著作權集體管理協會發佈一條公告，要求 KTV終端商和經營者下架6000多部音樂電視作品。
其中大部分都是消費者在 KTV的常點曲目，比如陳奕迅的《十年》、《K歌之王》、《明年今日》，張惠妹《聽海》、《我可以抱你嗎》、鄧紫棋《泡沫》、信樂團《死了都要愛》等。
事實上，中國音像著作權集體管理協會從2014年就展開了密集維權行動，這讓 KTV企業不能再肆意使用無版權曲庫，丟掉了自己的「核心競爭力」。
到了2020年，一場疫情襲來，線下娛樂場所紛紛關門歇業，相關數據顯示，2020年 KTV行業客流量同比下滑了70%~80%，行業整體已近黃昏。
什麼都沒做錯，只是輸給了新的時代
拋開去年疫情對線下娛樂行業造成的衝擊不談，近幾年的衰落並不是因為 KTV行業做錯了什麼。
而是因為其過時了，或者說，KTV所代表的傳統社交場景業態過時了。
在人們缺乏群體娛樂活動選項時，聚會唱 K或許是一個最好選擇，但在選項層出不窮時，KTV就沒什麼吸引力了。
很少有人考慮到，總有些人是不愛唱歌、不愛聽歌，只是迫於團建、合群等種種原因才參與唱 K的。
人們真正希望的是和有相同興趣愛好的朋友來往，而不是因為大家剛好在同一個班級、部門或社團，就得一起唱歌吃飯。
我的朋友王翰是這麼說的，「我唱歌不好聽，去 KTV玩就是干坐着，唱吧，不好意思唱，不唱吧，一直坐着也挺尷尬的，玩流動電話又顯得不合群。」
不止是自己無聊又尷尬，因為只能一直在那裏坐着，邀請自己去的同學也顯得挺尷尬的，總是這樣當然就不願意去 KTV了。
王翰還補充道，「工作之後不用再搞無效社交，就算是喜歡唱歌的同事、朋友也可以選擇看電影、桌遊、密室逃脫，和我這種不喜歡唱歌的照樣能玩到一起。」
他說出了那些不愛唱歌的人的心聲，去 KTV像是白白浪費了幾個小時，打球也好，看書也罷，有這個時間去干點什麼不行？
歸根結底，如今的年輕人需要也擁有更高質量的社交，想出門可以和三五好友一起劇本殺、密室逃脫，所有人都能獲得更好的參與感，不想出門可以刷劇、玩遊戲。
如何取悅自己才是當代年輕人們最關心的一件事。在這件事上，年輕人已經有了更多選擇，也更願意做出不一樣的選擇。
其實就像網吧取代街機廳、電影院取代錄像廳、夜店取代歌舞廳一樣，社交娛樂的需求永遠不會過時，跟不上變化的行業註定走向衰落。
